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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遇·敬畏·反思——

訪華中科技大學教授吳廷俊

陳娜

2013年06月08日14:02    來源:新聞愛好者    手機看新聞

與吳廷俊的約訪始於2011年,當時中國新聞傳播教育史學會在天津召開年會,我本打算借機相約,怎知吳廷俊來去匆忙,未及我開口,他便離津南下。一年后,年會選址廣西,我再次攜願而來,吳廷俊坦言被我打動,終於在怡人的巴馬縣接受了我的採訪。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吳廷俊並不輕易允諾旁人的要求,威嚴審慎自不待言,而若他一旦接受你,便隔閡盡消,赤誠通達。持續三個小時的訪談,吳廷俊暢論學術人生,時而低緩,時而高亢,嬉笑怒罵,通透爽直。更讓人感動的是,訪談結束后不多日,他還專門讓人寄來書稿與資料供我寫作參考。有人說吳廷俊很真,這真,令人敬重,也令人感念。

“全是一些偶然的機遇”

吳廷俊出生於20世紀40年代的一個農民家庭,和許多同時代的學人一樣,他們有著諸多相似的經歷:出身寒門,年少聰慧,一路求學。新中國的歷史造就了這一代人似乎注定的人生際遇,他們忍受過青年時代求知的艱難與前途的迷茫,承受過中年時代轉行的壓力和治學的清苦,並且在時代的巨變之下默默地完成著深刻的自我重塑。而種種這些,對於吳廷俊來說都不例外。

在談到過往人生的經歷時,吳廷俊總會下意識地用到一個詞——“偶然”。在他看來,進入華中工學院(華中科技大學前身)任教是“偶然”,走上新聞學研究道路是“偶然”,選擇新聞史作為研究方向是“偶然”,出任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院長是“偶然”,甚至當選馬克思主義理論工程中國新聞史首席專家也是“偶然”……然而,這一連串的“偶然”之下非但不是他人生態度的散漫隨意,反而映襯了他對命運抉擇的不斷突破以及閱人歷事后的舉重若輕。

吳廷俊最早對“歷史”產生某種特殊的情結源自於父親的遭遇:“我父親在解放前當過新四軍,參加過抗日戰爭。由於解放戰爭初期‘五師突圍’的歷史問題,解放后,他成為被‘肅反’的對象,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雖然改革開放后給予平反,但是這個事情使我感覺歷史之真偽這個東西真是很不好說,很難弄,很可怕,很重要。小時候父親的這段經歷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以后的道路。”正是這段“心結”,讓吳廷俊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中開始對歷史充滿了敬畏、探索與反思,只是誰也未曾料到,這個曾經在歷史復寫中被冤枉過的家庭,日后卻真的走出了一個抒寫歷史的大家。

1964年,吳廷俊從湖北荊州中學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從此在這個被他看來“既給了我好的東西,又給了我不好的東西”的學府中,度過了“慶幸又遺憾”的6年。20世紀60年代的武大中文系正值鼎盛,治學嚴謹,名流雲集,藏書頗豐,底蘊深厚。但是,吳廷俊對這裡趨於保守的學術環境一直保持著較為清醒的態度,他繼承了武漢大學極高的學術品位與學術操守,又反思著因為封閉和內耗而給這裡帶來的種種問題。然而,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波終究改變了他原本平靜的求學生涯:“我感到很遺憾,考了個好大學,卻沒有正兒八經地念幾本書,我們正常學習不到兩年,‘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完全沒有學習氛圍了,一輩子就是遺憾這個。”

“文化大革命”初期,吳廷俊先是到武大襄陽分校搞“斗批改”,后又被派到武漢軍區政治部農場當“軍墾戰士”。1972年,吳廷俊被分配到湖北省沙市三中擔任語文教師,如果不是一次偶然的機遇,這個原本在沙市已經小有名氣的優秀中學教師恐怕就沿著這條軌跡繼續走下去了。

1985年,華中工學院開始創辦文科,時任校長朱九思先生開創了國內學界的幾個第一,“當時朱九思有三個大動作,一是在工學院裡辦文科,二是文科招收研究生,再就是在全國網羅人才”。吳廷俊回憶說,當年朱九思為了學校發展到處延攬人才,五七干校、勞改農場,甚至監獄,凡是有學問、有能力的人,不論出身,任人唯賢。吳廷俊便是在這個時候進入華中工學院的。

和許多學者一樣,吳廷俊最終走上新聞學研究道路的機緣也是耐人尋味的。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大陸,新聞學研究正在從歷經政治風波后的幾近停滯中慢慢復蘇。老一代新聞學家開始了對“新聞無學”論的駁斥,新一代新聞學者逐漸形成規模,而傳播學的引入給中國新聞學研究帶來了全新視野。1984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將新聞學首次列為博士學位授予專業﹔1986年起,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設立社會科學基金,並設立新聞學方向的課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人文社科界享有盛譽的“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獎”開始設有新聞學獎。而這一切,對於當時重新站在人生起跑線上的吳廷俊而言還是一片空白。“當時中文系寫作教研室要人,寫作是個苦差事,畢竟人家已經磨合好長時間了,我不願意去。然后又說到1983年剛剛開辦的新聞系,我想新聞反正是一個新學科,大家都在一個起跑線上,我就說,到新聞系去吧。”吳廷俊坦言,在那個時期各地都在開辦記者通訊員培訓班,講授新聞業務課程的老師們都很吃香,可他卻再一次婉言拒絕,“我說我沒當過新聞記者,教不了業務課。他們問新聞史教不教,冷門,不好教,我說我就願意搞這個,我願意!”說到當時專業選擇的時候,吳廷俊表露出了毫不掩飾的得意與欣慰。

吳廷俊始終認為自己不是個當官的料,“我這個人太直了,就是一個啃書本、鑽故紙堆的人”。事實上,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吳廷俊就看到了新聞學學科建設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我們和武大是1983年同一個批文辦新聞系的,武大1985年就有碩士點了,我們到1996年才有,在高等學校不抓學科建設,是站不住腳的”。正是因為這種全局意識和前瞻性,他被當時的新聞系系主任程世壽先生看中,任命為主管科研與學科建設的系副主任。從1993年擔任新聞系副主任到1998年出任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院長,吳廷俊一直將學科建設作為專業發展的重中之重,在他的帶領下,新聞學院於2003年獲批新聞學博士點,2005年又獲批新聞傳播學一級學科博士點,2006年研究生院新聞學學科排名全國第三,逐漸躋身全國新聞學教育的前列。

實際上,吳廷俊主抓學科建設的幾年也正是全國新聞學教育如火如荼蓬勃發展的幾年,1993年至1997年,全國新聞學教學點五年內實現了翻番﹔1997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增設新聞傳播學為博士學位授予一級學科﹔1999年以復旦大學博士后流動站的正式挂牌為標志的中國新聞傳播教育體系終於完整建立。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客觀地說,除了個人能力與威望,更重要的是吳廷俊敏銳地抓住了機遇、找准了方向,才最終帶領團隊乘勢而上。

說到這八年的院長生涯,吳廷俊對他的領導、同事充滿了感恩。“當時周濟校長對我們從大文學院中獨立出來很感興趣,因為我的思路很對他的路,我們本來隻想成立一個系,結果校長直接讓我們成立學院。有領導的重視,再加上我們的老師非常爭氣,大家真是擰成了一股繩。所以我算是沾了大家的光,這些活兒都是大家干的。”吳廷俊對於華中科技大學的感情是溢於言表的,“在一個地方,領導也好、同事也好,支持你,你就應該為這個地方做點貢獻。不是說你有什麼了不起了就撂攤子、翹尾巴,那沒必要。做人都要有良心,畢竟很多事不是你一個人做起來的”。

2006年,早已華發叢生的吳廷俊榮退,在他輕描淡寫的過往人生中,那個關於“偶然”的感喟總是被不經意地提起。曼海姆說,思想和信仰不能孤立地看待,而須將其視為一個整體中相互依賴的部分來把握。對於這個歷經滄桑的老人而言,他當然明白個體命運與時代環境之間不可名狀的深刻關聯,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透過吳廷俊一路走來的那些偶然與必然的交織,看到人生的多彩與人性的豐富。

“我有三個敬畏”

吳廷俊說,“我活了六十多歲,如果總結一下自己,我有‘三個敬畏’:首先是敬畏人生,其次是敬畏師職,再就是敬畏學術。”吳廷俊曾在不同場合跟人談起過他的這一番肺腑之言,為的就是讓后來人更加懂得珍惜與尊重。在吳廷俊看來,敬畏人生關乎底線,敬畏師職關乎責任,敬畏學術關乎操守,但是透過他的心路軌跡,這些詮釋裡包含的還有更多。

如果用一個字來形容吳廷俊,而他也最為認同的,恐怕就是“真”:“‘真’倒是可以說,這點我不推辭。因為我這個人太強調這個問題了。沒有‘真’,也就沒有‘善’跟‘美’,所以說我的缺點、優點都暴露在大家面前了,不掩飾。”在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吳廷俊回憶起了他為人之子的種種悵憾:“我是長子,還有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1995年我父親去世的時候,正是第一屆華文傳媒與中華文化傳播國際研討會開幕前夕,我作為大會主理秘書長,很多事務需要我處理。於是,我匆匆忙忙把他送走之后便回來處理會務。我當時心裡很不舒服。父親由我弟弟照顧得多一點,母親我管得多一些,所以2005年我母親去世的時候,我大哭了一場,感覺這一輩子對不起他們,沒有盡到一個長子的責任。”

在一個經歷過至親生死兩隔的老人心中,生命往往有著太多嚴肅而不可往復的力量,在面對隻此一次的人生中,吳廷俊選擇了用“真”這個最簡單純粹也最難以堅守的品性作為敘寫人生的大筆,無論是為人子、為人夫還是為人師、為人友,這其中的分量讓他語氣低緩卻又耐人尋味。

在談到學界誰對他影響最大時,吳廷俊如數家珍般地回憶起他與寧樹藩先生、方漢奇先生、趙玉明先生、丁淦林先生之間亦師亦友的情感,而最讓他難以忘懷的還是與方先生之間的幾段過往。“比較起來,我跟方先生的交往多一點。我剛開始教新聞史的時候,不知天高地厚地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從歸義軍進奏院狀的原件看唐代進奏院狀的性質》,我認為中國新聞史應該從宋朝開始,並且把雜志寄給了方先生”。吳廷俊笑談當年的莽撞,“方先生當時已經是一個很有名氣的大家了,他竟然很快給我寫了回信,不但肯定我的一家之言,還對我說到目前為止,全國還有哪些人跟我觀點相同,他建議我們聯合起來進行研究”。直到現在,吳廷俊都頗為感慨方漢奇的學者胸懷,“太感動了,這是一個事”。

“還有一件事呢,是我當年准備寫新記《大公報》歷史的時候,我花了4年時間查了《大公報》23年的歷史,整理了幾百萬字的大事記,然后背到方先生那裡去告訴他我想做這個研究。方先生說,很好啊,我支持你搞,結果他翻箱倒櫃找了很大一包原始資料送給我。”吳廷俊再次動容,“我當時感動得一塌糊涂。搞史學的人把一手史料無私地給別人,這是很不容易的。為什麼別人那麼尊重他,方先生做人做學問真是沒話說。”

吳廷俊對於師道尊嚴極為看重,在他的學生們眼中,無論是為學為人他都堪稱嚴師。2009年他榮獲華中科技大學“立德樹人”獎,學高身正已然深入人心,但是他至今仍堅持認為他與上一代人之間的距離還有很大,“我經常跟學生反省自己,我做得還不夠”。

在與吳廷俊的交談中,還有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細節,那就是他很避諱被稱為“學者”。“我頂多就是一個‘學人’,從事這方面學習的人。學者嘛,應該得有一套自己的理論和成果,我離這個‘學者’還差得遠。”除此之外,吳廷俊對於所謂“著作等身”之類的詞匯也帶著一絲調侃,“我從不主張著作等身,我也沒有著作等身。咱們不是天才,寫文章如泉噴涌,怎麼可能著作等身呢?”

實際上,這種細致入微的謙遜低調和如履薄冰的學術態度在很多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身上都有所體現。而對比他們的學術人生往往不難發現,這一代人身上普遍的謹慎作風絕非某種淺顯矯情的姿態,而是真的源自於求學經歷所帶給他們對學術不同於一般人的理解和要求——“我在武大上學的時候清楚地記得兩句話,一個是叫我們非先秦的書不讀,因為隻有先秦的書才是經典。第二是40歲以前不要發表文章,你連書都沒讀幾本,發表什麼文章呢?”盡管當年吳廷俊對這些嚴苛的要求一直持保留態度,但這種扎實的學風卻給了他潛移默化的深刻影響。“我總是最欽佩那些有真學問的人,隻會嘴巴花花的人我還真看不上。做學問要腳踏實地,追求一個‘實’字。”

吳廷俊的“三個敬畏”恰好串聯起了那些曾給他留下最深印象的人與事,也因此讓我們看到了他心底最珍視的某些東西。孔子也曾說過“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可見“敬畏”往往出自於智者的感悟和訓誡,面對眼前這位長者的娓娓道來,此中真意又如何不讓人領受……

“反思,是自覺地想上新台階”

在新聞學研究領域裡,與“吳廷俊”這個名字聯系最緊密的恐怕就是“新聞史”和“新聞教育”了。

吳廷俊早年剛走上新聞史講台時用的就是自己編寫的教材,那本被譽為新中國成立以后第一本以人物為線索的新聞史,就是后來獲得湖北省優秀新聞論著一等獎的《中國新聞業歷史綱要》。不僅如此,他的《馬列新聞活動與新聞思想史》還曾獲得首屆湖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而他的《新記大公報史稿》和《中國新聞史新修》更是分別獲得第三屆和第六屆吳玉章新聞學獎,他本人也因此成為繼方漢奇先生之后,第二位兩獲該獎的新聞學者。

吳廷俊對於新聞史學的熱愛是發自內心的,因此他對於國內新聞史學的研究前沿也一直保持著高度的關注。他總結說,和其他兩大研究領域比起來,這幾十年裡大體而言,新聞史做得相對好一些。“第一,我們有了一個比較完備、大家公認的專業組織‘中國新聞史學會’﹔第二,無論哪一個級別的評獎,我們都出了些大家比較認可的成果﹔第三,我們有一支比較好的后備隊伍。”盡管如此,吳廷俊依舊不無擔憂地說,“進入新世紀以后,開始有人對新聞史研究說三道四。這其實也不奇怪,這是一個學科成熟的反映。我記得2004年在開封的一次會議上有人提出:新聞史研究需要反思。在那個會上我也提出:新聞史研究把本體丟失了,要重新找回來,要從關注‘媒體干了什麼’變成關注‘媒體怎麼干’。”

講到這裡,吳廷俊還提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那就是史料和史觀的關系。“研究歷史就看你對歷史怎麼分期,分期就代表了你的史觀。為什麼新聞史研究到一定階段后就怎麼也走不出方漢奇三部通史的那個框架了?一是你沒有對新史料進行挖掘,二是你沒有新的分析模式拿來解釋。”2012年,吳廷俊在他的一篇名為《走出新聞史研究的“學術內卷化”》文章裡明確指出,“中國新聞史研究領域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學術內卷化。所謂‘學術內卷化’,據美國研究中國史的專家杜贊奇的說法,是指在當下,學術研究不能提供新的知識,無法產生新的邊際效應,只是在不斷重復自己和別人,缺乏史家通過研究成果所表現出來的真知灼見”。[1]而那本為他贏得第二次吳玉章新聞學獎的《中國新聞史新修》,也正是在“框架”、“體例”與“內容和觀點”等三個層面上的創新讓人們看到了吳廷俊試圖走出“學術內卷化”的努力。

吳廷俊說:“進入新世紀以后,我的學術指向跟過去不太一樣了,反思的文章比較多一點。所以,《新記大公報史稿》和《中國新聞史新修》應該說代表了兩種風格。前者主要重在史料創新,后者主要是體例上的一個反思。‘八面來風’、‘五方雜處’、‘定於一尊’這十二個字實際是我對中國新聞史的重新概括,到現在都還有人說我膽子太大了。”

的確如此,胡適先生曾說,“整理史料固重要,解釋史料也極為重要。中國止有史料——無數史料,——而無歷史,正因為史家缺欠解釋的能力”。[2]中國新聞史在經歷了一段漫長而艱苦的“原始的歷史”研究階段之后,慢慢地迎來了學者們對於“反省的歷史”和“哲學的歷史”這兩個更高層面的追求。而這種集體性學術旨趣的轉移不啻為喚起學術生命力的一種希望,正如吳廷俊所說:“反思,是我們新聞史學研究者們自覺地想上一個新台階。”

不獨新聞史研究,對於承擔了八年院長工作的吳廷俊而言,新聞教育同樣是他飽有熱度又滿懷憂思的重要領域。

“目前我們的新聞教育存在‘兩個脫離’——理論與實際脫離,教育與時代脫離﹔兩個‘問題’——核心競爭力缺乏,可替代性太強。這些都是很嚴峻的問題。”吳廷俊的這番話是對過去30多年中國新聞教育積弊的中肯概括,也是對國內外新聞教育差距的自我檢討。面對這一現狀,吳廷俊旗幟鮮明地提出培養學生“新聞理想”與“新聞精神”的重要性:“記者要有王者氣度,包容、通觀,整個世界都在你胸中,你不是省長但要操省長的心,你不是國家主席但要操國家主席的心,這是‘新聞理想’﹔同時你必須不媚錢、不媚權、不媚俗,仗義執言,路見不平拔刀筆相助,這又是一種新聞精神。這兩點是根本,然后才是發現新聞的能力、價值判斷的能力、平等對話的能力和駕馭多媒體的能力。”

吳廷俊在聊到這個話題的時候是略帶激動的,這與他先前一直保持的緩和平靜略顯不同。盡管這位縱橫新聞教育界多年的大家從未真正成為過他研究了大半生的“無冕之王”,但是他言談舉止、眉宇神情之間流露出的那種激情卻讓人深深地體察到了他心底對新聞學科、新聞教育和新聞事業的親近與熱愛。於是乎,那種料想不到的倜儻霸氣與豪情詩意竟在一位儒雅嚴謹的學者身上悄悄彌散開來。

採訪吳廷俊教授的整個過程是輕鬆愉悅的,這與他對來訪者的信任和關照不無關系。在他看來,我與其說是位來訪者,不如說是位求學者,他盡可能地尊重我的好奇、疑問甚至提問的邏輯,以讓我更加地自如和滿意。他的博士生——湖南工業大學陽海洪副教授全程陪同了我們的訪談,而他們師徒之間談笑互動的平等和默契也讓人倍感溫馨。吳廷俊說:“我相信后面的人會比我做得更好,就包括你在內。”然后,莞爾一笑。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當代杰出新聞學者口述實錄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之一,項目批准號:10CXW00)

參考文獻:

[1]吳廷俊.走出新聞史研究的“學術內卷化”[J].新聞愛好者,2012(12).

[2]胡適.胡適日記全編(3)[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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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趙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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