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報道經驗]魏海波：如果記者去救人，是我的驕傲

4月20日8點02分四川省雅安市蘆山縣發生7.0級地震，很多媒體同行已經在前線採訪或在奔赴前線的路上，人民網傳媒頻道把李梓新所著《災難如何報道》一書中的“汶川地震媒體操作實錄”予以刊發，希望能對在前線採訪的同行提供一些參考。該書2009年1月由南方日報出版社出版。

在這本書裡，你可以讀到來自12家中外媒體的主編、主任和記者們對2008年5月四川大地震的回憶和感想。

魏海波：如果記者去救人，是我的驕傲

魏海波：南方都市報廣州新聞中心主任

魏=魏海波

李=李梓新

李：這次南方都市報在抗震的報道中表現非常出色，無論是文字還是圖片，包括網絡上的報道部分，與紙媒結合得都非常出色，你應該在這次報道中算是總指揮吧？

魏：也不應該算是總指揮，我是第二天就去成都做了一些前方的協調工作。

李：你是怎樣決定要過去的？

魏：5月12號14點28分發生地震之后，當時我們自己也感覺到樓在晃動，而且我們迅速接到了讀者的電話，說全國很多地方都有震感，最接近的是重慶的。於是我們就斷定這次事件會非常重大，我們啟動了緊急的報道預案，因為我們平時都有重大事件的報道預案。有我們的數字報、奧一網、編輯部，消息越傳越開，加上整個成都的通訊中斷。當時新華社馬上發表了報道，說震級是7.6級，我們緊急聯系我們在成都工作的同事，結果過了兩三個小時才聯系上。很快有消息過來，說已經有3000多人遇難，而且還有一個聚源中學倒塌，於是我們整個編輯部包括執行總編輯都投入到事件的報道之中。數字報在事發半小時之后就已經開始報道了。

李：你剛才提到的報道的緊急預案是什麼時候形成的？

魏：因為南都是一份比較年輕的報紙，真正建立緊急預案是在去年，去年我們建立了緊急指揮中心，重大事件發生之后，我們會第一時間報告執行總編，啟動整個中心，或者是跨中心、或者是報社的資源進行網絡、紙媒的報道。

李：之前的事件中有沒有運行過這個預案？

魏：有，之前廣州發生的槍擊事件也運用過，還有沉船事件。但是這次事件是我們建立預案之后最嚴重的。后來我們組織完當天的報道，十一點的時候我們的執行總編庄慎之從外面趕回報社，看當天的版面，而且要策劃號外，於是決定派我第二天去成都。

李：后來號外出了沒有？

魏：出了。

李：剛才你談到事發當時在成都有出差的記者，他們一共多少人？

魏：當時因為成都地區的通訊中斷，我們就查我們的記者，有哪些人來自四川，又有多少人在那邊出差？發現有同事來自四川，甚至是都江堰，但人數很少。但是有兩位同事恰好在四川那邊，他們是經濟新聞中心汽車條線的記者。一位在正在成都機場，另一位是回去奔喪的。當時我們也不知道他們的位置，后來發現短信偶爾能夠聯系上他們，於是他們迅速去往聚源中學。另外重慶記者立即去北川中學，當天晚上八九點鐘就到了。后來我們之所以第二天出號外就是因為我們記者在當時的重災區都有稿件，能夠証實當時發生了什麼事情。

李：你13號去的時候還有多少人和你一起去前線？

魏：當天下午我們就已經調度各種類型報道的記者，包括深度報道的、突發事件的、攝影記者等，當天下午的機票買得雖然非常容易，但是直到晚上11點都沒有起飛，空中管制，我們晚上決定派自己的越野車從廣州出發。當天凌晨左右就出發了，第二天一早，我們已經有各個城市的記者。最早的有早上七點多跟深圳的特警、邊防去救援。

李：你到了成都，就在成都進行前線的指揮調度吧，你那時候感到的壓力大嗎？

魏：壓力是比較大的。

李：后來一共投入了多少兵力？

魏：三天之后，南都在成都的採編再加上行政人員將近五十個同事。

李：作為南都這樣一個日報，它是怎樣兼顧它的話語以及專題、它的稿件特寫之間的關系？我看到這次南都也有很多專題來講述這次事件。

魏：當時我去成都已經是13號晚上了，到了成都之后開了一個會，大家覺得災情基本上清晰了。映秀、都江堰、青川、北川、綿竹和什邡都非常嚴重。我們覺得應該解決幾個問題：一個是怎樣面對災難，以什麼態度面對。我們有同事就提出這是一場國難，我們的身份不能說是旁觀者而應該是參與者。第二是我自己的一點看法，我們的一線採訪應該做一種補充式的採訪。我認為即使有100個記者都是不夠的，因為那個時候你無法兼顧到很多東西，跟網絡直播，以及中央台的資源和報道經驗相比，我們的資源都是不足的。第三個是地震報道有自己的科學規律，在這次基礎之上有可循規律，跟國家的政策、經濟、文化都有一定關系。我們覺得還是要去現場看一看，於是派記者第一時間趕到現場。很快，在綿竹、映秀、成都、都江堰等地，我們都設置了記者組。后來還成立了一個成都組，一個調查租。我們當時的模式就是先去現場觀察。現場組的同事反饋回來信息﹔然后我們另外有調查組的同事來做選題。當時我們覺得地震報道是長期工作，剛開始的一個禮拜是救人，然后是安置、防疫、重建、心理輔導等。我們切合每個段的重點，盡量做動態。另外調查的話，有主筆制、選題制，比如說你發現了什麼事情，可以讓動態組的同事去採集信息，再由你來主筆。因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我們會覺得在那樣的現場是沒有辦法去實現的，也更沒有辦法去兼顧。

李：這個機制很不錯，它有一種日報和雜志的結合。

魏：后來我們還有一個航派組。

李：這個完全是商業考慮的嗎？

魏：不僅僅是，在這樣大的災難面前大家很容易去 合作。它是一個深圳中海直，負責去那邊做救援，我們有記者搭上他們的直升飛機可以第一時間看到現場救援的情況。

李：據你所知，這個航拍組是不是國內唯一的？

魏：不是，新華社和解放軍報比我們做得更好。

李：在市場媒體裡呢？

魏：我沒有這樣比較過。因為我們有同事住在他們基地，所以他們方便的時候就可以帶上我們的記者。

李：這也是報紙在當地的人脈網絡和解決能力的體現。

魏：后來我們當天晚上制定了報道的方向，對於我們來講最大的問題就是交通和通訊中斷。后來我們組別的分割就是以車為中心，我們的四輛車14號凌晨從廣州抵達成都，又租了一些車。我們要做到北川記者組如果一早出去，晚上回來，在現場沒有通訊發不回來稿件，盡量給每個組多派一個人，一般是兩個文字，兩個攝影。我們規定一組凌晨出發，清晨天剛亮時他們就已到達到現場開始工作﹔另一組可以多睡一回，早上出發，中午到現場，兩個組在兩點鐘左右互相交接。因為當時沒有食物，記者也跟災民差不多，他們一天可能隻吃一片面包，喝一瓶礦泉水。我們雖然也在車裡准備了東西，但是他們也都會捐給災民。通過這種被迫的、最原始的方式，我們特定時間、地點去接記者，記者把當天所有的稿件都帶過來，我們進行第一時間的報道。黃金72小時對我們的考驗還是比較大的，我們不具備央視專線傳稿的優勢。就像映秀鎮，徒步進去雖然非常辛苦，我也要求哪怕走到一半，當天還是一定要有一個人回來，去青川的記者當天也要有一個人回到廣元，把稿件帶回來，另外讓我們知道大家都還安全。

李：其他資源的支持上，你們是否得到了一些幫助呢？

魏：其實當時很忙亂，比如我們因為知道自己的人手不夠，所以尋求願意與我們合作的四川大學新聞系的學生，看看誰願意到報社來實習半個月，當時有十多個同學都願意在我們這邊實習。我們讓他們留在成都，可以跑一下醫院，相關機構等。至於企業合作方面，一旦我們發現企業有商業目的的話，都拒絕了他們。

李：政府方面你們有向他們尋求什麼幫助嗎？

魏：我們感覺政府在這次事件中做得非常公開、透明。從我掌握的信息來說，在前幾天，他們就是想幫你也沒有辦法幫。在后面的幾天中，包括和建設廳、地震局、疾控中心，在新聞發布會上等，我們都有比較密切的合作。我們還有一條線是專盯政府的，分別在北京和成都盯政府口。

李：當時前幾天的主線以救人為主，慢慢轉移到搜尋遇難者、防疫等等，是吧？

魏：從內容上面講，南都比較快地建立了框架，對整個事件有我們自己的消息來源。我們從國家到四川省，到各地市都建立了信息源。后來我們的記者和他們的縣長、縣委書記都很熟，所以消息的來源還是比較豐富和廣泛的。但是有一個問題同樣存在，是關於倫理、道德方面的問題。我們記者採訪到的活著的個案比較少，當時現場還是有一個共識，因為我們的記者有一個原則就是不妨礙救援，而且很多傷員一旦被就出來立即轉移，除了央視和中央媒體得到特許之外，所以我們不太容易採訪到傷員，隻能在100米之外看著。於是我們決定做專題的報道，比如失去孩子的家庭，或失去家庭的孩子，做訃聞。我們做一個片區的搜救，比如北川大營救，這是一個典型。后來我們又去做告別北川的報道，為這個城市做了訃聞。后來我們還做了一個系列，叫《學殤》。在客觀條件下我們除了自主報道外，還利用了中央電視台、新華社等大社的信息進行補充。

李：在前線上，你需要指揮后方的編輯嗎？

魏：我們后方有編輯負責人，我和這些同事也有聯系，而且我們幾乎沒有爭執。

李：這次的圖片用得非常好，攝影記者這方面是怎麼安排的呢？

魏：這次我們的視覺中心總監王景春是和我一起到了災區，一起指揮前方的。

李：他帶了有十幾名攝影記者吧？

魏：有。攝影記者和文字記者是一同被發派出去的，做搭檔。

李：封面的大圖一般是誰定的？

魏：我們后方有三個圖片統籌，王景春在前線會把比較血腥的圖片篩掉。一些慘烈的、未成年人的圖片也會進行把關，選擇后的圖片傳回這邊，這邊的編輯再進行編排，決定怎麼上版，有沒有做視覺方面的專題，如何進行當天的配題。

李：在成都，前方稿件大致就會完成編輯了嗎？

魏：這個沒有。成都只是一個稿件的收集，我們的習慣是記者主要傳稿到報社稿庫，特別重要的我會調閱回來看。其實我這次在成都主要工作是信息整合，做出判斷，進行調度、安排記者，給予報道方向上的指導，以及后勤，買一些必備的防護物品，安排衣食住行。

李：去前線的記者回到成都之后，你是否給他們一些心理上的指導來防止心理上的波動？

魏：我們覺得這是應該的。我們沒有辦法去特別地做心理調適，最多隻能互相傾訴。因為前幾天幾乎每個人都隻能睡三四個小時，吃一頓飯，大家都很忙碌，寫完稿子一般到晚上11點，然后才能出去吃個熱飯。吃飯的時候才能互相聊一聊。我感覺前三天大家聊得還比較理智，后來慢慢地，慘烈的事情都多起來了。大家心裡都會出現一些波動。

李：派去的年輕的記者多嗎？報道經驗如何？

魏：我們派出的記者絕大部分就像警察剛從警校畢業一樣，雖然已經辦過案了，但是對這樣的大案還是沒有太多經驗，有可能一輩子也遇不到一次。所以隻能硬著頭皮辦案了。他們都很年輕，很多都三十歲以下。

李：有沒有堅持不下去的，需要輪崗休息的？

魏：我們后來強制他們輪崗休息，記者通常一待就是兩周。

李：我之前也已經跟一些媒體聊過，發現南都在這次報道中的安排還是井井有條的，而且滲透能力也很強，南都怎樣定位自己這次報道的特點、特色？因為南都一直是一個很有特色的媒體。

魏：我們當時想的是盡量去真實地去記錄、報道災難。后來我們更多地是盡力做一點事情，或者幫助解決一些問題。后來都沒有用力做轟動性的策劃。比如說我們在直升飛機上面航拍到一組鄉村廢墟的照片，沒有太多救援跡象，是孤島。我們決定把這些照片傳到網上去，讓記者與當地領導溝通。我們不敢說這個有什麼作用，但我們也毫無保留。如果是為了發行量的話，我們甚至應該留一天，再去做報道，這樣從新聞報道來說會更好。但是我們都沒有，我們希望能夠提醒救援的人員到當地進行重建。

李：你剛才談到很多東西發到網上，這次你們是不是有很多稿件直接供給網站了？

魏：我們南都本身有南都數字傳媒部，所以我們也會直接發稿到數字傳媒部的編輯，由他們處理后再在南都數字報和奧一網上發布。

李：稿件在網站和報紙上的分配是否會矛盾沖突呢？是否需要協調？

魏：大的沖突沒有。網上的報道一般是搶時間的，有一些是靜態報道，就沒有必要放到網上。

李：這次你個人對最前線發出的最滿意的作品是哪一個呢？

魏：我自己對稿件的評價標准不是滿意不滿意，而是哪些達到了我們預期的目標，是否達到了最初採編的預想，比如《學殤》系列、北川大營救等專題。其實現在我們也隻做了一個開頭，我自己感覺起碼要花五年進行汶川地震的報道，比如對於那邊的羌族文化的追蹤。我們編輯部后方還完成了《七日祭》的特刊，並把這個特刊的內容提供給出版社出了一本書，拿來義賣。

李：可以看出，這次事件報道中，報社也已經超越了媒體的功能，承擔起社會組織者的角色對嗎？

魏：對。我們13號的報上就有倡議的捐助，我們12號當天就找到廣東省紅十字會，倡議捐助，共同開通帳號，最后這個賬號上有3000多萬。我們南都還進行了版面的義賣，我們拿出幾個版面，版面上登的廣告，收入都捐給災區，我們的零售也義賣，還聯系了廣東醫療系統的專家，組織心理輔導隊。南都的很多同事也為災區捐了很多錢。對於這些我們都沒有特別進行報道，因為我們覺得這些是熱心的關心災區的朋友們做得非常值得贊揚的事，南都只是一個平台。

李：我也看到綿陽的九洲體育館在招工，是奧一網聯系當地民工看能不能來廣東找到工作。

魏：對，后來我們跟廣東的各個市，尤其是珠三角城市區。看能否幫助災區的人找到工作。我們做牽線搭橋。

李：想來工作的人多嗎？

魏：還可以，他們很高興。但是當地的很多人還想挖出廢墟裡的財物，還想盯一下善后的賠償。所以現在申請的人還不多。后來我們還想到幫汶川賣水蜜桃、櫻桃等等。后來我們和汶川的農業局局長還聯系了。

李：你是否覺得在這次報道中，南都進一步突破了地域性的界限，確立了其全國性報紙的地位？

魏：從我個人理解，我覺得就南都作為一份報紙的志向和我們現在的影響力來對比，突破地域性還是一個奮斗的目標。隻能說盡量做好。

李：這次地震事件對我們意味著什麼呢？它是否是最大規模的報道？

魏：就我本人經歷的採訪報道來說，它雖然是最大的，但我們在操作上不覺得措手不及。從十七大開始，我們對兩會、雪災等事件都進行報道，這種項目制都已經成為慣常，我覺得難度不比這回小。

李：你自己有沒有去前線看一看？

魏：我心裡非常矛盾，因為我自己也是成都人。我去過都江堰聚源中學、也去過綿陽，但是沒有辦法進入到沒有通訊信號，以為我的崗位是后方調度。在過去一個星期后，我曾經想過把指揮點搬到綿陽，離現場近點，但明顯感覺綿陽的信息匯集速度不如成都，又很快搬回成都。

李：你是成都人，所以在人脈上是否會給去當地採訪的記者提供一些幫助？

魏：沒有，只是我心理上感覺那是我的家，我如果找的話肯定能找到一些資源。但是事實情況是到了現場我們就開始工作，我根本沒有時間去找人，而且我從大學畢業就來到了廣東，所以在老家也沒有太多認識的人。我到了那邊就告訴他們，一切靠自己，一定要堅定，靠自己就可以採集到很好的資料。

李：我採訪到的一些記者表示，他們覺得救人比寫稿更加重要，救人能夠切實地幫助那個人，但是寫稿卻不一定。作為管理者，遇到這種情況你會怎麼辦呢？

魏：我不會強制他們一定要寫稿，這種事情我從不過問，大家看著辦，如果真覺得救人更重要的話那就讓記者去救人。

李：是什麼原因讓你這樣做呢？是不是在記者足夠的基礎上才能這樣尊重他們的選擇。

魏：我個人對他們非常理解，我們每天去前線的記者都會大哭痛哭，會一遍捐錢一遍進行採訪，所以我認為首先要讓他們做好一個人本能希望去做的事情，我對這個非常理解。在災后的12天，映秀已經通車了，我們報社的記者幾個人一起去映秀鎮，當時想去採訪校長，映秀鎮還在救援和挖掘。映秀的小學傷亡慘重，當時現場已經沒有什麼人了，隻有一位老奶奶，給我的同事的感覺是生命的蠟燭輕輕一吹就會熄滅了。當時是中午，太陽很晒，老奶奶坐在樹下打瞌睡。因為有同事覺得老奶奶是不是已經走了，於是去晃動老奶奶，她的耳朵不是很方便，她一見到人就開始按照自己的邏輯給記者講述她的故事。她說她還有一個小孫子，她最喜歡這個小孫子，大孫子經常逃課，不好好學習，但是小孫子很聽話，一直好好上學，地震的時候還在聽課。她這次來帶了兩套衣服，一套是小孫子最喜歡的，如果小孫子能夠活著出來的話，她就給他穿一套有顏色衣服，戴他最喜歡的帽子﹔如果小孫子已經死了的話。她也一定要給他穿上一套嶄新的白衣服，送他回家。大孫子還怒斥這個老奶奶，不讓她來這裡受。

當時現場的救援人員也給我們的同事講，這個老奶奶很讓他們感動，她在現場發現了好幾個還活著的小孩，讓他們趕緊去救援。但是當她的孫子被挖出來的時候，已經是流脂的狀態了。那個慘象，讓我們的同事都受不了。后來他們甚至騙老奶奶，說隨便找個人告訴她就是你的小孫子，但是還是不忍心。我們的記者勸她回去，但是她不肯，也不吃記者給她的東西。后來我們的記者就幫助老奶奶背著她的籮筐，像她的孫子一樣走在已經變成廢墟的映秀鎮。這次我們很多記者都做了本職工作以外的事，對於我來說是一種驕傲，我不會限制他們。首先做好一個人，再做好一個新聞人，這是基本的事。

李：這句話我們在地震中聽到越來越多。你在前線一共呆了多少天？

魏：我呆了半個月。

李：中間有沒有什麼最難熬的時候？

魏：對於我個人來講，當時已經沒什麼時間概念了，打完所有的電話都已經是凌晨兩點了，然后上網查一查資料就休息，第二天七點又會被電話吵醒，又開始打第二天的電話。每天都差不多是這樣。

李：你也不擔心余震嗎？

魏：我覺得是生死有命，但我很擔心在外面的同事。

李：這次事件對你的人生觀、自然觀有改變嗎？

魏：我第一次遇到國悼，全國默哀，當時我是在綿陽的酒店，我同事都去干活了，我剛從九州體育館回來，一個人在酒店。當時我就特別想看一下那三分鐘，普通的街上會發生什麼事情。我個人是很矛盾的，因為我雖然覺得默哀應該是閉著眼睛，但是我還是忍不住睜開眼睛看。本來很繁雜的街道，警報一響起，所有的車停到一邊，所以動的東西都靜止了下來，一片汽笛聲。酒店所有的服務人員，都在曝晒的天氣下列隊。包括小賣店的老板都在默哀。我很感動。我想到了我兒子，因為我出來的時候我一歲的兒子還在生病，我希望他會平安，這是我最大的寄托了。我現在覺得要學會珍惜，包括活著的生活，人應該真心相待。

李：會不會開始相信運氣、命運？

魏：我一直很喜歡看自然、地理、歷史方面的書。房龍在他的書《房龍地理》寫道，大自然有它運行的規則，它要來懲罰人類的時候，人類沒有上訴的機會。我一直認為人對於自然是要敬畏的。我因為生長在成都，小時候最喜歡做的游戲就是和我哥去河裡捉魚，那個時候水窪、池塘都很干淨，但是我這次報道之后回家了以后發現，所有的水都已經變黑了，一些化工廠、造紙廠開始遷到農村，污染是肆無忌憚的，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生於唐山大地震那一年，在我人生經歷的32年裡面，我們的生存環境發生了巨大的改變，有一些人對於財富的追求過高，這個是需要警惕的。

李：你這次回來報社有沒有安排特別的休息？

魏：報社有一些專業人員進行的心理輔導﹔安排了體檢﹔也給我們幾天的休息，可能接下來會安排一次度假。我沒有參加輔導，我知道我的心理某方面可能有問題，但我不太願意回顧講過去的事情，我覺得我更多地要靠自我愈合，可能和妻子講一些排遣的話更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