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蘇聯公開性改革中的報刊失控及影響

公開性改革是戈爾巴喬夫時期蘇共在國內外復雜的政治、經濟困局之下進行的一場主動性改革。報刊是公開性改革的重要陣地，並在改革之初發揮了積極作用。然而，隨著公開性改革的深入發展，報刊改革逐漸失控，並對改革造成了破壞性影響。

一、公開性改革與報刊變化

戈爾巴喬夫上任時，蘇聯政治、經濟等的發展均陷入困境，這使他決心進行改革。自上而下的改革遭遇挫敗后，戈氏的改革迫切需要下層民眾的支持，他打出“公開性”的牌子，指出在“缺乏公開性的情況下，我們對某些東西已習以為常了。不僅普通人，就連一些負責人也是如此。[1]”戈氏希望放鬆對新聞媒體的管控來促進信息的交流和傳播，以此推動改革的開展，這對長期受壓抑的民眾具有很大吸引力。

“公開性”的內容概括起來主要有三點：“第一，黨和國家機關工作公開化和政治決策過程公開化﹔第二，執行政策過程公開化，黨和政府要真實、及時地公布情況，揭露和批評社會上存在的一切不良現象和不正之風﹔第三，最大限度地擴大蘇維埃活動的公開性和開放性，鼓勵人民就國家和社會生活中存在的問題公開發表意見。[2]”這些內容的實現，有賴於新聞媒體的作用，這使得新聞媒體成為推行公開性的重要力量。

在公開性改革的推動下，報刊積極做出調整，從內容到管理都發生了巨大變化。

首先，報刊的內容發生了很大改變。一批有影響力的報刊率先打破禁區，1986年2月13日，《真理報》發表《淨化，開誠布公的談話》一文，這是報刊首次宣傳公開性，引起巨大反響。隨后《星火》、《莫斯科新聞》等報刊也開始報道社會負面問題，環境污染、貪污腐敗、賣淫等負面報道紛紛見諸報端。一些文學刊物如《新世界》、《旗幟》等不斷轉載過去被禁的作品，發行量不斷攀升。隨著報道的深入，歷史問題也成為報刊關注的對象，報刊大量披露過去被封禁的歷史，如斯大林清除紅軍將領、布哈林絕筆書內容等。

其次，報刊的編輯隊伍得到調整，頑固保守的主編被撤職，代之以一批支持改革的新主編。黨中央機關報《真理報》的主編阿法納西耶夫被撤，該報經濟部主任、支持改革的維?帕爾費諾夫成為新任主編﹔黨中央機關刊物《共產黨人》的主編由另一位親戈爾巴喬夫的伊萬?弗洛羅夫接替﹔《莫斯科新聞報》主編改由伊戈爾•雅科夫列夫擔任﹔維塔利?科羅季奇成為《火星報》主編﹔此外，其他中央報刊如《消息報》、《蘇維埃俄羅斯報》、《共青團真理報》、《計劃經濟》等也進行了撤換主編等調整，從反對戈氏的改革轉為支持其改革[3]。

再次，報刊自主權不斷擴大。1988年，蘇聯取消報刊保密檢查總局的檢查職能，報刊的內容基本由主編自主決定。1988年10月，蘇聯取消對西方報刊的審查，允許一些西方出版物在報亭公開出售，如美國的《國際先驅論壇報》、英國的《衛報》等。

二、報刊失控及其影響

新聞公開性改革在改革初期發揮了積極作用，它使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功能得到加強，提高了政府反腐能力，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政治改革的推行。然而，隨著公開性改革力度的不斷擴大，相應配套措施未能及時跟進，反對派趁機加強對報刊的控制，報刊發展開始混亂。

1990年6月，蘇聯第一部新聞出版法《蘇聯出版和其他大眾傳媒法》（以下簡稱《新聞法》）問世，它明確規定：“創辦輿論工具的權利屬於人民代表蘇維埃和其他國家機構、政黨、社會組織、群眾運動、創作協會，屬於依法創建合作社、宗教團體和其他團體，屬於勞動集體以及年滿18 歲的蘇聯公民。[4]”自此，蘇共徹底喪失對報刊的控制權，新聞公開性程度不斷擴大，報刊最終走向失控。報刊失控的表現是多方面的，造成的影響也是不可挽回的。

首先，蘇共喪失報刊管理權。蘇共曾長期對報刊實行嚴格的審查，並在報刊內部實行金字塔式的報刊自我監督體系，這使報刊發布的聲音近乎一致。隨著公開性改革的進行，報刊開始擺脫上級的領導，《新聞法》的頒布更是讓蘇共徹底喪失對報刊的控制權。

其次，新聞自由發展過度。在公開性的推動下，新聞自由程度不斷擴大，逐漸發展到泛濫的程度。報刊從批判社會現實到揭露斯大林、赫魯曉夫等領導人的罪惡，繼而開始否定蘇聯歷史與現實。戈爾巴喬夫沒有採取有效的舉措調整這一局面，反而繼續推動新聞公開化程度。《新聞法》頒布后，報刊言論更加混亂。

再次，反對黨派成為辦報的主導，蘇共報刊江河日下。《新聞法》頒布后，許多反對派報刊通過登記注冊取得合法地位，他們利用報刊攻擊蘇聯社會制度和蘇共政權合法性，煽動工人罷工等，而蘇共報刊卻一步步衰敗。“8•19”事件后，一些蘇共報刊或遭到停刊，或標榜獨立，連《消息報》都宣布脫離政府機關報的性質，取消了報頭上“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

報刊失控給蘇共改革和蘇共政權造成惡劣影響，蘇共深陷輿論危機，喪失了對輿論的調控能力。由於戈氏的報刊政策過於注重“鬆”而忽視“緊”，報刊的發展越來越難以控制。報刊不斷發文質疑蘇共政權的合法性，反對黨派趁機煽動輿論，意圖利用民眾激烈的反共情緒來扳倒蘇共政權，達到自己掌權的目的。蘇共雖然意識到新聞業的失控傾向，並採取了一些措施，卻未能阻止局面的失控。

輿論危機最終上升為蘇共政權危機。報刊對斯大林等領導人的罪行揭露和夸大使蘇聯歷史淪為一部罪惡史，蘇共執政的合法性受到質疑，加上經濟狀況不斷惡化，民眾對蘇共政權更加反感，蘇共的領導地位不斷動搖。據蘇聯官方公布的統計數字，“1988年退黨人數為1.8萬，1989年為14萬，1990年上半年退黨人數就達37萬。[5]”

一些民族分裂勢力趁此要求獨立，如《俄羅斯文化報》等報刊不斷發布言論，要求俄羅斯民族獨立出來。民族問題造成了嚴重的后果，1991年9月20日，《真理報》報道稱蘇聯有150萬“內部難民”和“流亡國外的人”，其中俄羅斯有15萬。這些難民是政治動亂、民族矛盾的犧牲品。

三、蘇聯報刊失控的教訓與啟示

蘇聯報刊失控在蘇共解體過程中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新聞公開性改革中，一些不合理的措施，過度的新聞自由，急於求成的心態等都是造成報刊失控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改革時期的社會本身就充滿變數，這更擴大了報刊失控導致的消極影響。蘇聯改革中的報刊失控給新聞改革提供了一些啟示。

第一，新聞改革要適合本國國情。戈爾巴喬夫實行的新聞公開性改革類似於早期的自由主義報刊理論，他不斷減少直至取消政府對報刊的干涉，認為理性會戰勝謬論，卻對濫用新聞自由的懲處力度不夠。《新聞法》的頒布使蘇共徹底喪失報刊控制權，新聞自由更加泛濫。

改革時期的蘇聯社會處於各種矛盾和問題之中，改革的措施、政策等需要借助報刊等媒介傳播，改革中存在的矛盾也需要報刊的疏導。這時候進行新聞改革更應注重其在促進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即在堅持真實性的前提下，應將主要焦點對准發展、進步的一面，既反映困難和問題，又要報道國家在解決困難中的努力，使各種正面或負面的社會元素保持大致平衡。這其實契合了發展新聞學的基本觀點[6]，改革時期的社會正需要這樣的新聞政策，幫助改革的順利開展。

第二，新聞自由要兼顧社會責任。新聞自由是新聞界永恆的追求，但是這種自由同樣不是絕對的自由，它應該兼顧報刊的社會責任。蘇聯民眾對新聞自由的渴望似乎更加強烈，這與蘇聯幾十年嚴格的言論管制不無聯系。戈爾巴喬夫倡導的新聞公開性正是他們渴望已久的東西，這讓他們找到了發泄的出口，於是各種歷史黑幕、社會陰暗面蜂擁而至，直至發展到詆毀蘇共政權，攻擊蘇聯社會制度。戈氏的新聞改革沒能採取有效措施控制新聞自由的濫用，《新聞法》的頒布更是加劇了這一局面的惡化。

公開性改革帶來了新聞自由，然而這種自由隻有掌握在那些用它來為社會發展服務的人手中才能發揮好的作用。事實上，無節制的新聞自由很容易使報刊淪為部分人反政府、制造社會矛盾的工具，並最終走向與預期目標相反的罪惡道路。另一方面，蘇共政策上的失誤也是導致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他們著力如何保障新聞公開，卻忽視了對新聞自由的管控。

第三，改革離不開報刊的有序發展。報刊的發展與政治密切相關，改革時期的報刊更是如此，改革的順利進行離不開報刊的有序發展。公開性改革之初的報刊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它強化了輿論監督，沖擊著僵化的體制，促進了蘇共政治改革。然而隨著改革的走形，報刊隨之失控，改革局面更加惡化。

報刊是政治發展的風向標，報刊的有序發展實際上也是政治健康發展的表現之一。社會改革時期，各種矛盾交集，沒有一個有序發展的報刊業，政府將失去一個有力的輿論工具，一旦報刊被反對黨派等利用，造成的危害更大。報刊必須履行其社會職責，即在堅持新聞真實性的前提下，客觀、公正地報道新聞。

綜上所述，戈爾巴喬夫倡導的公開性改革使報刊從內容到管理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報刊在改革之初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然而由於一些不合理的措施，加上上層政治斗爭波及到報刊領域，報刊逐漸出現失控狀態，使蘇共陷入政權危機。報刊改革是一項復雜而又影響巨大的事業，新聞改革一定要適合本國國情，沒有絕對的新聞自由，新聞自由要兼顧社會責任，一個有序發展的報業才能促進改革的順利進行。

參考文獻：

[1] (蘇)米?謝?戈爾巴喬夫.改革與新思維[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7.

[2] 張舉璽.論“公開性”對蘇共新聞事業的影響[J].新聞愛好者,2012(21).

[3] 嚴功軍.變遷與反思:當代俄羅斯傳媒轉型透視[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6.

[4] 新華社新研所編.蘇聯東歐劇變與新聞媒介[M].北京:新華出版社,1993.

[5] 俞邃.蘇聯解體前后[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

[6] 李良榮等.當代西方新聞媒體[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