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是我一輩子的身份——訪中國傳媒大學教授趙玉明【2】

“我這輩子沒離開廣院”

1959年4月，經國務院批准，以1954年的中央廣播事業局廣播技術人員訓練班為基礎開辦的北京廣播專科學校正式升格為北京廣播學院，開了本科辦學層次的先河。剛剛大學畢業的趙玉明成為這個新興院校正在組建當中的師資隊伍裡的一員。

“廣播學院本身條件並不算好：就師資來講，不論是廣播局來的老師還是我們這些應屆畢業生，幾乎都沒有授課經驗﹔就設備條件看，也非常簡陋，跟現在沒法比。”趙玉明回憶道，“當時廣播學院要辦新聞系、無線系、外語系，其中新聞系的業務課准備靠我們這十幾個人大新聞系的應屆畢業生來承擔。報到后不久，新聞系領導就問我們，有編輯、採訪、理論、歷史，這幾門課你們願意上哪門，可以表個態。我當時想，我這個人比較喜歡歷史，三國水滸這些歷史小說很喜歡看，在人大也學過方漢奇老師講的報刊史。至於理論，我覺得比較深奧，編採業務又沒做過，所以我就說我願意講廣播史，這樣我就到了廣播史教研組。當時廣播學院新聞系的老師一半是我們這些應屆畢業生，一半是中央廣播局的老干部、老同志，我們就跟著這些老編輯和老記者，一邊學習一邊備課，一切都是從頭開始。”

為了給59級的學生講好廣播史課程，趙玉明再次回到母校去旁聽報刊史的課程，“聽了報刊史，照貓畫虎，再准備廣播史，因為那時候廣播和報紙雖然工具不同，但宣傳內容是一樣的，講課的大框架也都是一樣的”。不僅如此，趙玉明還饒有興致地回憶道：“我們最早的廣播史課是‘三老帶一小’，就是把廣播史分成四段，三位‘老廣播’分別講三段，我再講一段。到第二年給60級上課的時候，四段變成兩段，我講其中的兩段，另外一位老同志講兩段。再到后來，就我一個人講了。”

顯而易見，趙玉明起步艱難的教學經歷也是新中國第一批廣播電視學教師集體故事的縮影。值得回味的是，在其后的幾十年時間裡，伴隨著中國廣播電視學科和廣播電視教育事業的發展壯大，趙玉明也逐漸從一個初出茅廬的大學畢業生成長為廣播電視學的教授，慢慢從一個蹣跚學步的青澀教師走上了本系以及學校廣電教學科研的領航之路。而這一步一叩首的半個多世紀所凝聚起來的，既是無數個體命運的酸甜苦辣，更是整個新中國廣播電視教學科研事業的起轉騰挪。

6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風暴中的北京廣播學院被“四人幫”一伙污蔑為“黑基地”，全校師生被迫遷往河北保定的望都縣農村進行“斗、批、改”，趙玉明也在這段時期跟隨著大家一邊拿鐮刀，一邊喊語錄。“70年代初，廣播學院在‘試行停辦’聲中下馬，停止招生將近10年。學校解散后，我們到干校勞動改造，一般人基本在干校待了三四年，直到廣播學院恢復才回來，而我隻待了兩三個月就回來了。”回憶起那段經歷，趙玉明一直覺得自己非常幸運，“1970年11月初，中央廣播局因為要籌備延安廣播歷史展覽，緊急把我從五七干校調回北京。一年以后，展覽告一段落，我打點行李准備返回干校，但沒想到組織又分配我去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部上班，我參與了報摘、聯播節目的編輯工作，干了將近一年半。”

1973年春，歷盡低谷的廣播學院恢復招生，趙玉明從中央台又回到了當時滿目瘡痍、破敗不堪的廣院，一邊修整校園，一邊迎新備課。打倒“四人幫”、“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學校工作逐步走上正軌，趙玉明也漸漸迎來了他事業的發展：1979年，他成為廣播學院第一批碩士生導師﹔1983年晉升為副教授﹔1984年調升為新聞系副主任，后歷任代主任、系主任﹔1988年晉升為教授﹔1989年3月，經民主評議，出任廣播學院副院長，至1998年2月離職﹔1999年，趙玉明成為廣播學院的第一批博士生導師，招收新聞學專業中國廣播電視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生﹔2004年，他又隨著學校博士后科研流動站的建立擔任了流動站的合作導師。“1988年我晉升為教授時已經52歲了，這在當時還算比較年輕的，和現在30多歲的優秀青年教師即可晉升教授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趙玉明事業推進的每一個足跡，幾乎都折射了北京廣播學院事業發展的步履從容以及不同時代背景下的個體與環境的特殊。

“籠統地說，我教了30年本科生，20年碩士生，十幾年博士生，前后已經50多年了。艾紅紅是我的第一個博士生，是方漢奇老師的第一個博士后。郭鎮之是我的第一個碩士生，是方老師的第一個女博士，我都在給方老師送人才。”趙玉明不無驕傲地笑道。

正如他所說的，從1959年走上北京廣播學院本科教學的講台，到1979年招收第一個廣播史方向的碩士研究生，再到1999年招收第一個廣播電視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年逾古稀的趙玉明如今已然桃李滿天下，然而他最念念不忘的卻是自己不改初衷、堅守如一的三個“沒離開”：“我這輩子沒離開廣院，沒離開廣電史，沒離開學生。”他說得淡然，卻令人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