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子論文]風險的媒介化認知【2】

三、《人民日報》《紐約時報》兩報比較的總結

“框架的正面意義固然在於協助人們思考或整理迅息，但另一方面，框架也成為人們意識形態或刻板印象的主要來源，‘框限’了主觀認知世界的活動，具有負面效果。”[劉澤江：《新聞框架理論探析》，【J】《大學時代（B版）》，2006年第3期，第25頁。] 這是“框架”反面的內涵。事實上，在對兩報比較后進行總結的工作開始之前，分析引言中兩報報道的報道沖突，具有奠定性的意義。潘忠黨認為“位處特定歷史、經濟和政治坐標點的社會個體或團體達成其特定理解或意義所遵循的認知和話語的組織原則，就是他（她）們的“框架”[ 高芳：《簡析框架理論》，【J】《青年記者》，2008年6月中。] ，因此中美兩國的報紙在報道中受框架理論的影響，呈現出不同的報道框架。《人民日報》因“任何涉及多個爆炸裝置的事件，就像這起事件表現出來的情形，顯然都是恐怖行為，都會被當做恐怖行為來處理。”白宮官員的這句話和中國以前的報道慣例將其直接視為恐怖襲擊，並在當天報道中發表《反恐需內外兼顧》的評論﹔《紐約時報》傾向於將各種事實及過程呈現給讀者，剛開始“總統沒有稱這些襲擊是恐怖主義行為”，到4月17日“關於爆炸裝置的新細節浮現之時，奧巴馬總統發表聲明稱，美國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簡稱FBI）正在把此次襲擊當成“恐怖行動”來調查”，再到“是第五個在接受FBI調查期間涉嫌進行恐怖活動的人”的罪犯的定性，循序漸進，隨事件變化而報道。

由此可見，兩報不分優劣高下，只是報道方式與報道框架存在差異。《人民日報》以官方權威的結果告知讀者，《紐約時報》則將整個事件過程呈現。兩報依據各自的新聞理念與傳者心理，力求實現新聞專業主義，呈現出不同的突發事件報道特點。

（一）紐約時報的新聞源和消息源遠多於人民日報。

《人民日報》4月17日《“這一幕讓我們想起噩夢般的‘9•11’”》是它最為詳實的報道，涉及波士頓知名軟件公司的吉恩•戈特、艾裡克斯、美國東北大學的學生帕特裡克•海根斯、美國總統奧巴馬、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專欄作家戈蘭德森、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訪問學者、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副總領事鐘瑞明9個消息源。而《紐約時報》每個新聞報道都涉及幾個方面的消息源，就像《美國警方征集波士頓爆炸案線索》一文中麻省總醫院的醫生、法醫專家、奧巴馬總統、FBI波士頓辦公室的特工、反恐專家、波士頓警察局局長、坎貝爾的祖母莉蓮•坎貝爾、波士頓大學校長羅伯特•布朗、恐怖主義研究專家、法格公司美國分公司銷售及營銷副總裁薩拉•德拉埃拉、爆炸物管理局發言人史蒂夫•巴塞洛繆等11個消息源，這還不包括官員、高級執法官員等較多次出現的消息源。越多渠道的消息源，報道就越客觀公正，越有說服力。

（二）兩國國際報道數量不多，但特點顯著

《人》呈現民主主題框架，《紐》呈現科學主題框架。《人民日報》在《“被遺忘”的恐怖襲擊》中援引索馬裡、伊拉克、巴基斯坦的恐怖襲擊，發出“如何獲得同樣的信心和樂觀？”的疑問，側重對這一事件的普遍意義加以延伸，拓寬思維，引起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關注。《紐約時報》則充分利用新媒體、高科技對案件過程進行追蹤，《波士頓爆炸案中的科技救助》《波士頓嫌犯落網始末》《波士頓案的策劃經過》等報道，著眼於本國的災難與力量，進行自我反思與總結，視野狹窄，未將其聯系整個世界的格局中考量分析。

（三）標題設置

《紐約時報》標題更吸引人，圖文相和，較《人民日報》具有更加鮮明的形象性。值得中國媒體學習、借鑒。

（四）關注點不同

《人民日報》關注美國如何處理這件事，《紐約時報》在報道中存在意識形態的潛在攻擊，顯示自身優越性。《習近平向美國總統奧巴馬致慰問電》《美國全力調查波士頓爆炸案》《美國警方初步鎖定爆炸案嫌疑人》《中國駐美使館就波士頓爆炸案與美方密切溝通》《我駐美大使看望波士頓爆炸案受傷留學生》，《人民日報》的新聞報道儼然是“官方的傳聲筒”，是一場政治外交的伴奏。《紐約時報》“據新華網報道，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証實，一名中國女留學生在波士頓連環爆炸中受傷。根據中國廣播網的報道，這名女生叫周丹齡，畢業於武漢大學，現在波士頓大學修讀精算專業。波士頓大學的網站上証實該校有一名學生受傷，正在波士頓醫療中心治療，情況穩定。但是該聲明中沒有披露這名學生的姓名。”“死者家屬和波士頓大學中國留學生會都曾先后明確表示，希望媒體不要曝光她的姓名，讓死者安靜離去，但有至少20家華文媒體很快刊登出了女孩的名字”這樣的報道內容，夾雜著一種意識形態的攻擊。

（五）總體比較

相較於《人民日報》宣傳性報道方式，《紐約時報》的新聞報道更全面、客觀、冷靜。而在信息化、網絡化、多元化的時代背景下，外交民主化已然大勢所趨。政府有理由在不違背國家保密法律條文的前提下，向公眾解釋相關外交政策出台的始末與緣由，以回應各種情緒化抑或理性化的輿論監督，安撫民心，凝聚民意。[ 於鬆明、周佳芝：《中美媒體關於利比亞戰爭報道的比較分析——以《人民日報》和《紐約時報》為例》，【J】《南京曉庄學院學報》，2012年9月第5期。]

總之，不同的風險框架決定了媒體在進行信息篩選時確立不同的規范和標准，從對美國波士頓爆炸案報道的框架分析中看，我們看到兩報不同的報道框架，因此呈現了不同的風險框架。美國《紐約時報》報道中負面報道較多，易引發公眾對風險的過度憂慮﹔中國《人民日報》報道中風險框架受制於政府，觀點單一，新聞全面性、客觀性不足，缺乏科學精神。中國媒體應當認真吸收改進，思考如何進行科學有效的傳播，增強報道的感染力和影響力。

【參考文獻】

1.陳志偉：《論新聞報道的“單一信息源”》，聖才學習網，2011年7月27日。

2.黃昆侖：《從“9•11”事件災難新聞報道看中美媒介生態的差異》【J】，《現代傳播》雙月刊，2002年第一期。

3.《人民日報》

4.《紐約時報》

5.彭增軍：《媒介內容分析法》，【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3月。

6.童兵：《中西新聞比較論綱》【M】, 新華出版社,1999年9月] 從這點而言，《紐約時報》做的很好，全面地展現事實報道，重視民意，保障公民的知情權，發揮媒介提供信息和監測環境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