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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摘 要：王韜是19世紀中國著名的思想學家，我國歷史上第一位報刊政論家，他被譽為中國新聞記者之父，亦被稱為“具在專門辦報思想第一人”。筆者認為，王韜先生之所以能得如此高度評價，與他的新聞思想密不可分：重視報紙信息傳播、“立言”的新聞功能觀﹔強調報紙在社會變革中作用的新聞政論觀﹔提倡品行誠正，博古通今的新聞人才觀等。正是得益於這在當時極具震撼力的大膽思想，使后世得到啟蒙，而其報刊實踐及系統的報刊理論又奠定了我國近代報刊的基礎，從而展示了王韜對中國新聞學的突出貢獻。
關鍵詞：王韜﹔新聞思想﹔《循環日報》
王韜是19世紀中國著名的思想學家，我國歷史上第一位報刊政論家，曾被譽為中國新聞記者之父。他詩賦洒脫，學貫中西，經歷傳奇，是19世紀中國不可多得的人才。他涉獵廣泛，在哲學、教育、社會、經濟、歷史、新聞等多個領域都頗有建樹。然而，世人了解他最多，印象最深的則是他作為我國近代新聞先驅者的身份和他在《循環日報》上所發表的一系列大膽新穎的時政評論文章，由此，王韜被稱為我國近代以來“具在專門辦報思想第一人”[1]。筆者認為，王韜先生之所以能得如此高度評價，與他的新聞思想密不可分：重視報紙信息傳播、“立言”的新聞功能觀﹔強調報紙在社會變革中作用的新聞政論觀﹔提倡品行誠正，博古通今的新聞人才觀。正是得益於這在當時極具震撼力的大膽思想，使后世得到啟蒙，而其報刊實踐及系統的報刊理論也奠定了我國近代報刊的基礎。
一、重視報紙信息傳播、“立言”的新聞功能觀
王韜青年時代接受的是孔孟儒學思想，但他並沒有被我國傳統的思想束縛，反而因為游學英國、途經法國的奇異經歷，使他受教於西方文化、政治，從而提升了自身認識。而這一點恰恰也為他的政治思想和變法改革意識奠定了基礎。王韜生活的時代是西潮涌入，新舊知識交匯，古老的中國正向近代轉型。他認為，隻有辦報，才能使國人增長見識和眼界。王韜充分認識到報刊有益於國家的作用，希望通過報紙傳播新知，使中國人知道“大地九州之外復有九州”，四書五經之外尚有輿圖算術等自然科學知識。
王韜認為，加強官民聯系，政府應放開言禁，讓人民講話。這種思想直接影響了20年后資產階級維新派思想家康有為、梁啟超。康梁提出的“滿漢不分，君民同治”的主張，吸取了王韜“治中”的思想，康梁的變法改革中有一項是大行報刊的各個功能，倡西學，開民智，突出報刊“通”上下的功能，也源於王韜的新聞思想。王韜提出自己的新聞理念，並付諸實踐，在1847年1月5日在香港創辦了《循環日報》，成為近代中國第一個宣傳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宣傳陣地的報刊。
王韜充分認識到報刊有益於國家的作用，為此，他超前地提出在當時的中國設立中國人自已主辦的“西文日報”，向外國人進行信息傳播，這是新聞對外宣傳的思想體現。聯系他的治中馭外的政治思想和變法改革意識，我們不難發現其新聞思想中的對外宣傳的內容，即“攘外”，通過報紙對外發表看法和意見，以爭取主動，要進行對外宣傳，就要利用好報刊的作用。在這一點上，王韜繼承了林則徐、魏源等人重視夷情，通達外情的思想，但他主要強調“諏遠師長”、“通外情於內”，主要主張吸取西方的精華來警示自己，這也是王韜新聞思想中的“大同”觀。王韜從“其道大同”的世界觀出發，看到報紙對外宣傳即攘外的作用，正是他作為改革家的魄力與魅力，也是中國新聞史上關於加強對外宣傳的第一聲吶喊。
二、強調報紙在社會變革中作用的新聞政論觀
19世紀70年代，王韜摒棄了當時“言不論政”的陳規，在新聞報刊上直言論政，鼓動變革，以大量高質量的政論文章橫空出世，無論從思想內容，還是從表現形式上，都是以后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政論家們汲取營養的啟蒙范文，其實踐及理論方面都奠定了我國近代新聞報刊的基礎。
王韜的新聞思想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他把自己對新聞的了解和中國具體的政治需要緊密聯系結合在一起，並對之有所取舍，做了中國化的處理。后來的新聞思想家和實踐家都從王韜身上得到了極大的啟示。故王韜被譽“為中國新聞思想的發展奠定了第一塊基石。[2]”王韜把報紙的作用歸於“上情下達”、“民隱得以上達”、“通外情於內”、“達內情於外”和控制輿論、感化人心上，充分認識到報刊有益於國家的作用[3]。作為將理論付諸實踐的新聞人，王韜曾在上海的《六合叢報》、《萬國公報》等多次發表文章，並在《循環日報》任主筆達10年之久，形成了自己“千古文章心自得，五洲形勢掌中收”的獨具一格的寫作風格。與其新聞思想理論相得益彰的是他開創的一種新的報章文體──政論文章。
文以言志。王韜的政治思想和改革精神充分體現在他這種“無所師承”、“喜即為之下筆”的新型政論文章中。這些文章突破了《申報》等其他報刊上的八股評論文章及清朝后期桐城派文體的限制，極少引經據典。“知文章所貴，在乎紀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所在。”（《弢園文錄外編自序》），因此他廣述國內外大事，使報刊政論文章能夠融入社會生活，作為影響輿論的導向而提高報刊的政治地位。
王韜政論文章的一個突出特點，還體現在它論題的時效性上。如《論琉事不足辯》等，都是針對當時日本侵犯中國藩屬琉球（今天的沖繩）的新聞事件而發，針對性強，時效性強，可以幫助讀者更深入地認識這些時政事件，可謂依托於新聞事實，深化主題觀念，就事論事，挖掘隱藏新聞背后的東西，這些與傳統的論辯文體迥然不同。王韜認為，“時勢不同，文章亦因之而變。”“時勢”正是王韜政論文章的基點。
三、提倡品行誠正，博古通今的新聞人才觀
王韜作為中國新聞事業的開拓者和第一個報刊政論家，他提倡品行誠正，博古通今的新聞人才觀，這一見解促進了新聞從業人員對自身道德和才能的修養，是中國新聞學界的共識。作為沿海改革家的王韜，有意識地把游學英國的所見之《泰晤士報》主筆執政的作法引進中國。他提出必須“慎加遴選”報刊主筆的觀點。王韜認為，欲求事業之興旺，須以得人為先。人又以品德為重，對不同領域的人才應有不同的品德要求。作為新聞工作者，最重要的就是公平誠正，不然就難於擔當“直筆”之職責。王韜曾提到，在西方，報紙和報人（特別是主筆）的地位極高，其言論足可左右局勢和人心。他贊揚道：“英國之泰晤士，人仰之幾如泰山北斗，人心之所趨向也。”“西國為日報主筆者，必精其選，非絕倫超群者，不得預其列。[4]”因此，他要求要讓那些德、才、識、學四者具備的人來充任報刊的主筆，堅決杜絕那些“挾私訐人自快其忿之人”或“非通材，未免識不而遺大”的人來做主筆或編輯人員，否則會降低報紙信譽和威望，造成輿論不清、社會不寧。
“不作人間第二流，奔騰萬裡駕輕舟”（王韜的詩句）的思想，是康梁思想的溯發地，他的新聞思想、政論文體澤被后世，他所崇尚的理想“大同”世界激勵著后世。但是，王韜的新聞學思想也有時代的局限性和偏激之處，也有和當今社會要求不符合、不確切的方面，我們研究他的新聞學思想是為了更好的研究如何利用新聞學的理論和實踐為我國改革開放事業，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揮作用。
參考文獻：
[1] 徐培汀,裘正義.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M].重慶:重慶出版社,1944.
[2] 黃旦.王韜新聞思想試論[J].新聞大學,1998(3).
[3] 方漢奇,張芝華.中國新聞事業簡史[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4] 王韜.論日報漸行於中土[A].弢園文錄外編(卷7)[C].向長洲王氏上海鉛排本,18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