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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體對農民工形象的再現與重構

——以《人民日報》的報道為分析樣本

曾振華 楊麗 曾艷梅

2013年06月08日14:31    來源:新聞愛好者    手機看新聞

【摘要】本文以1983年至2011年《人民日報》關於農民工的1077篇新聞報道為樣本,分析了農民工媒介形象的變遷以及主流媒體對農民工形象的塑造。在統計分析的基礎上發現,媒體對農民工媒介形象的再現與構建呈現多樣化的趨勢,同時存在著明顯的形象模式化傾向。

【關鍵詞】主流媒體﹔農民工﹔媒介形象

“農民工”一詞最早是由社會學家張雨林教授在1983年提出來的,隨后這一稱謂被廣泛使用,到目前為止,學界對農民工還沒有明確的定義。著名的社會學家陸學藝教授,在其主編的《當代中國社會流動》一書中,把“農民工”界定為:“擁有農業戶口、被人雇用去從事非農活動的農村人口。”﹝1﹞農民工是伴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的進程而不斷發展的特殊群體。如今,農民工已經滲透到城市生活的各個方面,成為城市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在中國特殊的政治制度和政策下,他們在社會生活中始終處於弱勢地位,並逐漸被邊緣化。本文通過對1983年至2011年《人民日報》關於農民工新聞報道的樣本分析,從議題內容、報道數量、報道時間、報道版面以及文章的感情傾向等元素進行框架分析,探析主流媒體報道中所呈現出的農民工媒介形象的變遷和農民工形象的構建情況,進而提出重構農民工媒介形象的建議。

一、1983年至2011年《人民日報》對農民工報道的總體情況

本文以1983年1月至2011年12月《人民日報》與農民工相關的1077篇新聞報道為研究樣本,分析了主流媒體報道中所呈現出的農民工媒介形象的構建情況。

(一)議題內容——報道議題多樣化,但不平衡

為便於統計,我們將《人民日報》農民工報道議題分為十大類,即:生存狀態、培訓與就業、權益保障、方針政策、關懷救助、違法犯罪、精神文化生活、家庭子女、流動管理以及其他。通過樣本統計,各類報道的比例如圖1所示。

據統計分析顯示,《人民日報》農民工報道議題主要集中在生存狀態、權益保障、培訓與就業、關懷救助和方針政策上,報道所佔比例在80%以上。其中,對農民工生存狀態的描述與權益保障的報道分別佔到了25%和22%。報道集中於此,說明主流媒體對農民工等弱勢群體的報道趨於客觀,並多體現為自上而下的關懷,扮演著黨和政府的傳聲筒,也對促進農民 工群體與城市居民的融洽相處、構建和諧社會具有正面導向作用。從圖1中我們還可以發現,《人民日報》對於負面議題如違法犯罪等的報道,所佔比例很小,這說明主流媒體在農民工問題上宣揚的是社會主旋律,而對於一些負面消息則選擇性忽略,因此主流媒體應不斷完善,全面報道與農民工相關的問題。

(二)報道數量——逐年遞增並出現報道高峰

從1983年到2011年,《人民日報》對農民工的報道數量每年都有所不同,通過數據顯示分析,第一,關於農民工的報道總體上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呈現上升趨勢,這表明以《人民日報》為代表的主流媒體對於農民工等弱勢群體的關注逐年增多﹔第二,從農民工報道數量的曲線圖(圖2)中可以看出,在報道 數量平穩增長的同時會不定期出現某個年份報道數量激增的現象,這種陡然增長並不是偶然的,是與當時的政治語境、文化語境、社會語境有著必然的聯系。

(三)報道時間——分布不均,但相對集中

為便於從時間上分析《人民日報》對農民工報道的集中度情況,我們將《人民日報》從1983年到2011年1077篇有關農民工的報道,按月份分為三個階段進行統計分析。數據顯示,1—4月份的報道量佔42%,而5—8月份僅佔17%。1—4月有關農民工問題的報道量是全年的高峰期,主要由於工資拖欠、春運流動、民工荒等關系到農民工權益保障的問題在春節前后得以凸顯。而5—8月份這些問題出現相對較少,媒體作為社會問題的萬象鏡,報道量也隨之減少。9—12月份報道量佔全年的35%,且較大比例的報道為臨近年底農民工工資的結算、回家過年等問題。

(四)報道版面——分布廣泛,重要版面較多

從關於農民工新聞報道所在報紙版面上的比例來看,要聞佔14%,經濟佔12%,新農村佔10%,政治法律佔7%,而由於報道議題和內容的不同,其余報道散落在各個版面上。從報道版面的比例分析,《人民日報》對農民工的報道大都集中在要聞、經濟、新農村、政治法律板塊,這表明,《人民日報》對農民工的報道在數量上或許不多,但報道都佔據其重要板塊,從側面映射出主流媒體對農民工問題的重視。而《人民日報》是政府的喉舌,報道的議程設置代表著政府的立場,這也就意味著政府對農民工問題的高度重視。

(五)報道基調——以中性和正面為主,但也有一定數量的負面信息

我們把對農民工群體所體現的報道傾向按照以下標准劃分:正面——報道中對農民工群體的贊美、認可、鼓勵、同情等﹔負面——報道中對農民工群體的否定、歧視、嘲弄、丑化等﹔中立——沒有明顯的傾向和表態,立場比較中立。

統計數據顯示,在《人民日報》的農民工報道中,有59%屬於中立立場,表示贊美、認可、鼓勵、同情等的正面報道佔27%,否定、歧視、嘲弄、丑化的負面報道隻佔9%。文本數據分析表明,一方面,《人民日報》較為客觀地反映了新聞事實,體現了其作為主流媒體的強烈社會責任感。這表現在其報道農民工相關問題時,大多呈現消息來源的立場和態度,不直接發表意見或作出論斷,極具專業主義精神。另一方面,《人民日報》的正面報道大多體現政府、社會、個人對農民工群體的人文關懷、法律援助等,呼吁全社會對其關注,說明主流媒體客觀真實地再現了農民工的社會形象。

二、農民工媒介形象的再現

在對農民工形象的再現與構建中,媒體以語言符號為介質,通過有差別地選擇與凸顯、有意識地省略與淡化、有傾向性地強調和編排,將自己對農民工群體的主觀性理解加諸文本中,頻繁報道與不斷構建,從而形成農民工群體在受眾心目中的刻板印象。通過對《人民日報》農民工報道的數據統計與文本分析發現,媒體對農民工媒介形象的再現與構建呈現多樣化的趨勢,同時存在著明顯的形象模式化傾向。

(一)“沐恩者”的形象

該形象指蒙受社會各界恩惠的農民工形象。對於“沐恩者”形象的描述主要集中在權益保障與關懷救助這兩個議題中,這兩個議題佔所有議題的35%,如此高的比例反映了《人民日報》對於該形象的塑造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也說明這一形象是以《人民日報》為代表的黨委機關報所構建的主要的農民工媒介形象。農民工身處社會底層,其生存狀況已成為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因此,在這類農民工形象的報道中,關愛、溫暖等詞匯成為報道中用的最多的詞眼。有關媒介在報道過程中突出人文關懷,積極幫助曝光農民工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呼吁愛心﹔愛心人士和團體組織為其提供免費法律援助﹔政府部門關注其生活質量、社會保障、醫療保險以及其子女教育等民生問題的報道舉不勝舉。

阿爾都塞認為,所有的意識形態都召喚或質詢具體的個體作為具體的主體。﹝2﹞也就是說,人一旦確定了自己的主體身份,便會主動採取與主體身份相符的行動。因此,媒體構建模式化的“沐恩者”形象旨在召喚農民工個體成為感恩社會的主體,從而踏踏實實、安居樂業,這也正符合當今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題,凸顯了主流媒體正面宣傳、正確引導輿論的功能。

(二)“爭取上進者”形象

該形象指那些不滿足於生活現狀而不斷爭取進步的農民工形象。農民工被媒體再現成不屈不撓、頑強拼搏、把握命運的強者,有情有義、心地純善、見義勇為的善者。《人民日報》關於爭取上進者的報道,大多是描述農民工為改變其自身生存狀況,積極學習一門技術,通過艱辛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追逐夢想,實現其預設的目標,並突出其為城市做出的貢獻。這種形象的再現是主流媒體對一種向上的精神力量的宣揚和歌頌。

(三)“盲流者”形象

這個形象的再現主要在《人民日報》的早期報道中,自從1984年國務院出台《關於1984農村工作的通知》中允許農民進城務工經商開始,農民工便開始逐漸擁入城市。1989年春節后,鐵路客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擁擠狀況,農民們大量擁向城市,其規模之大,來勢之猛,持續時間之長,引起了社會各方面的關注和重視。正是因為這次的“民工潮”,國務院在1989年3月出台了《關於嚴格控制民工外出的緊急通知》,以加強管理,減輕其帶來的不利影響。《人民日報》在為數很少的文章裡,將“民工潮”定性為“盲流”,並用極為有限的篇幅,重點報道了“民工潮”給流入地所帶來的不利因素,並幫助流入地的政府部門呼吁流出地的省市各單位積極配合,勸說“盲流”的農民早日返回家鄉。盲流者的形象主要體現在民工潮給城市管理帶來的各方面問題,給基礎設施增加的壓力,城市生態環境惡化加劇,而相對於一些都市報中過度渲染農民工犯罪、不文明的行為等,《人民日報》等主流媒體則是客觀真實地反映新聞事實,並無主觀色彩的貶低。

三、重構農民工的媒介形象

基於以上農民工媒介形象的再現分析,有必要進一步探究媒體對農民工報道背后的深層次原因,找到解決農民工媒介形象的策略,真實還原農民工的生活,重新構建健康和諧的農民工媒介形象。

(一)權益等同化

梁啟超在《論義務思想》一文中說,“義務與權利對峙者也”,﹝3﹞人在承擔義務的同時,也應享有對等的權利。農民工進城是社會發展的一種進步,是一種生態流動,農民工的生存與發展是可持續的,他們的形象是由社會環境、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和自身因素決定的。重構農民工的媒介形象就要使他們的權益與城市市民等同化,不可區別對待。

首先,在對其的稱謂上,應該擯棄現有的稱呼“農民工”,以及延伸出來的“外來務工者”“打工人員”等。從1983年到現在,其稱謂經歷了“盲流”“外來務工者”到“農民工”的變遷,而現在農民工已然是城市建設不可或缺的一個群體,他們完全脫離農業生產,從事各種產業的工業化工作,因此,農民工可以說是城市的新型產業化工人。在最近幾年的《人民日報》中有些文章便採用“新市民”等稱呼,從稱謂上摒棄偏見與歧視。其次,在有些與農民工切身利益相關的政策制定上,應使農民工與城市市民享受同等待遇。例如,農民工與企業簽訂勞動合同時應享受“五險一金”,農民工與其子女在教育、培訓、就業等問題上要享受與市民同等待遇等。隻有在權利與義務相一致的條件下,農民工才能和市民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才能真正“名正言順”,不被歧視和排斥,才能真正融入城市,順利成長為“新市民”。

(二)城鄉文化的傳播者

大量的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從落后地區向富裕地區遷徙,這不僅僅是勞動力的轉移過程,還是人類學中一種文化變遷和適應的過程與現象。農民工在城市打工的過程中,深深感受到的不僅僅是鄉村經濟與城市經濟的巨大差距,還有鄉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差異。他們對城市充滿著好奇和憧憬,也希望能夠在積累足夠的資本之后,回到家鄉過上都市般便捷的生活。而在語言交流上,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從都市打工回到家鄉后,言談舉止中都帶有城市的印記,這樣的現象自然也感染了周圍的人群。在思想觀念上,農民工逐漸接受城市市民的價值觀,逐漸融入城市生活中,有的在城市中扎下根來,有的返鄉后將城市生活的觀念帶回家鄉或引進城市先進的技術,促進家鄉的發展,推動農村經濟和精神文明建設。

(三)城市發展的無私貢獻者

進城后的農民工從事的大多是體力勞動,生活在社會的底層,但他們依然懷揣著夢想,為這個城市的建設添磚加瓦,依舊堅持活躍在城市建設的各個角落。他們為城市的建設作出了無私奉獻理應獲得應有的報酬。在今天的許多媒體信息中,“創業者”“優秀外來工”“全國勞模農民工”等褒獎性稱謂給了農民工。近幾年的《人民日報》也有專門關於農民工進兩會的專題報道,這說明農民工在這個社會中逐漸有了自己的話語權,他們靠著勤勞的雙手,為城市建設無私奉獻,這種健康形象的塑造也正是當今社會農民工在城市中形象的真實寫照。

大眾傳媒是公共領域的有機組成部分,農民工群體能否獲得在公共領域表達意見的權利,是促進該群體與社會融合的關鍵條件。以《人民日報》為代表的主流媒體記錄了他們在城市中的奮斗與掙扎,見証了這個隊伍不斷壯大和變化的過程。《人民日報》有關農民工的報道也再現了主流媒體對農民工模式化形象的塑造。農民工理應與城市市民權益等同,他們是城市發展的無私貢獻者、城鄉文化建設的傳播者,賦予農民工新的媒介形象,對於促進農民工群體健康發展,推動農民工快速融入社會發展進程,構建和諧社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本文為2012江西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農民工”媒介形象的構建與傳播研究(編號XW120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曾振華為江西師范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楊麗、曾艷梅為江西師范大學傳播學院2011級碩士生)

參考文獻:

﹝1﹞陸學藝.當代中國社會流動﹝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306-307.

﹝2﹞李岩.媒介批評:立場、范疇、命題、方式﹝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45.

﹝3﹞梁啟超.新民說﹝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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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趙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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