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子論文]我國電視新聞媒介角色的嬗變

【摘  要】我國的電視新聞事業誕生已經到了知天命的年紀，梳理半個世紀以來電視新聞媒介角色的嬗變，用結構主義的觀點來探討其媒介角色變化的動因，總結媒介與社會發展的互動，以期明史而鑒今。

【關鍵詞】社會進程﹔電視新聞﹔ 媒介角色

一、關於媒介角色

角色是社會學的概念，是一套有關權力、義務的規范，也是人們對處於特定位置上的人的行為的期望。[ 王思斌：《社會學教程》（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83頁。]它同一定的社會結構或社會制度中各種社會地位的權力和義務密切相關。個人的社會角色如此，由特定人群組成的媒介組織的社會角色亦然。

關於媒介的社會角色，美國著名報人普利策曾這樣形容：如果把一個國家比作一艘在大海上的行船，那麼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瞭望者，他要及時發現激流險灘，引領航船正常航行。可見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中，美國新聞人對自己的職業和理想定位如此之高。難怪在美國，媒介被認為是獨立於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第四勢力。報刊擁有對政府的監督權，具體的角色表現為“輿論監督、群眾喉舌、政府鏡鑒、改革尖兵。”震驚世界的水門事件，就是由《華盛頓郵報》的兩位記者鮑勃·伍德沃德和卡爾·伯恩斯坦的跟蹤報道，揭露了白宮與水門事件之間的聯系，從而最終促使尼克鬆的辭職。

媒介的社會角色本質上體現了媒介與社會的關系。二者之間的互動主要有功能說和建構說。前者強調新聞媒介是社會良性發展的一個子系統，應發揮相應的功能和作用來促進社會整體的發展。在整個社會系統中，新聞媒介的作用機制往往是被動的，即具有什麼功能就發揮什麼作用。如政黨報刊時期，新聞媒介的任務就是發揮其政治宣傳的功能，用說教來完成政黨的宣傳目的。然而建構說則強調新聞媒介的主觀能動性，認為其對社會的發展有積極的建構作用，不是被動的、單一功能的實現，而是主動的與社會互動影響從而能引領社會發展的機構組織。

二、我國電視新聞媒介角色的衍變

（一）建設宣傳者（1958-1966年）

新中國成立后，百廢待興，全國人民鉚足了干勁要建設新中國。在1958年，中國大躍進搞建設的時期，電視也應用而生了。有人說我國的電視是大躍進的產物，在新中國建立初期，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都迫切需要掌握這個新興的革命宣傳工具來打破國外媒介的新聞封鎖，進行新中國建設的輿論引導。1958年4月，當時主管全國廣播電視工作的中央廣播事業局在給中宣部、國務院的報告中指出，要建設的北京電視台的任務是“宣傳政治、傳播知識和充實群眾文化生活。”1958年春天，籌建中的北京電視台在向中央提交的一份報告中明確提出：國家電視台作為一個新聞機關，必須首先辦好政治性、新聞性節目。[ 《新聞聯播》台前幕后探微，中華文摘，2008年第3期。]

趕在台灣之前，在1958年5月，北京電視台（中央電視台的前身）開播了。同年9月2日，北京電視台正式開播。當時對北京電視台的任務是“宣傳政治、傳播知識和充實群眾文化生活…根據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精神，宣傳全國和北京地區工農業生產大躍進及文化革命的成就，做好時事、政治、軍事方面的宣傳，加強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宣傳，廣泛傳播科學技術知識，大力推薦優秀文藝創作，以及做好對少年兒童的共產主義教育”。[ 陳梁：《電視新聞流變——上海1958-2008》，復旦大學2010年博士論文。]”

當時的北京電視台被視為中央級的電視台，擔負著全國性的宣傳任務。[ 郭鎮之：《電視傳播史》，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81頁。]從建台之初，中國的電視就注重思想宣傳教育。新聞節目的內容具有強烈的鼓動性。從節目的定位、題材的選取和話語方式都表現出鮮明的宣傳意味。

此時，電視新聞媒介的定位主要是為政治和國家建設服務。新聞記者扮演的是社會政治過程中的積極參與者和宣傳者，其角色呈現的是以政治功能定位為主。

（二）工具盲從者（1966-1976）

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對中國人民來說是一場空前的浩劫，是和平年代政黨政治斗爭的極端化。社會主義新聞事業遭到了重創性的打擊。新聞界的浩劫是從紙媒開始的。對於廣播電台，中共中央於1967年1月11日發出《關於廣播電台問題的通知》，宣布各地廣播電台一律由當地人民解放軍實行軍事管制，停止編輯和播送本地節目，隻能轉播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節目。全國13家電視台在1967年初有11家被迫停播，剛剛起步的中國電視業遭到嚴重挫折。[ 黃瑚：《中國新聞事業發展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第318頁。]

在文革的十年，電視新聞媒介完全淪為政治工具，成為政治事件的議程設置者，為“文化大革命”制造輿論。全國電視更是一花獨放，一家獨鳴，電視文藝百花凋零。中國的形象在媒介的影響下被認為是“好斗的”國人。政治沖擊一切，壓倒一切成為生活和工作的中心。新聞媒介完全喪失了自主說話的聲音，在紅色的政治浪潮中盲從了其階級屬性。

（三）知識傳授者（1977-1992）

文革結束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把工作的重心轉到社會主義建設中來。人民的思想接受了一次全面的洗禮。思想的解放和轉變，給中國的電視帶來新的生機。這一時期電視界最突出的表現就是一批優秀的國內外影視劇的熱播，國內的《末代皇帝》、《西游記》、《紅樓夢》、《圍城》、《四世同堂》，法國的《紅與黑》，日本的《血疑》都給解放思想后的中國人民帶來一股清新自然的影視之風。

在新聞界，中國觀眾也顯示出強烈的了解外部世界的願望。20世紀80年代，國際上發生了許多突發事件，例如埃及總統薩達特、印度總理英·甘地先后遇刺，美國航天飛機“挑戰者”號升空失事，電視新聞都進行了報道，電視觀眾先於報紙讀者獲知了相關新聞，並且看到了栩栩如生的新聞現場。[ 郭鎮之，《電視傳播史》，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88頁。]在觀眾迫切了解世界的期待中，1980年4月，《國際新聞》內容並入《新聞聯播》，成為許多人觀看《新聞聯播》的主要興趣所在。在1981年首次全國性大規模電視評選中，《國際新聞》名列前茅，全部獲獎專欄都與國際有關。[ 郭鎮之，《電視傳播史》，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88頁。]

上世紀80年代是我國電視起步發展的繁榮階段，出現了很多影視精品。值得稱道的還有紀錄片《話說長江》、《望長城》。這既是對中國文化的講述，也是讓國人了解祖國歷史、文化的一個朴素的窗口。這些紀錄片成為開啟我國紀錄片發展的奠基和引領之作，為后來我國紀錄片的創作帶來深刻的影響。

1990年中央電視台與正大集團合辦《正大綜藝》，以了解外國風情為節目主旨，以“世界真奇妙，不看不知道”為節目標語，帶領中國觀眾通過電視認識外面的世界。節目知識性、趣味性和審美性突出，一時間成為國內觀眾了解世界的一個平台。

這個時期的電視新聞媒介充當了中國了解世界和自身的窗口，了解世界是為了審視自己，更是為了發展自己。電視新聞媒介的角色更多的是傳播知識的教育者的姿態，進行知識傳授，打開觀眾的眼界。這個時期的電視媒介也贏得了觀眾的高度認可，成為人們學習知識的一個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