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囂10多年的公民記者,根植於人性烏托邦,並違背社會分工。明確公民記者烏托邦,才明確新聞改革的著力點。
一、專業與業余記者之別
本文所論的公民記者,指“人人是記者”的主張和行動。2000年建立的韓國公民新聞網站Ohmynews.com最早提出:“每位民眾都是記者。記者不是特殊族群,任何想找出新的發展並寫成報道,供他人分享的人,都是記者。”①——這段話經常被引用,但少有人注意到大有疑問。記者當然不是特殊族群,但工人也不是、農民也不是,又怎能說人人都是工人農民?!
究竟什麼決定了記者之為記者,是角色。按社會學理論,“角色是指個人在社會關系中處於特定的社會地位,並符合社會期待的一套行為模式。”②通俗說,角色就是對社會期待的行為回應。由此引出專業與業余記者之別。
區別一:角色接受規范約束。角色都有一套行為規范,突破規范底線,就不是那個角色了。記者的底線就是報道必須核實。而“第一個”出名的公民記者,是因披露克林頓緋聞而名聲大噪的德拉吉,恰恰靠不核實而成名。他當時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台的禮品部工作,該電視台位於好萊塢,因而總可以聽到一些名人八卦。他不是唯一得知克林頓緋聞的人,《新聞周刊》記者邁克爾·伊斯克夫已花了幾個月採訪關鍵的消息來源。但記者必須核實,這需要時間,而德拉吉不需要,搶先把緋聞公之於眾。③
說來真是諷刺,人類的勢利眼大得驚人。這個偶然成名的德拉吉居然被稱為“美國最強大的記者”、“當代的沃爾特·克朗凱特”,迄今還有不少論著肯定他。④這專業與業余的第一戰,專業不是輸在慢,而是輸在因慢而懷疑或怠慢規范,模糊了“應該”與否的標准。社會規范都來自而且隻適用於“大概率現象”,不可能100%地指導生活。任何例外,隻要沒有達到大概率的程度,就不能否定規范。德拉吉搶跑,不是他錯了——他非記者,不受規范約束﹔也不是規范錯了——因他的做法對所有專業記者都不適用。
區別二:角色積累專業知識。知識社會學研究知識的社會分配,有幾個重要命題,且引用並略為解釋。⑤(1)社會的知識儲存由兩個部分組成:普遍相關的知識和僅與特定角色相關的知識。——業余記者大都靠一般知識報道,而新聞採訪與寫作早已專業化(詳后),故德拉吉一炮走紅,后來仍難以為繼。(2)因為勞動分工,具體角色知識(專門知識)的增長速度遠快於一般知識的增長。——專業化之后,致力於同種活動的個體才能比較,優秀記者樹立了學習和超越的標杆,促成專業知識的快速更新。業余記者一般跟不上這種更新,故韓國公民新聞網站Ohmynews.com,2009年就陷入困境,流量排名從頂峰期的世界前100強跌至6000多位。到2012年末,更跌至10000多位。⑥(3)要積累專門角色的知識,社會必須按照能使特定的個體關注其專業領域的方式組織起來。——記者進入媒體也是進入“知識共同體”,同行交流即繼續學習,能學到大量外人無法了解的、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業內”知識,像新聞敏感、線索評估、採訪技巧、新聞策劃的分寸等等。由此推論,有興趣有才能的業余記者為了在新聞業方面持續發展,也成為專業記者更好。
區別三:角色代表制度賦權。角色都有法律或習俗賦予的權利義務。社會之所以需要記者(指專業記者,下同),賦予權利義務是期望他們最低限度“報道事實”,更高要求“報道真相”。社會制度要給記者查証事實和真相提供條件和保障,業余記者大都沒有這種保障。
二、正視人性的黑暗面
我們當然知道,以上“天價煙”事件中,連專業記者也沒有這種保障。但不能由此推出應該大力提倡公民記者。公民記者是個烏托邦,它根植於人性烏托邦,即假設人們會報道事實或真相,但這並不成立。中外哲學主流均對人性持懷疑態度,揭示了大量的黑暗面。所謂“角色接受規范約束”,目的之一正是要制約人性的黑暗面。缺乏制約,黑暗就會顯露。從業余記者的實踐看,主要有三:
因虛榮而嘩眾取寵。2005年8月,美國新奧爾良市遭受卡特裡娜颶風。“有關損失的最初報道都來自市民記者”,他們拍下災難現場,把視頻和照片上傳到博客。但是“事后這些報道被証明是在以訛傳訛——夸大了死亡人數、編造大型體育館內的強奸案和群體暴力事件。傳統媒體最后戳穿了這些謊言。那些最准確和最客觀的報道還是來自傳統媒體的記者,他們通過親自採訪新奧爾良市的警察、救援工人、工程兵、市民以及受害者等重要人物,將客觀事實和高清晰的照片展示在公眾面前。”⑦
九死一生,這公民記者還有色心去編造體育館內的強奸——暈死!恐怕不光是色心,他不瞎編誰來點擊、誰來關注?這種因虛榮而嘩眾取寵我們看得太多,那些為吸引眼球而發布謠言的,為提高點擊率而捕風捉影的,不搞清事實就亂發聳人聽聞的評論來迎合公眾情緒的……大都屬於這種。那麼,專業記者就沒有虛榮心麼?不!虛榮心人人有,貶義為虛榮心,褒義就是榮譽感,角色約束把記者的榮譽感向“核實”引導,核實才能出文章、掙工分、拿大獎……業余記者沒有這種引導激勵,榮譽感就向嘩眾取寵泛濫。同一人性,專業記者以核實為榮,業余記者以搏出位為榮。
因無知而信謠傳謠。個別人沒核實倒也罷了,一旦成為群體的“公民新聞運動”,那更可怕。因為大多數人對話題缺乏直接經驗或核實手段,直言之,就是無知。承認無知而謹慎發言是孔子、蘇格拉底才有的美德,絕大多數人更樂意信口傳播。這傳播有了業余記者的網上接力,就會愈傳愈邪乎。2009年杭州“5.7”交通肇事案,7月20日一審判決,賡即出現帖子:《杭州飆車案審判現場的原告怎麼長得不像胡斌??頂包??》——如果由此核實,本是好開頭。然而,業余記者缺乏核實渠道和手段,專業記者又因各種原因缺位。7月21日,猜測發展成肯定,帖子為《荒唐,受審的飆車案主犯“胡斌”竟是替身》。7月22日,找出胡斌替身是“張禮礤”﹔7月26日,人肉出張禮礤的照片,叫“有圖有真相”……
真不忍心說這就是“公民新聞運動”!但它符合韓國首倡者的定義呀:任何想找出新發展並寫成報道的人都是記者——為何播下龍種收跳蚤?症結在於,一開始就缺乏核實!后來者在虛假基礎上“找出新發展寫報道”,這就成了信謠傳謠。謠言傳播的兩個特征就要起作用,一是添油加醋,從胡斌到張禮礤。二是從眾,有一定數量的人相信謠言,就會在流傳中有更多的人相信。因無知而信謠傳謠,其中所有的發貼人——如果你願意稱之為公民記者——都如此。慶幸的是,我們還有記者!7月31日,新華社記者採訪胡斌,以文字、圖像、視頻綜合報道,對替身說全面澄清。第二天,謠言帖迅速減少,轉發新華社報道成主流。⑧
因惡意而誹謗中傷。以上因虛榮、因無知,還說不上多少惡意。但確有惡意的造謠誹謗,處心積慮想傷害他人。為個人泄私憤報復的,有2009年的“艾滋女”事件﹔以不正當競爭牟利的,有2010年的蒙牛“誹謗門”事件。古羅馬人就知道,謠言走得越遠力量越大,現有兩個因素使誹謗走得更遠:一是業余記者“們”的信謠傳謠﹔二是網絡打手操縱水軍的商業化運作。這一攪,情況更復雜了,分不清哪些是民意,哪些是惡意制造的民意,對后者,民意是用來挾持的。
說了這麼多業余記者的弱點,專業記者就沒有嗎?當然有,誰敢說自己不虛榮、不無知、沒有一點惡意?我們都來自猴子,也會像猴子一樣當眾搔痒……虛榮、無知、惡意是人性固有的,本身無所謂好壞,要指涉具體對象才有善惡,因而社會必須引導人性。社會設立媒體制度,由社會控制媒體,由媒體控制記者,核實成為基本約束,加上層層“把關”的制度化保障,把人性引導到親社會方向,猴子屁股不紅了,走路也不蹦蹦跳跳了……盡管有記者會做出令猴子也臉紅的事,像新聞敲詐,但是,這是要被查處的,總體是以社會-媒體制度,抑制人性的黑暗面。
三、去專業化的採寫劣勢
以上反復強調的核實,只是記者的底線,專業化才是高線,這就把我們帶到“角色積累專業知識”。人人是記者是違背社會分工的,不必引述從柏拉圖以來對分工的論述,隻說新聞業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採寫,都是專業化的產物。就算公民記者人人出以公心報道,因其缺乏專業採寫,也有劣勢。
現場感知與採訪挖掘。業余記者能首發一些記者缺席的現場感知的新聞,尤其是突發事件,像2005年倫敦地鐵爆炸案,2011年溫州動車追尾事故。但社會生活大多數不是突發事件,尤其隱藏在現場感知背后的真相,要靠記者的採訪挖掘。採訪不是從來就有的,1860年代美國才較多採用,1900年代才成為記者的基本活動,直言之,它是專業化的產物。⑨有了採訪,能從貌似什麼也沒有中挖出新聞,從精心安排的一次偶遇中制造機會,還有採訪的制度化。
制度化尤其重要,這意味著記者代表媒體,有制度對其授權。仍說倫敦地鐵爆炸案,BBC當晚採訪了英國內政部長。這部長再親民,多接待業余記者也要累死他,他隻會接待權威媒體,后者因而能對突發事件深入挖掘。記者還有制度化的對各種機構的“蹲點”或“跑線”——公安、醫院、建筑、交通、水電、民政、紀檢、審計……擁有專門的消息來源。其可靠消息渠道越多,依賴身體敏捷就越少。業余記者沒有制度化的採訪渠道,搶抓現場感知的新聞能夠給記者拾遺補缺,專業與業余的結合也能別開生面,但夸大就不好了。雞生蛋,值得我們感謝﹔說雞生出了個行星,莫名戳中笑點!
音像速記與寫作闡釋。業余記者拿起手機拍拍拍,速記音像太容易,但寫出一條好導語就不容易。像范敬宜那條被多次分析的導語——“‘我們能不能再給子孫后代五千年?’當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費孝通提出這個看似突兀的問題時,在場者始則愕然,繼則沉思。”——本是一則會議消息,記者跳出會議,從對方即席講話提煉出環境保護的大問題。導語也不是從來就有的,它也是專業化的產物。有了導語,方便記者闡釋新聞重點,它使記者從速記員變成了闡釋者。
新聞寫作就是闡釋,倒金字塔結構拆散素材的時間順序,按重要→次重要→次要……的順序重新組織,就是對受眾闡釋重點所在。這重點要引起受眾的關注或接受,還有一套新聞修辭。荷蘭學者梵•迪克指出:新聞修辭不同於美學修辭,它是通過提升新聞特征的相關性和顯著性來強調,如強調新聞事件的真實性,可以:“
1.直接描寫事件的進程﹔
2.利用來自現場目擊者的証據﹔
3.利用其他可靠來源(官方、體面人士、專業人士等)的証詞﹔
4.運用表示人數、時間、事件等有關表示精確的數據﹔
5.直接引用消息來源的話,特別是涉及到觀點的時候。”⑩
依然一段窗前月,才著梅花便不同。新聞採寫,有專業化便不同。其優勢,一來源於總體,即歷代專業知識的積累。二來源於個體,即長期鑽一行的敬業創新。偶翻閑書,張藝謀在宜昌拍攝《山楂樹之戀》,對年輕演員說:“什麼是老戲骨?(李)雪健拍一場吃飯的戲拍了30多遍,這就是老戲骨。”?——肅然起敬又傷心不已,這樣的演員真該拿高片酬﹔我也想拿高片酬,但我的吃飯誰看呀?技不如人,隻有到網上寫報道:“有個女孩飄過去,長得像王菲……”往微博上貼照片:“飽得實在不能動了……”
專業化的優勢,就是去專業化的劣勢,除非你相信世上真有不學而能、不專而精的超人!我估計到反對意見,公民記者提倡者強調的是“眾人”,但無數眾人的合作也許眾人拾柴,如戳破“周老虎”立下首功﹔也許聾子聽瞎子說見到鬼了,如胡斌的替身。要命的是,專業的合作有採寫規范,可以大體預測結果﹔去專業化的合作既無規范又有人性的黑暗面,我們完全不知道“這次”會走向哪裡。更多的是哪裡也走不遠,成為無足輕重的信息碎片,有現場感知缺採訪挖掘,有音像速記缺寫作闡釋……不能蔑視專業化,人類走到今天靠的是專業化,有政治家、科學家、藝術家……農民就是個種庄稼!
四、網熱媒冷很危險
明確公民記者烏托邦,它就沒有好處麼?有,除了為記者拾遺補缺,還有一層。烏托邦本意為“沒有的地方”或“想象的好地方”,它一般有兩個方面:一是無效性,它把不可能描繪成可能,是被夸大的願望投射,因不真實必然走向幻滅。二是理想性,它是對美好事物的憧憬,它反襯出現實的缺陷,因而促成現實的改革。?
公民記者促成什麼改革?本文第一部分已蘊含答案,它倒逼記者的專業化。記者要更嚴格核實、更精通業務、更認真履行法律賦予的義務權利。最后一點不是記者本身所能解決,那需要制度改革。當務之急是改革網熱媒冷現象,即有些公共事務,網上人聲鼎沸,傳統媒體卻不報道,或報道得語焉不詳又時效滯后,這放入公民記者烏托邦的背景尤其危險。危險有由小到大的三層。
專業記者趨業余。前面分析制度引導記者報道事實和真相,也談到《西安晚報》“天價煙”事件,但我們知道,記者報道事實后被停職,制度引導中斷了。制度本是社會的調控機制,它疏導人的行為。記者也是人,同樣有虛榮、無知等等,你阻攔他“由事實而真相”這條有益社會又為記者帶來榮光的路徑,他可能選擇其他路徑。尤其有了網絡,跟網上跑省力得多。這在2003年湖南女教師黃靜案中就有表現,不久有人撰文:“黃靜案中,我覺得最需要反思的是媒體。……媒體簡單的跟隨網絡飆進,先入為主的價值認定,粗暴的事實判斷等等,……在這些報道中,我們有沒有過不到現場調查僅僅是電話採訪的稿件?有沒有隻採訪一方當事人的稿件?有沒有直接給一方當事人污名化甚至入罪的稿件?有沒有過屁股指揮腦袋,立場決定是非的稿件?”?——可惜這個反思沒有阻擋“隨網絡飆”的趨勢,黃靜案中初見端倪的各種表現后來愈演愈烈,結果就是專業記者“往下笨”而趨於業余。
主流媒體滑邊緣。比記者往下笨更可怕的是媒體。社會需要主流媒體,是要報道大新聞,邊角新聞都是由邊緣媒體報道的。什麼是大新聞?社會學區別“個人困擾”和“公眾論題”:一個人失業,那是個人困擾,或因其技能、品行、機遇等等﹔近1/3的勞動大軍失業,那是公眾論題,不能指望在個人層面找出解決辦法,因為社會的機遇結構已經解體。?公眾論題一定是大新聞,主流媒體必須對公眾論題發聲。我們有過多少次沉默了?“不明真相的群眾”隻有上網了。網熱一回,媒冷一回,主流媒體滑向邊緣第幾回?!
政府公信力流失。媒體邊緣化也罷了,最終損害的是社會。現代社會,媒體是政府與公眾的交流系統。公眾與政府需要有信任關系,信任是一種態度,是把利害攸關之事委托給對方﹔信任也意味著風險,他人可能失信、失誤或失敗﹔因而信任一般是脆弱的,政府必須不斷積累公信力。媒體作為交流中介,通過失誤預警、分歧協商、經驗共享等等,尤其在公眾論題上建立民眾與政府的信任關系。媒體缺席,剩下就是政府與公眾雙方,仍說“天價煙”事件,究竟是傳媒來披露真相公眾更相信,還是政府自己出來披露公眾更相信?特別當政府與民眾發生沖突時,邊緣化的媒體是不起作用的。老百姓成了老不信,政府說什麼都不行,連同公信力流失的,還有政府權威。
公民記者拾遺補缺的前提是存在主流媒體和記者,可以抑制前者的消極面。缺乏抑制,后果很嚴重。看一個切片:2005年8月29日。美國新奧爾良市。卡特裡娜颶風、洪水。80%城市被淹。電斷、通信斷。第二天,努力修復,“隻有簡單的互聯網能夠工作”。公民記者編造了大型體育館的強奸案和群體暴力事件。看來無關宏旨的“因虛榮而嘩眾取寵”,加上“因無知而信謠傳謠”,在這“網熱媒冷”的特殊條件下,被市長相信。市長告訴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奧普拉:“上百個全副武裝的暴徒”在體育館強奸婦女,到處殺人,整個城市“幾乎成為色情濫殺的國度”。再通過權威媒體傳播,這一來:聽了收音機的難民更加焦慮,情緒接近爆發邊緣﹔美國交通部派來接難民的部分公交車司機擔心安全拒絕開往新奧爾良﹔州政府、聯邦政府官員情況不明,影響了如何分配資源的決定……?
正如病理學是生理學的反面,這切片凸現網熱媒冷的危險,何況切片中還沒有因惡意而誹謗中傷、沒有網絡黑社會、沒有記者隨網絡飆……而現在這些都有了,病發加並發就更危險。等患重症才下猛藥就晚了,現在就得積極主動改革,從改革網熱媒冷現象起!
原載《新聞與寫作》2013年3期
注 釋:
①丹·吉摩爾:《草根媒體》,83頁,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
②奚從清:《角色論——個人與社會的互動》,6頁,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
③達洛爾·M.韋斯特:《美國傳媒體制的興衰》,1∼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④斯科特·羅森伯格:《說一切:博客——不可阻擋的個人媒體革命》,52頁,東方出版社,2010
⑤彼得·伯格、托馬斯·盧克曼:《現實的社會構建》,6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⑥鄭一卉:《從OhmyNews的衰落看公民新聞的發展方向》,《現代傳播》2010(1)。2012年12月2日,我用alexa.com查詢ohmynews.com的流量排名,為10531。
⑦安德魯•基恩:《網民的狂歡——關於互聯網弊端的反思》,46頁,南海出版公司,2010
⑧周裕群:《當代中國社會的網絡謠言研究》,148、151、154、158頁,商務印書館,2012
⑨邁克爾·舒德森:《新聞的力量》,65、67頁,華夏出版社,2011
⑩托伊恩·A.梵·迪克:《作為話語的新聞》,87頁,華夏出版社,2003
?羅春烺主編:《解碼〈山楂樹之戀〉》,93頁,長江出版社,2010
?保羅·蒂裡希:《政治期望》,216、219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資深助教:《關於南周黃靜案反思》,見“天涯社區•傳媒江湖”,2006-07-20,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article=52283&stritem=no06
?C·賴特·米爾斯:《社會學的想像力》,6∼7頁,三聯書店,2005
?徐富海:《城市化生存:卡特裡娜颶風的應急和救助》,66、143、148、214、215頁,法律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