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西安外國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王天定教授【2】

記者：您從事傳媒研究和教育工作多年，在這兩方面也都取得了較為豐碩的研究成果，學術造詣頗高。同時出版了很多部學術專著，大都以傳媒人的職業道德為主線，您能否就傳媒人的職業道德談談您的個人觀點？

王院長：我是一名普通教師，一直圍繞教學做科研，到目前為止，研究成果不是很多，研究水平也不高。因為在學校承擔新聞傳播法規與職業倫理的課程，所以做過這方面的一些研究。媒體倫理、傳媒人的職業道德是當下的社會熱點，我覺得以下幾點需要特別強調：

一是強調專業倫理對媒體行業自身的重要性。媒體的專業倫理是傳媒從業者提升自身社會地位的需要，媒體倫理應該成為每個媒體、每個新聞工作者發自內心深處的渴望，而不應該把它視為外界強加給我們的硬性約束。我們隻有提升了整個行業的專業倫理水准，新聞工作者才能贏得社會的真正尊重。

二是當下媒體的倫理建設需要良好的制度環境。媒體倫理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講是一個體制性問題，我們必須承認我國當下缺少新聞專業主義發育的土壤，比如像有償新聞等，都是中國畸形媒介體制結出的歪瓜，要杜絕類似現象，根本出路就在於媒體體制的創新，即建立充分開放競爭的媒體市場，舍此之外，別無他途。

三是每一個新聞從業者都負有重要的道德使命。我們強調制度性因素的影響，並不意味著為新聞工作者推脫責任，也決不意味著每個新聞工作者在這種體制內就應該坦然地享受腐敗。高度組織化的大眾傳播時代，媒體倫理既是團體責任，也是個人責任，新聞工作者必須承擔責任、肩負使命。

記者：您曾從事過報社編輯工作，有較長時期的媒體從業經歷，后又歷任蘭州大學、西安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教授、院長，有豐富的業界、學界的工作經驗，那麼您認為我國現階段的傳媒教育應該加強對學子哪方面的培養，才能更適應傳媒業界的人才需求？

王院長：業界的經驗，於我而言，已是過去時﹔在學界，我只是一個普通的教師。關於中國當下的新聞教育問題，社會各界多有評判，知名的新聞傳播學院也都有很多經驗，我隻能補充一點自己的粗淺認識：

首先，教育的重要職責是傳承價值而不是隨波逐流。中國正處於轉型期，社會各個方面都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有人稱之為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另外，當下正處於新的傳播革命發生期，傳播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適逢這樣一個時代，從社會到傳媒行業的種種變化容易讓人目迷五色，教育必須對變化做出自己的回應，但是，教育，包括新聞教育都不能隨波逐流，盲目追趕時髦不是教育應有的品格。我們要讓學生看到世界的變化，但是也應該讓他們知道人類最基本的價值、信念，乃至所需要的能力都是不會變化的。

其次，新聞教育要特別注重培養學生形成合理的知識結構，提高學生的理論素養。中國高校的新聞學專業，絕大多數都脫胎於中文系，許多媒體人有一個根深蒂固的成見，認為中文是與新聞關系最密切的專業，有些人甚至傲慢地認為，隻要學了中文專業的課程，練好文字基本功，就能做記者。但須知，當下社會對媒體的期待，是要對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做出理性清晰的分析解讀，而中文系的知識訓練，卻很容易形成一種凌空蹈虛的文人思維，正如著名學者朱學勤教授所言：“文人化的思維慣性在越界討論社會政治問題時，帶球越位，將文學思維穿入嚴肅的理論論証，多半具有‘目的狂’、‘方法盲’或者是‘批判狂’、‘操作盲’的病態激越。” 我國當下的媒體亂象，原因復雜，但與媒體人的知識結構不無關系，這個教訓，也是最為深刻的。當下培養未來的新聞工作者，必須重視學生的社會科學素養，在校期間就讓他們形成基本合理的知識結構。

最后，要重視對學生進行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有一次我與一位台灣學者聊天，她直截了當地跟我說，她覺得大陸的許多青年，完全是被“圈養”的一代，事事習慣於等待別人安排。坦白說，這番話讓我很受刺激，但也不得不承認，在一定程度上，她所言又是實情。我曾推薦一位學生去廣東某媒體實習，他到廣東后給我打電話，要我告訴他到那家媒體需要怎麼坐車。我們很多學生，包括所謂的好學生，在校時候學習就極為被動，常常等著老師開書單，有些甚至還等著老師送書、等著老師督促交作業。凡此種種，都表明我們的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太差，結果是錯過了開掘學習潛能的最佳階段。我在學校時經常給學生講，不要等著學了新聞採訪寫作課程才去寫新聞，應該在自己親身的採訪寫作中學會怎樣做報道。學校即使沒有開過那門課程，也不能成為不懂該門知識的理由，學生必須要嘗試自己主動地去獲取知識。現在是一個知識民主化的時代，獲取知識的途徑更是多種多樣，互聯網上知識資源數不勝數，學會自主學習，將會受用一生，而習慣於被“圈養”，在未來的就業市場上就不會有任何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