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子論文]“意識形態灌輸論”在當今新聞實踐中的意義

摘要：提到“意識形態”，很多人仍然將其當作負面的概念，對於“意識形態灌輸論”更是避之唯恐不及，本文認為，從黨的執政能力建設角度考慮，當前意識形態安全工作仍然極端重要，習近平指出，宣傳思想工作就是要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因此“意識形態灌輸論”自然再次被提到一個重要地位。本文認為，當前宣傳存在的問題，主要是一些宣傳管理部門僅僅滿足於完成認為的傳播，並沒有切實做到有效宣傳，因此需要優化宣傳技巧，注重宣傳效果，切實做到習近平所要求的“必須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

關鍵詞：意識形態灌輸論宣傳傳播有效性

考茨基在社會主義思想史中首次提出“社會主義意識是一種從外部灌輸到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中去的東西，而不是一種從這個斗爭中自發出來的東西”的著名論斷，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做出了新的貢獻。列寧對此十分推崇，並在批判俄國經濟派宣傳的自發性過程中提出了“意識形態灌輸論”。 從此該理論成為社會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思想政治教育的一條經典理論。時間已經過去近一個世紀，“意識形態灌輸論”是否已經過時了呢？意識形態灌輸理論對當今社會新聞實踐有什麼借鑒作用？本文對此進行了探討。

一、當前意識形態安全工作極端重要

雖然“意識形態灌輸論”是黨和國家一直遵循的一個原則，但正是意識形態灌輸論產生時間較早，且產生原因與當時特殊的歷史背景密切相關，因此有些學者對意識形態灌輸論進行非難，認為這個理論已經“過時”了，認為今天的社會主義中國，社會歷史條件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工人階級不僅成為了國家的主人，而且思想水平大大提高，特別是由於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們的認識和理論學習條件很好，完全可以通過自發的學習掌握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知識，無須從“外面灌輸進去”。真的是這樣嗎？

其實在這些持非難觀點的學者中，一些人提供的論據與一百年前列寧系統闡述意識形態灌輸論時所批判的經濟派大體類似，這裡無須贅述，另一些學者的非難則摻雜著對歷史實踐方面的不良記憶陰影重現的擔憂，即出於對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我國文革極左思潮泛濫的擔憂，擔心意識形態灌輸論會沖擊個人思想或私域生活。其實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開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35年來，意識形態灌輸理論一直是作為黨的一條重要原則進行貫徹著，現實中並沒有出現這些學者所擔心的情形，與此相反，黨和國家的意識形態控制能力甚至有些放鬆，國內外敵對勢力對我國意識形態防護網的突破尺度正在越來越大，在國家安全層面上，意識形態斗爭仍然簡直無處不在。

毛澤東同志講：“掌握思想領導是掌握一切領導的第一位”。習近平也多次表示意識形態工作極端重要，從歷史和現實來看，國家持續和平和發展，政權穩定人民安居樂業，都首先要有一個共同的精神根基，這個根基的外層防護網就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不可否認，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之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全球范圍內整體逐漸處於守勢，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借助大眾文化力量，處於強勢擴張的態勢，使得全球文化呈現出一撥又一波的西方化浪潮，使黨的不少意識形態陣地被蠶食。這方面在學術界成為重災區，放眼望去，法學、經濟學、社會學、行政管理，甚至政治學專業等都唯西方最新科研成果馬首是瞻，連政治學專業的博士生不讀馬列經典都已是常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研究在孤軍奮戰中逐漸進入惡性循環的怪圈。

學術界的這種意識形態淪陷大多是一種自我西方化過程，而在大眾文化等其他意識層面上，美國靠著“薯片、芯片、大片”所向披靡，一些非西方世界的國家開始被動地，或一廂情願地放棄文化傳統和民族尊嚴，充當附庸成員的地步，有些國家盲目追隨西方自由經濟發展，卻又不適合國情、脫離現實，甚至最終進入了一種自我撕裂的痛苦之中。 要顛覆一個政權、搞亂一個社會，也往往先從意識形態領域打開缺口，思想防線一旦被攻破了，其他防線就很難守住。從西亞和北非的“阿拉伯之春”，其起因僅僅是一個突尼斯小販遭受城管的粗暴對待后自焚身亡所引發，在此政治危機中西方意識形態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或許僅僅從國家安全的角度，“意識形態灌輸論”不僅遠沒有過時，而且是“極端重要的工作”。

學術界意識形態安全工作不容忽視，新聞媒體界也是不容樂觀，從日常新聞運作和指揮部署來看，很多新聞宣傳還停留在“命題作文”階段，各級媒體一級一級地向上看，宣傳主管部門通過所轄媒體領導層這個中間環節，領導和指揮具體新聞從業者的新聞生產。在這種關系中，處於權力結構上層的管理者佔據絕對優勢的地位，相對而言，處於下層的新聞生產者成了某種唯有聽命或者服從的被動因素。這種眼睛向上看、沒有完全自主創新能力的新聞戰線，一旦遇到敵對勢力的侵襲，防范效果可想而知。

二、“意識形態灌輸論”要求宣傳不能滿足於傳播

回到意識形態灌輸論的實踐層面，眾所周知，中國人對於宣傳這個英文單詞習慣於翻譯為“propaganda”，其實這個單詞與意識形態灌輸論裡面的“灌輸”最為接近，雖然這個英文單詞帶有“政治營銷”的負面意義，但這個詞確實表達的是一個直接的、對接式的傳輸，隱含之意為不但要“傳播”，而且要確保被宣傳者成功地接收到宣傳內容，使其在心理上帶來思想意識上的改變。從接受這個意義上來審視意識形態灌輸論，我們可以發現，之所以多年的意識形態灌輸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除了西方文化較為強勢之外，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意識形態灌輸的操作者做的只是單向的意識形態傳播，而並沒有真正關心被灌輸者是否真正對灌輸的思想意識等進行了成功接收。

“傳播”這個詞的基本意思是向人講解說明﹔進行教育﹔傳播﹔宣揚等，“宣傳灌輸”則與“思想政治教育和黨務工作”比較吻合，它主要指通過各種方法，不斷地向工人和廣大群眾灌輸馬克思主義理論與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僅僅從詞義解釋上就可以看出，宣傳灌輸不能止於宣傳，首先宣傳灌輸的內容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內容，其次，宣傳灌輸的形式是直接的傳播思想，對象明確，富有感染力﹔再次，要確保各種層次的被灌輸者都能接受所傳播的意識形態內容。

習近平強調，宣傳思想部門在意識形態灌輸方面“必須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但當前我國存在的問題在於，很多基層宣傳部門只是小和尚念經似的有口無心地單向傳播，止於完成宣傳任務，確保不出現宣傳疏漏，很多時候，對於如何創新宣傳灌輸策略所花費的心思和精力都不多，更說不上從宣傳灌輸的受眾接受效果上來主動考量。舉個例子，國慶前夕，作為我國意識形態傳播最強有力媒體代表的央視推出一個街頭採訪，隨機採訪群眾“愛國嗎？”我們絲毫不懷疑央視策劃這檔節目的出發點是為了激發群眾愛國熱情，弘揚愛國理念，但與前段時間推出如出一轍的“你幸福嗎”社會調查相比，操作起來卻遠不如前一個調查鮮活有趣，因為幸福是一種感覺，而愛國與否本質上是一種基於理性的判斷。一幫人，扛著攝像機，很突兀地塞過去話筒，現場逼問是否愛國。請問央視，這種情況下，有點腦子的百姓能說不愛國嗎？說了不愛國他們肯定也不敢輕易播出。因此，這種意識形態宣傳節目，對於真正的意識形態灌輸來說，根本就不是幫忙，從輕點說是瞎扯淡，從嚴重點說這純粹就是高級黑，是專業搗亂的。

任何一個社會，總會有它的主流價值觀，在我國是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最根本的信仰隻有一個，那就是平等，所以，它一個多世紀前來到中國后，首先掌握的都是最底層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靠著這些人的堅定支持，中國完成了歷史上最翻天覆地的轉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開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國策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感受最深的是市場經濟帶給每個人的切身利益，而對於社會主義等意識形態的東西日漸疏遠。

打開報紙和電視，滿眼得都是對消費主義的渲染，出於廣告獲益的考慮，他們競相用最刺激感官的方式，為物欲橫流的社會辯解。更有甚者，如學者陶東風2013年9月19日在《人民日報》撰文指出的，在近幾年流行的官場小說、宮斗劇中，竟然傳播著一種比壞心理。他擔心“不正確的價值觀會導致觀眾把不正確的生存理念帶入現實生活。”使得“我們的社會，我們的道德隻會越來越糟糕。”2013年10月10日，《解放軍報》痛批當前的一些影視劇為了迎合市場需求，通過使“痞子妓女土匪成主角”來去“英雄化”，這種價值觀和審美觀的倒置最終讓真正的英雄走上了窮途末路。

在這種社會環境下，對於很多身為“黨和人民喉舌”的地方主流媒體來說，在自己意識形態維護的分內事上已經越來越顯得力不從心或心不在焉。往往是今天聽到中央提出個“中國夢”、“群眾路線”，明天就立即下意識地出專欄，生拉硬扯，完全不考慮群眾是不是接受。今天國家出個政策，明天媒體記者就在大街上追著老百姓讓人說感想、問反響，逼著群眾表達對黨和政府的感恩之情。更可笑的是，到了現在，每逢重大節日，還有媒體記者忙著去居委會組織老大媽們一邊揮舞著小國旗，一遍看電視轉播盛況﹔每次神舟飛天、蛟龍入海之類的大事件，甚至有記者跑到高校，組織大學生們扯上橫幅，舉上小國旗，拍攝他們興高採烈地呼喊愛國口號的場景，一次拍不好兩次，總要使拍出的畫面美輪美奐，一副副不食人間煙火的樣子才肯罷休，最終將一個本來好好的思想意識成功地庸俗化。更有甚者，2013年10月9日，台風菲特給浙江余姚造成70%的城區積水，形成百年未遇的災難，這種情況下，群眾對災情有極大的需求，當地媒體不但不能及時回應群眾需求，而且試圖掩飾，終於在10月11日晚，寧波電視台在有選擇地取景時，聽到他們宣稱“余姚洪水已退、80%供電恢復”后，群眾將護送電視台記者離開的特警警車砸壞、推翻，差點釀成大的群體事件。而所有這些看似荒誕的事件之所以發生，根子上都在於媒體僅僅滿足於新聞的傳播，忽視了真正的意識形態宣傳功效。

三、用宣傳的“有效性”來衡量意識形態灌輸效果

在社會主義國家，新聞媒體作為黨和人民的喉舌，任何一次新聞實踐都是一種意識形態宣傳的過程，而如果達不到宣傳的效果，就會起到反面的作用，久而久之，損害的是政府和政黨的公信力，因為媒體事實上是公權力的一部分，代表的是黨和政府形象。其實宣傳問題也是一種工作作風問題，是與習近平“以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告誡相違背的。學者徐成芳、羅家鋒撰文指出，“一些黨員領導干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膚淺，應對意識形態挑戰能力不足，在意識形態宣傳內容上，隻能唯書唯上，簡單機械照抄照搬，或者熱衷於跟風和隨大流﹔在宣傳方式上，脫離生活，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在宣傳效果上，意識形態領域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放任自流。”

與此相反，2013年習近平主席的兩次出訪為媒體意識形態宣傳做出了典范，今年3月份，習近平在坦桑尼亞演講時專門提起中國電視劇《媳婦的美好時代》在當地的熱播，最近在馬來西亞訪問時，主動談到流行歌手梁靜茹在中國“廣為人知”，借助大眾文化載體，潛移默化地傳播了中國文化和國家形象，這就是最高層面上的意識形態宣傳。這種宣傳從效果上水到渠成，與美國大片、韓國鳥叔等大眾文化傳播有異曲同工之妙。當然了，習近平出訪是一種公共外交宣傳，屬於對外宣傳，對外宣傳隻可能採取傳播的方式，且比較注重技巧，但這並不是說，擔負著政策解讀、正能量傳播、丑惡事件鞭笞等意識形灌輸的對內宣傳，就隻有一種“填鴨式”硬性宣傳方式，一定意義上說，對內宣傳更應該需要講究技巧。

從意識形態接受效果層面上來考量意識形態灌輸的效果，要求媒體或者灌輸主體要有能力對群眾進行雙向交流溝通，這樣才能達到預期的灌輸效果，但電視、報紙等傳統主流媒體由於節目或者版面制作傳輸與受眾群體之間天生處於分離狀態，節目制作或者稿件採訪不是從實際出發，如實反映情況，而是帶著上級指令或者領導意圖去貫徹，看似是為領導分憂，卻脫離了群眾。而傳統媒體的劣勢恰恰是微博、微信、論壇等自媒體的優勢，隨著近年來智能手機幾乎人手一部的快速普及，這種優勢正在越來越明顯。新媒體的優勢主要在於，其中的每個參與者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媒體受眾，即接收者，同時也是新聞制作和傳播者，在整個交流溝通的參與過程中發現了自身的存在感和價值，從而也在不知不覺接受了其中輸送的意識形態理念，達到“意識形態灌輸”的最高效果，即自我灌輸。

不可否認，在意識形態斗爭的主戰場向新媒體轉移過程中的今天，傳統主流媒體由於壟斷了新聞採編權，在傳輸內容的權威性信息來源方面仍然是有著壓倒性優勢的。而且，近幾年，意識到了自身相對劣勢之后，大部分傳統媒體也已經開始奮起直追轉型，通過注冊微博和微信號，搶佔新媒體話語權。比如，央視新聞聯播繼2012年開始每天節目結尾公布自己的微博號碼外，今年又添加了微信和客戶端，甚至為了方便手機用戶特意添加了二維碼。中國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在全國媒體中率先開通網絡平台“人民網”，通過“報網融合”形成“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病句、官方聲音與民間輿論呼應的發展格局”，使得黨媒成功實現了從“黨的耳目喉舌”到“公眾話語平台”的角色轉換。

西方有個“塔西佗陷阱”的典故，意思是，當政府部門失去公信力時，無論說真話還是說假話，做好事還是做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真正跌入塔西佗陷阱之時，政府面臨的就已經不是公信力的問題，而是合法性問題。政府的合法性塑造需要宣傳部門貢獻力量，作為公權力的一部分，大部分主流媒體都有這個義務，可惜，我們的有些基層宣傳部門仍然是除了隔三差五地提宣傳禁忌，並沒有創新宣傳對策，每天仍只是抱著“別出事”就好的心態，不但沒能維護好國家形象，還將群眾的一部分不滿情緒引導到政府身上，而自身一步步地墮落到了被動維穩工具的地步。

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於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明確了十八大提出的24字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踐行有了具體章法可循。這就要求宣傳主管部門和新聞媒體積極實現從以往的被動傳播，到現在的主動回歸群眾主體性本位，以有效性標准來衡量自己的新聞實踐。或許隻有從意識形態灌輸接受效果層面上來審視意識形態灌輸理論，才可以達到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在事關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則問題上，必須增強主動性、掌握主動權、打好主動仗，幫助干部群眾劃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認識”，從而護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順利向前推進”。

（作者系：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