是“雪中送炭”還是倒票“黃牛”？

案例

據南方某報報道，廣東佛山經營快遞網購店的鐘氏小夫妻，幫不會上網的農民工訂火車票，每張收取10元手續費，1月13日被警方刑拘。報道稱，這是廣鐵警方今年在粵查獲的最大“黑票點”，這對“80后”小夫妻是“火車票實名制后冒出來的新黃牛”。

此事報道后一天內，引來4萬多名網友“圍觀”，絕大多數網友對小夫妻的遭遇表示同情，他們說，通宵排隊買不到一張火車票，電話訂票打掉了許多話費沒打通，眼看著網絡上有希望訂到票，可我們不會上網呀，好不容易有人來代理了，他又被抓了，他慘了，可過年回不了家的我們更慘了。

1月22日，央視《財經評論》播出《10元代購車票被刑拘，冤不冤？》，參與評論的律師、業界人士紛紛替這對“80后”小夫妻喊冤。次日，這對被關了10天的小夫妻辦好取保候審手續，離開看守所。爭議仍在持續。

分析

實名制加網絡訂票，構成了今年鐵路春運的一大亮點。實名制購票是民眾期待解決中國鐵路客運“一票難求”問題的一劑良方，其目的是有效地扼制票販子。對此，媒體報道鐵路警方對倒票“黃牛黨”實施精確打擊的事件是適時且應當的。與此同時，網絡購票風行，對農民工“買票困境”的加劇，對於農民工群體的購票難，同樣是新聞報道不能忽視的重要題材。然而，有的媒體對實施網絡訂票以后農民工買票更難的現象視而不見，反而將“雪中送炭”的80后夫妻視作了“新黃牛”，其原因何在？

對同一件新聞事實，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場，懷著不同的功利目的，就會有不同的取舍、不同的是非判斷標准。以“80后”小夫妻被刑拘為例，南方某報看到的是實名制后警方追打“新黃牛”的鐵腕手段，自然是“正面報道”了，態度是肯定的、贊揚的﹔而同一日，羊城晚報的報道卻是否定的、批評的，所擬標題是《佛山夫妻幫民工訂票多收10元被拘 網友喊冤》，所選擇的角度截然不同。

長期以來，我們的記者和編輯形成了“隻可幫忙不可添亂”的主觀意識，一個“幫”字，就足以說明，我們採寫或編發稿件，客觀上是帶有功利性的。至於跑線記者，站在“線上”部門的立場，從本地區本部門的利益出發，有的還得秉承本地區本部門領導的“旨意”做新聞，寫出的稿子自然就會百般報道成績，並且往往是報喜不報憂，所帶的功利目的更是顯而易見。為了不 “添亂”，跑線記者往往放棄輿論監督的責任，甚至“反面文章正面做”。這種“正面報道”，因為帶有功利目的，寫作角度必然失之偏頗，分析也就主觀片面，就是站在一方的立場看問題，幫一方說話，說出來的“公道話”，自然就會失之公道。

誠然，以民生報道為宗旨的大眾媒體，應該首先關注民工群體買不到火車票回不了家過年的問題，然后對實名制網絡訂票以后出現的法律滯后問題作一些探討和建議，這樣才是“幫忙不添亂”。然而，圍繞“80后”小夫妻網絡代購火車票，南方某報開初稱是“火車票實名制后冒出來的新黃牛”，第二天同一報紙頭版竟成了另一條新聞“80后小夫妻收10元幫民工買票被刑拘該抓嗎”。相隔24小時，“倒賣火車票”變成“網上代理購買”﹔前一天在搬弄法律條文，借用警方的話稱“刑拘”是“合理合法”之舉，后一天卻引用網友的話，稱“原本是好事，刑拘煞風景”，可謂“朝三暮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