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沸揚揚的“張藝謀超生案”以張藝謀接受並限期繳納748萬元超生罰款而告一段落。阿裡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在旗下社交平台“來往”中談及此事時稱,當我看到21世紀了,一個著名的導演、藝術家,曾經為這個國家的電影和文化作出重要貢獻的人,因為多生了幾個孩子被口誅筆伐,我感到愧對那三個孩子。張藝謀也是個普通的父親,為了三個無辜的孩子,請不要讓一個父親失去尊嚴。(《長沙晚報》1月13日)
對於張藝謀超生,有認可,有批判,當然也有些和稀泥的。馬雲的“尊嚴說”當屬於挺張一派,類似的言論還有劉佩琦的“精英多生論”。縱觀張藝謀超生整個事件的經過,我們不難發現,在張藝謀超生的問題上,名人與普通人,富人與窮人的觀點應該說大相徑庭。
張藝謀超生問題能夠逐漸浮出水面,最后服從於現有制度和規則,應該感謝網絡,感謝社會法制的健全,感謝公民平等意識的增強。當張藝謀沒有因為其是著名導演、藝術家而凌駕於法律之上,凌駕於百姓之上,這本身就是社會進步的一種表現。
馬雲說,張藝謀也是一個普通的父親,不要讓一個父親失去尊嚴。這話當然沒錯。但是,尊嚴恰恰是對自己過失的擔當。張藝謀在孩子面前的尊嚴,絕不會因為超生遭到批判就會失去,也不會因為不受批判就能維持。
超生的孩子當然是無辜的,但張藝謀被罰款並不無辜,這是為錯誤付出的代價,也是為了維護制度的權威。用父親的尊嚴來討論超生的對錯,這是典型的偷換概念。因為父親的尊嚴和超生無辜不無辜是兩個層面的問題。馬雲對張藝謀的同情,從某種意義上說也代表了一個階層的意見,看起來更像是名人富人們的惺惺相惜。在現有規則下,這種同情的背后其實也是一種利益的訴求。
在娛樂圈、富人圈,張藝謀並不是第一個超生的,因為通過移民等各種方式超生的大有人在。放過張藝謀,相信這不只是馬雲一個人的想法。但放過了張藝謀,我們又該如何向那些普通老百姓交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因為張藝謀的貢獻與名氣就放過他,這樣做當然維護了張藝謀個人的尊嚴,但又有多少人會為此失去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