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媒體與設計學院張國良：遵循規律 繁榮學術

編者按：興起於20世紀50年代的傳播學，是一門以人類傳播活動為研究對象的人文社會學科，進入21世紀以來，由於在世界范圍內，信息化、數字化、網絡化的時代大潮洶涌，傳播的作用日益凸顯。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傳播學原理》作為大學教材，廣受歡迎，該書主編是一位睿智的傳媒思想人物，他注重傳播理論和實証研究，關注社會問題，創立中國傳播學會，推動了中國傳播學的發展。在信息交流多元化的媒介環境下，他指出多媒介融合趨勢增強，單媒體逐漸向多媒體轉型，符號的組合化、整合化、綜合化被大眾所青睞，可視化信息受到熱捧。他寄予新聞學子厚望，希望他們能守望社會、衛護良知，擁有視野和胸懷，做榮耀的媒體人。這位知名學者及教育者就是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院長張國良教授。

張國良，男，1954年1月生，現任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媒體與設計學院院長、全球傳播研究院院長。1976、1991年先后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本科）、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兼任國家社科基金學科規劃評審組專家，上海市政府信息化專家委員會委員，香港《中國傳播學刊》（SSCI）顧問，香港《傳播與社會》編委，美國《傳播學研究》（SSCI）、台灣《新聞學研究》評審委員等職。獲教育部“跨世紀優秀人才”、國務院“有突出貢獻”專家、“中國改革開放30年十大傳媒思想人物”、“中國杰出人文社會科學家”、台灣“星雲真善美新聞傳播教育杰出貢獻獎”等20多種榮譽。主持國家社科重點項目、教育部重大項目以及與美英澳日韓新等國合作項目等70多個課題。在海內外出版30多部著作、發表100余篇論文，包括國際核心期刊《傳播學研究》（SSCI影響因子列前10%）論文。

本刊記者（以下簡稱“記者”）：張院長您好，很榮幸採訪到您。上海交通大學是一所歷史悠久的百年名校，在國內外都享有較高的盛譽。但媒體與設計學院成立時間並不長，可謂是百年老樹發新枝，您作為該院院長，請您介紹一下貴院的學科特色和辦學理念。

張院長：你好，很高興接受貴刊的採訪！確實，相對於辦學歷史長達118年的上海交通大學，成立於2002年的我院，顯得格外年輕，迄今剛跨入建院的第12個年頭，但正如我院師生常說的：“因為年輕，而充滿活力”。值得自豪的是，在建院10周年之時，我院同時實現了兩個奮斗目標：一，國內領先：在教育部發布的一級學科評估結果中，我院新聞傳播學科進入全國十強，名列第10位（而且，作為十強中唯一尚未獲得博士點而僅有碩士點的學科，更顯實力不凡）﹔二，國際知名：在國際主要大學評估機構之一的QS發布的世界大學排名結果中，我院“媒體與傳播”學科進入世界百強，名列第88位（進入百強行列的中國大陸院校僅有六家）。短短幾年，我院何以快速崛起、茁壯成長？一言以蔽之，依靠“文化”的力量。

2006年的春天，我受邀到上海交通大學工作，擔任媒體與設計學院院長。當時，學院的總體狀況是：基礎差、底子薄、隊伍弱，在全國同行中，屬於默默無聞的“第三世界”。一個印象至深的事例是，那時的學生，對外竟然普遍羞於稱自己就讀交大傳播學專業。

怎樣扭轉局面？我提出四條施政綱領：“目標立院、制度治院、人才強院、人氣興院”。作為具體化的辦學思路，又提出四句院訓：“公正民主、求真務實、團結奉獻、開拓創新”。概而言之，就是著手建構一種“以人為本、爭創一流”的先進文化。何為“文化”？在我看來，首先，它是一種理念，集中表達為“追求個人（全院師生員工）的全面發展，達成事業（一流學科、一流學院）的卓越境界”﹔其次，它是一種制度，再好的觀念、思想，如果不體現在制度層面，就無異於“鏡中花、水中月”﹔再次，它是一種實踐，同理，再好的制度，如果不落實到行動上，最終也將一事無成﹔最后，它是一種氛圍，即回到理念，內化為每位同事、同學的共識，如此，才具有了良性發展的可持續性。當然，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策略層面的思考和舉措，也不可少，如：“取向國際化（瞄准世界前沿）、研究規范化（確立學術規范）、學科交叉化（推動學科融合）、產學研一體化（促進理論與實際結合）”等。其實，無論戰略戰術，最要緊的是：遵循辦學規律，聚集師生人心。

以上，就是我對一種先進的學院文化的理解和試行。近八年來，我和全院師生員工的共同實踐証明，它具有強大的凝聚力、推動力、生產力。正是在上述“文化”的作用下，我院以超常規、跨越式的快速而健康的成長，創造了中國大陸新聞傳播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跡。

記者：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自2002年建院以來，貴院的規模不斷擴大，辦學水平和教學質量也在不斷提升，為社會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優秀傳媒人才，想必貴院一定有自己獨特的培養模式和理念，您可否詳談一下？

張院長：就數量和規模而言，我院現有逾百教工、逾千學生，與建院之初相比，都翻了一番﹔就質量和影響而言，更不可同日而語。在此僅舉幾例：其一，近年來，在上海交大本科招生熱度排名中，我院“傳播學”、“影視學”、“設計學”專業高居全校文科前三﹔其二，近年來，我院外國留學生數量劇增，達二百多人，佔全院五分之一，躍居全校第一，尤其在傳播學、影視學專業的班級裡，留學生人數甚至超過了本國生﹔其三，近年來，報考我院研究生成為熱門，尤其是傳播學專業，錄取率僅為1/30，而且，生源覆蓋了所有同行強校﹔其四，我院在讀生的綜合素質越來越高，在各項競賽中表現優異，如：獲得世界三大廣告節之一的“紐約廣告節”金獎（中國首次）﹔獲得亞洲著名的“釜山國際廣告節”金獎（中國首次）﹔獲得中國大學生“挑戰杯”特等獎等獎項，等等。取得以上成績，主要緣由何在？首先“強將手下無弱兵”，我院打造了一支實力雄厚的師資隊伍。同時，我院在教學方面推出了一系列相應的方針、政策，鼓勵交叉，激勵創新，如：倡導“文理兼通、手腦並重”理念、建立本科生導師制、設立大師/名家學術前沿講座、提供赴海外/境外學習機會、創辦“大學生全媒體中心”等等，也發揮了積極功效。

記者：您主持過國家社科重點項目及教育部重大項目多項，您可否介紹幾項有代表性的項目？這些項目對我國新聞傳播學的發展起到什麼促進作用？

張院長：自1976年畢業留校工作以來，從助教到教授，從復旦到交大，轉眼，我從事新聞傳播學的教育和研究，已38年了，時間真快。回顧起來，這段人生經歷，恰好與中國的改革開放歷程大致同步，也與傳播學在中國的發展歷史大致同步，這是一種機緣巧合吧。我作為一個教師和學者個體，處於這樣一個時代大潮之中，力盡所能地發揮了一些作用，尤其是在推動傳播學研究的理論化、科學化、規范化方面，做出了一些嘗試。

據不完全統計，我迄今主持的各種政府、企業、國際合作課題為70多項，總經費為900多萬元，作為這些投入的產出，則包括國際國內期刊論文100多篇，著作30多部/套，獎勵、榮譽20多項。其中，影響較大的有：教育部“跨世紀優秀人才”課題《中國受眾與傳播效果》、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重大課題《中國發展傳播學》、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課題《大眾傳播學》等。其主要成果為：一，以“議題設置功能”、“知溝”、“涵化”理論為參照，開展實証研究，首開國內先河，指導完成博士論文3篇，發表國際國內期刊論文30多篇，其中，包括國際核心期刊《傳播學研究》（其影響因子列傳播學專業期刊前10%）論文1篇（此為中國大陸學者首次在該刊發表論文）﹔二，以全國東中西部的九省市約三千名受眾為研究對象，探索了世紀之交的傳播媒介與中國社會之互動關系的總體形貌，得出了許多具有創新性的結論，出版一套系列著作（九卷本），發表國內核心期刊論文20多篇﹔三，以傳播過程的5個環節（傳者、媒介、內容、受者、效果）為研究對象，聚合國內一批中青年知名學者之力，梳理了迄今為止的主要文獻，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出版一套系列著作（五卷本）。同時，由我主編、配套出版的《20世紀傳播學經典文本》一書，也產生了廣泛影響。另外，在學科建設方面的貢獻，主要有：一，創辦“中國傳播學論壇”（2001年）﹔二，創立“中國傳播學會”，由我發起，聯合全國21個主要新聞傳播院系，共同成立，本人當選為首任會長（2002年）﹔三，創辦“全球傳播論壇”（2007年）﹔四，與“國際傳播學會”合作，推動中國新聞傳播學界“走出去”，首次到國際傳播學界頂級平台，主辦美國鳳凰城ICA（即“國際傳播學會”）2012年度大會專題論壇（2012年）﹔五，在成功主辦ICA2012年度大會專題論壇的基礎上，與“國際傳播學會”進一步合作，聯合全國（包括港澳台地區）20個主要新聞傳播院系，首次把國際傳播學界頂級平台“請進來”，在中國上海共同舉辦了來自世界18個國家和地區的300名師生參與、盛況空前的ICA2013年度區域性大會（2013年）。

以上幾件工作，對中國新聞傳播學界來說，都具有開拓性意義，顯著提升了學科建設水准和國際化程度。當然，所有這些業績，都不是單槍匹馬完成的，而有賴於廣大同行和各界友人的齊心協力、眾志成城。對於學界的合作態勢，我深感欣喜，對於學科的未來願景，我滿懷信心。

記者：您2010年獲得享有“華人普利策獎”之譽的“星雲真善美新聞傳播獎”，這個獎項對您可以說是實至名歸，這也是對您多年來致力於新聞傳播教學工作的莫大嘉獎，可否和讀者分享一下您從事新聞教學工作的感受？

張院長：如上所述，在38年的從業生涯裡，我有一些科學研究的成果，以及學科建設的收獲，同時，我也有若干教書育人的心得。毋寧說，我自己最感欣慰的是，不僅為幾千學子授課，而且，作為導師，指導了一百二十多位碩士、博士、博士后，以及訪問學者（其中，十多位來自台灣，四位來自韓國、日本）。至於“星雲獎”，在我以往獲得的二十多個獎勵中，確實有點特別，也比較被我看重。原因有三：一是來自境外，即不局限於大陸，而受到各國華人傳播業界和學界的關注，這也是它被稱為華人“普利策”獎的緣故﹔二是來自台灣，如上所述，我培養了十多位台灣學生（包括碩士生、博士生），可能是大陸新聞傳播學界指導台生最多的導師之一﹔三是來自佛教界，不太尋常，而且，星雲大師是我敬仰的一位宗教領袖。

記者：您在中外傳播領域研究頗深，您認為中外傳播學在傳播方式和發展理念上有什麼不同？依您看，近幾年我國的傳播學在理論和方法上有什麼突破和創新呢？

張院長：這裡，有三個關鍵詞：趨同、多元、突破。傳播學的學科架構、學理體系，原本來自西方，主要是美國，因而，對中國學者來說，必定要經過“學習→應用→創造”，或者說“模仿、模仿創新、創新”的歷程。由此看來，無論中外，就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而言，新聞傳播學界的一個無可避免的態勢是“趨同”，全球化、信息化的時代潮流，加速了這一過程。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單一，恰恰相反，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各地區，無不具有自身文化的獨特性，因而，就其內容看，傳播學研究在各國、各地區的具體展開，可謂豐富多彩，即呈現“多元”的特點。各國、各地區的學者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將普遍理論與本土實際結合，在改革傳播狀況、推動社會進步的同時，對於完善世界新聞傳播學研究“大廈”，或多或少都有貢獻，中國學者也不例外。目前，中國新聞傳播學者其實面對一個很大的機遇，即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的迅猛發展，深刻地改變了、並仍在改變著人類的傳播行為乃至整個傳播生態，這一全新局面，撼動了以往所有的傳播學經典理論，從這個角度看，各國新聞傳播學界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我相信並期待，以中國學人的聰明才智和堅忍不拔，終能有所“突破”。

記者：在我國學術發展繁榮的今天，您認為中國學術刊物應如何發揮學術傳播及評價作用？《今傳媒》作為傳媒行業中專業的學術刊物，您對我刊有什麼建議和期望？

張院長：近幾年來，我就中國新聞傳播學的研究狀況進行過一些考察，發表過若干論文，如《傳播學在中國30年：以專業期刊論文為研究視角》（刊載於《華人傳播學的想象》，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年），其中的主要發現是：30年來，中國新聞傳播學的研究，數量急速增長而質量不盡如人意，尤其是方法的規范性不夠、成果的創新性不足（在作為樣本的120多篇高被引率論文中，也僅有四分之一具創新性，遑論其他論文）。與此相關，專業期刊質量的參差不齊，也是一個亟待改進的問題。

借此一隅，最想與中國同行分享的是一句老話：“打鐵還需自身硬”，也就是說，無論作為學者，還是編輯，都需要堅守良知。我認識《今傳媒》有好些年了，為它的日益進步而感到欣喜。在學術與產業快速發展的今天，我深信，唯有堅持不同流合污，不人雲亦雲，不斷加強規范（科學方法），不斷提升自我（創新能力），如此，方能繁榮學術，回報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