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湖邊的一棵樹”到“我想爸爸媽媽”

《我好想爸爸媽媽》這組照片荷賽獲獎之后，網上有同行表示對這組照片“看不懂”，也有人覺得這是“擺拍”的。我覺得，有質疑是很正常的一件事。當時我純粹是想給孩子拍張照片留個紀念。之所以選擇用了教室背后那些已經用了十多年的玩具做背景，或許是因為，這個畫面與我自己童年記憶中的場景比較像吧，尤其是那個木馬。雖然是些冷冰冰的鐵藝玩具，卻存儲了孩子們的童年歲月。

我對於留守兒童的關注始於2006年。那年8月19日，杭州至重慶的火車下午13點32分發車，火車啟動前5分鐘，站台上依然很擁擠，大多是買了站台票來送自己孩子的在杭務工人員。車站工作人員拼命吹哨子才讓大家退后一小步，這時幾乎所有車窗都露出了一張張小臉蛋，很多小臉上挂滿了淚花。家長也個個眼含淚水，不停地重復一句話：“不哭不哭，明年再來……”

按下快門，我拍到了一張女孩撅著嘴含著淚的照片，取名《寶貝不哭，明年再來》，在《都市快報》頭版刊發，引起很大反響。小女孩眼淚汪汪的樣子，讓很多讀者感動，紛紛打進熱線想與孩子結對幫助她。由此而發，快報還推出了“杭州為留守兒童送路費活動”。

之后，我便與這位名叫傅香君的小女孩結緣了，每年都保持聯系，現在跟他們一家都成了朋友。后來，在我和同事的幫助下，小女孩終於來杭州讀書與父母團聚。但是后來因為“異地高考”問題，她必須要回到老家讀高中，於是我就陪她爸爸一起和她回到了重慶老家。一方面是想繼續記錄她的生活，另一方面我聽她爸爸說他們那個村子已經快成為一個“空村”了，人都出來打工了。我就想沿著這條線索，把那個村子好好拍一下。后來和那個村子裡的一個代課老師一聊，她說那個村子的孩子都很可憐，孩子在午休的時候經常會做夢夢到爸爸媽媽，然后會哭著喊他們的名字。

那位代課老師正是小女孩的姑姑，姓傅。當時，樟木村共有21個留守兒童。我用鏡頭記錄了代課老師與孩子們的一天。離開學校前，我想給每位孩子拍張照片留個紀念。傅老師也想和孩子們合影留紀念。所以我就給21個孩子拍了42張照片，每人一張獨照，一張與老師的合影。拍的時候，我發現，這些孩子在獨自面對鏡頭時，顯得很緊張和迷茫，但是當有老師在身邊時，就會鎮定很多。

拍完照片回到杭州后，我洗了兩套，一套送給孩子和教師，一套自己留念。我把自己的那套照片寄到樟木村，讓孩子們在照片的背后寫上自己的名字。當照片寄回來時，我發現這些孩子不僅寫了自己的名字，還在照片背后畫了很多畫，還有的在背后寫上“我好想爸爸媽媽。”這組照片的標題，就是這麼來的。中國留守兒童有5000多萬，他們缺少家庭的溫暖。我們這個時代虧欠他們，不是虧欠一點，而是很多很多，需要各界的關注和幫助。

我看到網上也有人議論，“從2009年獲荷賽獎的《西湖邊的一棵樹》到這次獲獎的《我好想爸爸媽媽》，從影像語言上講都比較平淡，不是特別刺激不是特別抓眼球的。”其實，我的照片都不是那種有沖擊力的照片，一直就是這樣，看上去比較平淡，因為那種夸張可能跟我的內心不是很吻合。攝影是跟內心有關的事情。我拍一個東西，都是因為對這個東西有感情，喜歡了才去拍，而不是我要去獲獎什麼的去拍。我覺得兩次獲得世界新聞攝影比賽（荷賽）獎都有點“順其自然”的意思。這兩個專題一個已經拍了10多年，一個已經拍了8年，都是我長期關注拍攝的結果。接下來並不會因為獲獎了就不再去拍，我還會一直一直將這兩個專題拍下去，因為故事還沒完。

得獎之后，有人問我，你是如何構思這件作品的？其實，我沒有構思過這件作品，當初真的是為了給孩子拍合影，只是拍合影的時候他們的神情再次讓我感動，我心裡隻擔心把照片拍虛，因為教室裡光線有些暗。后來參加荷賽在組照的編排上，我倒是進行了認真編輯，採用一幅孩子的照片，然后是一幅孩子跟老師合影的照片，最后用了一個沒人的空場景，讓人有些回想余地。這樣的編排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我覺得用一組照片來講故事，最后的圖片編輯也是很關鍵的。（作者：《都市快報》攝影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