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是我一輩子的身份——訪中國傳媒大學教授趙玉明【4】

“有所為，有所不為”

與國內很多知名教授所不同的是，趙玉明在50余年的教學生涯中親自招收並培養的碩士、博士以及合作的博士后從數量上看並不多，前后算起來，總共帶了10位碩士、12位博士，以及3位博士后。

“我是從1979年開始招收碩士生的，那時候還在新聞系。擔任校領導后，雖然還在招碩士生，但基本就是畢業一個招一個，因為多了也帶不過來。”1999年開始招博士生后，趙玉明就不再招碩士生了，三年帶一個學生的工作量讓他在30余年的導師生涯中實現了“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精力分配，兌現了“少招生、勤交流、嚴要求”的工作方針，而這樣的原則也為他日后為中國傳媒大學實現“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評選零的突破埋下了重要的伏筆。

“薛文婷是我的博士研究生，2010年，她的博士論文《中國近代體育新聞傳播歷史研究（1840-1949）》被評為全國優秀博士論文。這是1999年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評選以來，中國傳媒大學第一次獲得這項殊榮。我也因此獲得了教育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頒發的‘全國優秀博士論文指導教師’榮譽証書。其實這個全國優博的產生，絕非我個人之功，但要說幾十年來指導學生的做法和體會，我也樂於分享。”

趙玉明認真地說道：“教書這項工作需要嚴肅認真地對待，同時治學應當嚴謹，對待學生必須要求嚴格。要培養出一個優秀的人才，就必須從選才開始，但我覺得給學生提供寬鬆的環境、給他們提供優厚的條件更加重要。現在有不少學校在選拔人才的時候要求本科非得‘211’不可，我覺得這其實是缺乏從實際出發考核真正人才水准的表現，也是不足取的。自古英雄不怕出身低，我們對學生應當盡量做到寬進嚴出。”

“論文的選題需要根據學生的處境和時代的機遇綜合考慮。比如說薛文婷，她之所以寫體育新聞史，是因為她碩士畢業后到了北京體育大學體育傳播系任教，博士入學前后又正好趕上北京奧運會前夕，全國都有一個體育熱，在這樣的背景下最終定下了這個選題。”趙玉明意味深長地說，“確定研究選題既要適合自己，又需要有創新的價值，既要揚長，也要避短。對於我們老師而言，更要看到學生各種各樣的局限性，想方設法為他們創造條件。”

在薛文婷撰寫博士論文的過程中，趙玉明幫助她積累史料、拓展視野、打開思路。“我專程拜訪了她的系主任，我當時是中國新聞史學會的會長，提議以中國新聞史學會名義與體育大學共同召開了一次學術研討會，這就是2007年12月在北體大舉辦的‘奧運傳播暨體育新聞傳播史研討會’的由來。薛文婷也盡心竭力地籌備了這次研討會，會后參與主編出版了50萬字的研討會論文集。而所有這些都為她撰寫論文、多方收集史料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創造了‘為一篇論文，開一次研討會’的特例。”

趙玉明的心血沒有白費，薛文婷在恩師的指導和自身的努力下最終完成了一篇公認的佳作，更幫助母校在“十一五”規劃的最后一年，實現了全國百篇優博的重大突破。令人起敬的是，趙玉明用學校獎勵給他個人的30萬元獎金設立了一個“趙玉明教授研究生獎助學金”，專門獎勵傳媒大學新聞傳播學專業的優秀研究生。“這是全校共同努力的結果，沒有博士點，不可能有百優﹔沒有眾多老師的合力指導，也不可能有最后這個成績。用獎勵所得設立一項獎助學金也是我對社會和學校的感恩回報，因為我上北大的時候也曾享受過助學金的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