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子論文]論“沉默的螺旋”與國際傳播生態

摘要：“沉默的螺旋”理論是傳播學的經典理論，也可以在某些方面解釋國際傳播生態的不平衡性。本文旨在全面、客觀地評析這一理論范式，引出國際傳播生態是雙重景觀，從而尋找到這兩者的內在關聯，這為國際傳播生態的認識提供一種新的角度和考量。同時本文也揭示出這一理論范式的缺陷，對其進行重新的認識。

關鍵詞：沉默的螺旋 傳播生態 信息溝

一、“沉默的螺旋”的理論范式評析

“沉默的螺旋”一詞是傳播學中的經典理論。最早見於德國女傳播學家伊麗莎白•諾爾—諾曼1974年在《傳播學刊》上發表的一篇論文——《重歸大眾傳播的強力觀》。她在1980年《沉默的螺旋：輿論——我們的社會皮膚》一文中進一步發展了該理論。沉默的螺旋概念描述了這樣一個現象：人們在表達自己想法和觀點的時候，如果看到自己贊同的觀點，並且受到廣泛歡迎，就會積極參與進來，這類觀點越發大膽地發表和擴散﹔而發覺某一觀點無人或很少有人理會（有時會有群起而攻之的遭遇），即使自己贊同它，也會保持沉默。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一間的增勢，如此循環往復，便形成一方的聲音越來越強大，另一方越來越沉默下去的螺旋發展過程。1990年，她發表了《大眾觀念的理論：沉默的螺旋的概念》一文，對這一理論作了進一步的補充。

沉默的螺旋這一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傳播中的不對稱性和傳播生態的失衡性。沉默的螺旋反映了一種社會心理：恐懼孤立。人作為社會的一種生物，需要在社會這樣的生態中實現某種自我認同。在傳播學中，如果個體對於符號賦予的意義與這個符號社會不相一致，個體就會陷入“被孤立”的恐懼中。基於這種恐懼，個體放棄了他們對於符號的個性化的編碼與譯碼過程，屈從於他們所置身的社會大環境。

這一理論不僅比較了個體面對媒介這一奇特力量時的恐懼與脆弱，也同時描繪出一副媒體奇觀：媒體以其強大的輿論領導力將強勢的聲音轉化為包括弱勢個體在內的整體的聲音，這一過程也是看似“一致的”公眾輿論形成的邏輯起點。

然而，正如薩義德所言，真正生效的文本和思想的閱讀，隻能是對位法的閱讀。在傳播語境中的“沉默”是要結合一定的文本才能“被閱讀出來”，否則脫離這種文本，沉默與不沉默是相對的概念。任何一種理論都是一種假定，而任何一種假定都需要一定的條件。沉默的螺旋，作為一種理論范式是注定存在著與條件不匹配時所凸顯的缺陷。

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媒介意見與公眾意見的關系。“‘沉默的螺旋’無形中揭示了媒介控制輿論時發生的公眾意見內外兩張皮的現象，即公開發表的意見與公眾自己的真正意見可能並不是一回事。如果出現這種情況，也許有面上輿論相當一致，也顯得頗為平穩，但潛在著社會意識和信息交流方面的某種危機，並不利於社會長期穩定。

首先，媒介意見和公眾意見反映的是一種權力與知識的關系。媒介不僅是一種獨立的文化形態，同時也是一種附屬的工具形式。媒介從它產生的那一刻就被統治地位階級的控制和利用來反映他們的階級意志。權力和知識固然具有某種統一性，但它們從根本上說是對立的。“權力趨於集中，知識是分散的，即便經由系統化處理，仍然無改於多元狀態。權力是封閉的，而知識是開放的。權力的質地是強硬的、不容改變的﹔知識是可補充、可修正的，一直處在形成的過程中。” 媒介意見從螺旋的“強勢”一端而言代表著集中的權力，它反映的不僅不是多數人的輿論，恰恰反映著集中的而非多元的少數人的意願。公眾意見對應著知識系統，公眾所掌握的知識具有分散性、開放性、可補充和可修正的特性。它們在獨立地以各種形式存在著，縱然在螺旋的“弱勢”一端以沉默的形式存在，但沉默本身也是一種客觀存在。這種客觀存在脫離“強勢”的控制，抽離出更多的自由思考的空間，形成獨特的邏輯體系。

其次，在媒介意見壓倒公眾意見的結果未必值得認同和肯定。沉默螺旋中的強勢力量與其說是文本的主流性表達形式，不如說是文本的侵佔性爭斗過程。媒介意見之所以能獲得壓倒性的優勢，是因為在某一階段，他們擁有較多的“文化資本”，這樣他們才有能力對抗來自其他輿論系統的競爭和挑戰。“布迪厄認為這是爭奪象征資本，亦即爭奪話語權”。 傳播者根據自己已掌握的媒介資源來宣揚自己的觀點，這一“文化資本”不停地由他們進行挖掘、加工和利用，這個過程完全遠離了基於共同話語權力營建共同話語語境的平等意念，而是缺乏道義的掠奪和爭搶。

再次，媒介意見與公眾意見的二元對立是建立一定的條件之上的。在信息時代，媒介意見與公眾意見更多地表現為“有限度的統一”。公眾意見越來越自由地得以某種釋放，越來越以獨特的方式影響著媒介意見，這樣媒介意見和公眾意見的重合度就越來越高，公眾也不會再媒介面前選擇沉默。

由此看來，沉默的螺旋這一理論需要一定的條件才能成立。第一，它需要在傳播者和受眾間存在“信息溝”，這種“信息溝”不利於受眾對於文本的解讀。兩者在信息資源的產出、理解能力、意義建構的深度方面存在較大差距。“信息溝”主要表現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同時也由很多因素構成，以下的圖表可以說明這些。第二，受眾需處於信息封閉的時代，受眾對於世界的認識極大地依賴媒介給他提供的“擬態環境”，受眾的自覺意識處於懵懂的狀態，無法獨立地用自我的話語判斷符碼意義的存在。同時，信息封閉的環境像一個無形的面紗遮住廣大公眾向外界世界溝通和交流的渠道，讓受眾在思想意識層面上缺乏表達的欲望和機會。 

二、國際傳播生態的雙重景觀

（一）一個不平衡的國際傳播生態

從現實的角度來說，沉默的螺旋是傳播生態失衡的結果。所謂傳播生態，是指社會各利益集團或派別的意見通過媒介得以反映的狀況。而國際傳播生態，是指在國際體系下，各國或各國組成的陣營通過各自的媒介擴張自身觀念、放大自身聲音的傳播狀態。國際傳播生態的組成部分看似具有平等性、互動性的特點，但因為媒介的起步時間、技術水平、歷史積澱、文化習俗等因素的影響，這個生態體系難以使置身其中的各個主體具有理論的平等性，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種不平衡性。

不平衡的傳播生態的根源在於媒介資源並沒有在各國之間實現平衡分配，而是隻為優勢少數派所佔有。優勢少數派在將自己的意見轉化為媒介意見時，首先考慮的是自身利益，不可能是大眾利益。這種狀況發展到極端就是媒介完全成為優勢少數派達到自身目的，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他們隨心所欲地控制媒介，操縱媒介，欺騙公眾，打擊對手，給社會帶來災難性后果。

在國際傳播的生態中，美國毫無疑問居世界領先和支配的地位，它既向其他國家輸出商品、資金、技術等，與此同時也對許多國家的經濟、文化、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等施加極大的影響。聯合國一項調查表明：全球每周有將近25萬小時的電視節目播出時數，而美國就佔9萬多小時，為最大的電視節目出口國。據統計，各國進口的電視節目中75%來自美國，美國影視產品在英國佔91%，在荷蘭、瑞典和德國佔70%，在希臘、丹麥、西班牙佔65%，在比利時、意大利、挪威和法國佔60%，而西歐出口到美國的影視產品僅佔其本國產品的50%。 美國媒介的力量在全球具有不可爭辯的優勢，這種優勢不僅遠遠大於發展中國家，就是連歐洲的發達國家也敵不過它。從這個角度來說，各國顯然都是“沉默的”。

美國隻所以在媒介方面下大力氣來營造一個“傳媒帝國”主要是因為媒介不僅僅是一種傳遞信息的載體，還是與全球權力直接相連的工具。人類的權力結構按照歷史的沿革可以分為三類：暴力、財富、知識（廣義的信息）。早先的權力實施是通過暴力、武力征服他國，這是低質量的權力形式，風險大、缺少靈活性。進入工業時代，發達國家便依賴商品、資金等財富手段行使權力，打開他國的大門，操縱、控制他國的命脈，但這都不是高質量的權力。真正高質量的權力來源於知識（廣義的信息）。這種知識可以擴充武力和財富，增強一個國家對他國的控制能力。 可見，現今國與國間的權力轉移狀態的標志已由軍事和經濟層面轉移到文化層面，文化的載體之一就是媒介。媒介在各國權力轉移的過程中扮演者不可替代的作用。

國際傳播的不平衡性是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它是顯性的、可以被感知的。同時也可以用沉默螺旋的理論套用和解釋。但是，命題的因果邏輯是需要嚴謹論証的。沉默的螺旋作為一種理論范式它可以解釋國際傳播的不平衡性，而其他理論也可以解釋。換言之，一果有多因，沉默的螺旋這一理論范式只是其中之一“因”。不能因為國際傳播的不平衡性這一結果而一概地肯定沉默的螺旋是一反之四海皆准之的萬金油理論。在一定條件下，沉默的螺旋理論並不能解釋國際傳播生態中的其他現象，這也是其理論缺陷的反映。

（二）一個自覺的國際傳播生態

在面對外來媒介的沖擊，為抵御國外媒介在技術、資金等方面在本土泛濫成災，抵御外來文化對本土文化的破壞，許多國家採取了相應的保護措施。例如為了控制衛星電視的傳播，有的國家將設備的價格定得奇高，普遍難以負擔﹔還有的國家如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則完全禁止家庭、飯店安裝衛星電視天線﹔我國也公布了《衛星電視廣播地面接收設施管理規定》。這些措施和努力都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這些在國際傳播生態中“沉默國家”的目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各國並不是被動地選擇“沉默”，而是積極地應對這一具有現實主義象征的國際傳播生態。在自覺地反省本國的傳播形態，制定出針對本國具體國情的行為方案。這樣，國際傳播生態就不隻呈現出大國強國獨統天下的不平衡態勢，而是各國營建屬於自身邏輯語言的傳播文本。

如前文所述，權力和知識固然有統一的一面，但權力具有集中性，知識具有分散性，它們在本質上是有根本區別的。媒介作為知識傳播的一種重要載體，它也是趨於多元化的。在國際傳播中，象征西方大國的CNN、BBC等傳媒大亨固然影響著國際傳播的生態，但各國針對對自身國家的受眾基於對本國文化、價值取向等多元需求制作的電視節目或報紙雜志則更是國際傳播的真諦之所在，它們也是國際傳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國際傳播的受眾中具有不可取代的獨特作用。雖然這些媒介或媒體以一種“弱勢的沉默”形式出現在國際傳播的生態中，但這種弱勢本來也是一種聲音，也代表種某種文化、某種心理，是不可小覷的傳播力量。

受眾的覺醒也是現代國際傳播中另外一處不可忽略的景觀。在信息封閉的時代中，受眾總是受到“議程設置”的擺布和困擾，他們要被動地接受媒介給予他們的信息排列和認知體系。他們喪失了獨立的思考能力和思維習慣，像被牽著走的大象，沒有任何自由行走的空間。媒體所編制的“擬態環境”讓他們喪失了自我的認同並強烈地依賴著媒介所給其賦予的意義。而在互聯網大行其道的現代社會，受眾開始從媒介中解放出來，他們習慣用一種懷疑和批判的思維來認知這個傳播生態。這個過程培養了他們的獨立思維，鍛煉了他們的判斷能力，這是科技的進步，同時也是市民社會力量從自在階段轉變到自為階段的象征。近年來，在中國網民的輿論力量逐漸嶄露頭角，這樣的力量不受權威媒介的限制，不受正統思想的束縛，天馬行空的思維成為網民們遵從的言論表達原則。在國際傳播中，這些逐步從“填鴨式”傳播模式中解放的受眾對強國的聲音產生批判和懷疑的態度，並在此過程中形成了自身的風格和思想體系。這是國際傳播中重大的變革，它意味著抗衡強勢聲音的力量不僅局限於各國官方的政府，還包含著來自民間的聲音和輿論。

隨著信息時代擴展到全球各國，尤其是互聯網在各國方興未艾，每個國家的經濟和科技水平都有飛速的提高，各國都有能力對其媒介進行大力地改造，這種革命性的改造使得以往的信息流動出現飛躍性地轉變。以往的國際傳播中，信息的流動總是從媒介強國移動到媒介弱國，媒介強國運用其資金、科技的優勢，有效地控制和利用著“文化資本”，使強國與弱國之間形成巨大的信息鴻溝。弱國對於這樣的“信息溝”抱有望塵莫及的心理恐懼感，隻能做一種無奈的選擇：沉默。而如今，這些弱國在強國滲透的過程中，掌握了一定的媒介科技、管理能力，他們自行創造屬於本國的媒介形態及媒體文化，逐漸構建一個成熟的傳播體系和框架。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尋找到自身在國際傳播生態中的地位和作用。信息不再是少數幾國壟斷的傳遞性游戲，而成為各國都可以平等參與和獨立完成的象征符號。這樣，以前弱勢的一方正在逐漸發出屬於他們自己的聲音。

同時，文化勢能較高的外來文化是否真能削弱勢能較低的本土文化？答案是否定的。正如傳播文化學者Sepcturp強調國際化媒介內容的傳送—內容的實際接收—接收文化的實際后果三者之間的區別，他認為從第一步到第三步的過程是相當漫長的。亞洲的一次調查表明：在衛星電視播出較多的香港地區，收視率居於前20位的電視節目全部都是由本港制作的﹔同樣，在印尼、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韓國，收視率在前20位的節目有90%是本國制作的。在歐洲，多數文化是從歐洲文化密切相連的文化中輸入的，媒介極少參與少數真正不同文化的傳播。外來文化固然像旋風一樣在短時間內席卷本土受眾的心理，但基於語言、信仰、民族的文化才是最有生命力、最具持久性的。國際化的媒介所擴散的信息所形成的商業邏輯在某方面具有無可爭議的吸引力，但它們也缺乏著一個國家和民族揮之不去的道德認同與具有歸屬性的同一，這種向心力和認同感又鞏固著文化的自覺與獨立。早在20實際60年代，麥克盧漢就預測：我們將擁有的不是一個地球村，而是許多不同的地球村，這些地球村雖然共享同一個新媒介系統，但它們都要維護或發揚本民族文化的、道德的或政治的特點。

三、結論

從傳統的傳播學角度出發，沉默的螺旋理論似乎可以解釋現在國際傳播生態中的不平衡性和不對等性。但從另外一種角度去看，這種理論范式的成立需要一定的條件。若這些條件不存在，就無法繼續解釋國際傳播生態的固有特點。

從現實的角度出發，國際傳播生態還呈現出另外的景觀，即自覺性、主體性和獨立性。自覺性體現在各國開始從政策法規著手保護自身的話語體系、價值取向、文化認同，並擴大自身在國際傳播中的話語力量，構建自身的認知網絡。各國獨立的意識和行為傾向使各國的傳播行為具有主體性，他們可以自主地形成抗衡國際傳播中強勢聲音的力量。新興發展的前“弱勢國家”開始重新認識自身的文化意義，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增強自身的媒介科技水平，拓展媒介市場的開放，這些行為都具有前所未有的獨立性。國際傳播的這些景觀脫離了“信息溝”的束縛，而個人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置身其中也形成了一支獨特的力量以多元化的形式存在於國際傳播的生態中。這些新變化、新特征都逾越了沉默螺旋的成立條件，使這個世界開始走入不再沉默的軌道。（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政治與法律學院國際關系與大眾傳播方向）

參考文獻

1. 陳力丹：《輿論學——輿論導向研究》[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年版。

2. 林賢治：《午夜的幽光：關於知識分子的札記》[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1年11月版。

3. 胡春陽：《后現代傳播狀況的幾個核心問題》[J] 新聞與傳播研究，2011（5）。

4. [美]約翰·奈斯比特：《90年代世界發展十大趨勢》[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4年版。

5. [美]阿爾溫·托夫勒著：《權力的轉移》[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年版。

6.[美]喬治·H.米德：《心靈、自我與社會》[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年版。

7.[法]皮埃爾·布爾迪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爾迪厄訪談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8.[英]達雅·屠蘇（Daya Kishan Thussu）：《國際傳播：延續與變革》[M]，董關鵬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年第1版。

9. 聯合國家教科文組織年度數據報告（1998）和人類發展報告（1999）。（1996年統計的數據。）

10. Daniel J. CZITROM, Media and the American mind-from Morse to McLuha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2.

11. Erving COFFMAN,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