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是我一輩子的身份——訪中國傳媒大學教授趙玉明

 趙玉明，這位生於舊中國、長在紅旗下的古稀老人習慣稱自己為“十七年一代”的知識分子。“十七年”，正是這段濃縮了一個時代苦樂的特殊歷史時期，造就了那一代人的集體面孔：樂於服從，甘於犧牲，兢兢業業，任勞任怨。他們對工作有著熾烈的事業心，對國家有著強烈的責任感。更重要的是，他們受縛於時代，又感恩於時代。在他們的個體命運中，映襯著家國命運的流變軌跡，烙刻著歷史造就的集體情懷。簡單地說，他們是時代的產物，也是時代的信徒。

“我們這代人的特點就是服從分配”

1936年，趙玉明生於山西汾陽的一個農村，父親早年在天津經商，40年代初，全家人遷往了天津。“到天津大概是1942年，在我六七歲的時候，我是在天津上的中小學。我的小學過去叫天津私立第一小學，現在這學校已經沒了。初中也是一所私立中學，叫通瀾中學，然后考上了公立的天津三中。三中是一所百年老校，當時在紅橋區鈴鐺閣。我在天津住過的幾個地方，基本上都是圍繞著鼓樓，先在南門裡，再在東門裡，最后在北門裡。現在我們家的舊址找不著了，初中也找不著了，高中還有，但不在鈴鐺閣，已經遷新址了。”時至今日，趙玉明對天津的許多地界都記憶猶新、如數家珍，“我的中小學都在那兒念的，我可以算半個天津人了。”

因為父親生病的緣故，沒過幾年，家人又從天津搬回了老家，隻留下趙玉明一人在天津上學，直至1955年高中畢業。“高中畢業的時候准備報考大學，我當時學習還可以，文科理科都湊合，我們的班主任是語文老師，希望大家學文科，所以我就報了中文系。”因為老師的影響，趙玉明一口氣填報了北大中文系、南開中文系和北師大中文系三個志願，並最終被北大中文系順利錄取。誰知報到以后，趙玉明很快又面臨一個抉擇：“北大中文系有三個專業，文學、語言、新聞，我們必須再報專業。當時我第一不知道新聞專業學什麼，第二覺得自己一嘴天津話，語言專業肯定不行，所以我報的是文學專業，但最后我還是被分給了新聞專業。”說到這裡，趙玉明非常感慨，“我們這代人的特點就是這樣，讓干啥干啥，讓到哪兒到哪兒，大家都服從分配。就這樣，我成了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55級2班的學生。”

趙玉明對在北大求學的那段經歷記憶猶新，“當年北大中文系大概招了200多人，新聞專業一共3個班，一個班30多人，佔了將近一半。那時候我們的老師有甘惜分、方漢奇、張隆棟、鄭興東、何梓華，還有去年去世的羅列。1958年6月，北大新聞專業和人民大學新聞系合並，羅列老師帶著我們全體師生從北大燕園搬到了鐵獅子胡同1號，也就是早先人大在城內的校址，現在叫張自忠路。”趙玉明說，“因為人大新聞系1955年招收了第一屆學生，我們在北大也是1955年入學，所以1959年，我們又成為人民大學新聞系的第一屆畢業生。”特殊的年代造就特殊的軌跡，從55級的北大新生到59屆的人大校友，趙玉明的新聞求學之路折射的是新中國新聞學學科建設的坎坷縮影。他回憶說，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的時候，他們這批同學也收到了來自北大校友會的邀請，成為“北大加人大”校友，而能夠得到兩所著名學府的共同承認，他感到由衷的榮幸和自豪。

如果說北大的求學經歷給趙玉明打下了新聞學史論基礎的話，那麼在人大所經歷的則是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和反思。“在人大印象比較深的是安崗老師，他當時是《人民日報》副總編兼新聞系主任，給我們講新聞業務課。我們到人大時正趕上“大躍進”，課上得零零星星，主要就是實習。1958年夏天，我到當時還在天津的河北日報社實習，10月份又到了山西日報社，實習半年多后我們就面臨畢業分配了。”

趙玉明繼續說道：“那時候畢業分配也可以填志願，但我印象當中大家的第一志願都是服從分配，沒有人在第一志願中說我要上哪兒，只是在第二、第三志願才填自己的想法。我們都不知道自己最后會去哪兒，等待分配的時間是最難熬的。” 1959年夏天，一輛大轎車把包括趙玉明在內的人民大學新聞系的十幾個大學畢業生拉到了他們未來的工作地點——一座五層的灰樓、兩個籃球場大的院子，這就是中央廣播事業局剛剛興辦的北京廣播學院，舊址在復興門外，現已改建為中國廣播電視音像資料部。也正是從這裡開始，趙玉明跨越半個多世紀的教學人生悄悄地拉開了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