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是我一輩子的身份——訪中國傳媒大學教授趙玉明【3】

“我為學校辦了幾件實事”

趙玉明說：“‘十七年一代’的知識分子最怕的就是名利思想、個人主義，‘文化大革命’前，凡是涉及這些問題，嚴重的就會被批判。所以那時候評職稱，一般來講你給我什麼就是什麼，不給我也就算了。很多老同志按說應該當教授了，可是在當時的政治環境裡，有人會覺得教授都是資產階級，所以給都不要。‘文化大革命’前新聞系沒有教授、副教授，隻有兩個講師，到‘文化大革命’后他們才開始評。”趙玉明接著介紹：“還有一個就是那時候總在不停地搞運動，大家寫完了東西不敢印出來，怕被批判。所以，實際上我們這代人還是我剛才說的，讓干什麼就干什麼，不讓干就不干。直到80年代初，我組織征集的許多廣播回憶錄，編印的教學參考資料，無論內部出版，還是公開出版，署名都是‘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起碼在名利思想上可以避嫌。在這樣一個政治環境下，我們這代人都比較謹言慎行，寫東西也比較慎重，同時也對學術研究形成了一個無形的束縛。”

特殊的年代造就了這一代知識分子特殊的價值觀和榮辱取舍，隨著時間的推移，政治環境的變遷雖然給他們帶來了思想的解放，但集體主義的工作作風和務實低調的行事風格卻依舊延續。“有人評價說我們這代人的思想解放是在77級學生的帶動下開始的，我覺得這樣說有他的道理。”

1980年，趙玉明參與了中國廣播史上的一項重要考察——對延安新華廣播電台的創建史和中國人民廣播事業創建紀念日進行了重新考証。“為了實地考察延安台的早期舊址，廣播學院組織了以齊越教授為首的調查組，我是成員之一。在溫濟澤、楊兆麟等幾位‘老廣播’的指導、幫助下，我們歷時20多天，對延安（陝北）台的編輯室、播音室和發射台等14處舊址分別做了實地考察並撰寫了調查報告。”1980年底，中央廣播局聽取討論了“老廣播”的建議並報中宣部批准后，發出了關於更改人民廣播創建紀念日的《通知》，將人民廣播事業的創建日從1945年9月5日追溯到1940年12月30日，這個更改可謂意義重大。

基於此，在盛世修史的大背景下，廣播事業的歷史研究得到了廣泛重視。隨后，趙玉明組織並參與了解放區廣播回憶錄的征集梳理，民國時期廣播歷史檔案的搜集考証以及多份廣播歷史書刊的編印工作，為繼承並弘揚中國人民廣播事業的光榮傳統提供了豐富的教材。

1989年，趙玉明離開了工作近30年的新聞系走上了北京廣播學院的領導崗位擔任副院長，直至1998年，62歲的他才“超期退役”。恰恰是在這9年中，北京廣播學院的整體面貌和辦學水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轉70年代的頹勢，漸漸發展成為一所培養廣播電視專業人才的重鎮學府。趙玉明回憶道：“9年的時光，3000多個日夜，忙於日常的教學科研行政事務，個人經歷的酸甜苦辣，實在是一言難盡，但值得認真回憶的也就是幾件或是自己首創或是參與較多的實事。”

1989年，經趙玉明負責籌劃，“中央三台”在廣院設立獎學金，用於獎勵優秀師生，這是廣院第一個社會性的獎學金。除此之外，浙江改革月報社、山東濱州九環集團公司、北京星光集團等先后在趙玉明的聯系和促成下在廣播學院設立獎學金，在校企之間實現了雙贏。

1989年，趙玉明開始分管《中國廣播電視年鑒》日常工作並兼任副主編，在較短的時間裡，趙玉明與編輯部同志合力解決了《年鑒》出版經費困難的問題，不僅實現了扭虧為盈，更提高了《年鑒》質量，為按期保質出版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1993年，趙玉明負責籌建北京廣播學院董事會並出任副董事長（常務）兼秘書長，負責董事會日常工作。短短幾年時間，董事會完成了近千萬元的基金籌措，為學院管理體制改革的推動和深化做出了切實的貢獻。

1996年，趙玉明基於廣電部未在所屬高校設立部級科研立項和部級科研獎勵的情況，在學院的支持下起草了《關於全國哲學社會科學“九五”規劃工作暨項目評審會議情況匯報——兼談對我部設立高校科研立項和獎勵的建議》，為學院緩解了科研水平總體較低、成果較少，以及難以獲得部級科研立項和獎勵的難題。

更為重要的是，作為學院分管科研工作的校領導，趙玉明在任期內非常重視廣院圖書館的建設問題，多方籌措圖書資料經費，初步改變了圖書館經費緊缺的局面，為北京廣播學院的長遠發展造福鋪路。

趙玉明說：“這些事情的促成不是誰想弄就弄，不是一個人的力量。一個人可以號召，但是事情要辦成，需要大家一起努力。”他所說的，確是肺腑之言。但無論如何，在北京廣播學院事業發展如火如荼、辦學水平蒸蒸日上的時代，趙玉明既是這個艱難過程的見証者，更是這項系統工程的參與人。而在他們卸下重任、安享晚年的今天，中國傳媒大學實至名歸的聞名國內和載譽世界便是對這些老一輩創業者最好的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