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彬縣少年殺人事件》(2013年7月17日冰點特稿)是一個關於游蕩在農村和城市之間的少年的故事。農村少年小龍讀不下書了,想離開壓抑的小縣城,出去打工。他本想搶劫籌點路費,可真動手時又沒了膽量。最后,在一個夏日的深夜,所有的挫敗壓垮了他,他沖動地殺死路邊的流浪漢,“權當練練膽”。
抵達縣城后,我感覺到,那不只是少年的一時沖動。小龍活在一個正努力奔跑的縣城裡,一如你見過的任何一個城市,人們忙著賺錢,忙著買房,忙著快步邁入成功行列。而小龍卻像是這台高速旋轉的發動機裡被甩在末尾的小石子,跌跌撞撞,遍體鱗傷。小龍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弱者,可他卻要從傷害另一個弱者身上,汲取可悲的“勇氣”。這故事讓人深思。
可採訪並不容易。我花了一整天的時間,坐在這個縣城負責宣傳部門的辦公室裡,跟他們對談青少年問題。最后對方實在招架不住,撂下一句大實話:“你說的現象值得關注,太值得關注了,我支持你寫,絕對支持你寫,但你別關注俺們,隻要不寫俺們,寫誰都行。”
陪我去縣城的當地記者好心地請我吃一碗羊肉泡饃,邊吃邊勸我,回去吧,這題沒戲!
我不信,一個人坐在當地政府新蓋好的氣派大樓門口,想辦法。不少老記者給我出了主意,有人教我撒個謊,有人勸我找關系,當然更多人讓我死了心快回來。可我不想說謊,也不想放棄。我找了一疊白紙,趴在台階上寫了一封非常長的信,說為什麼我們需要小龍的故事,去幫助城市警醒自己更深層次的問題。
我知道我在做一件很蠢的事情,每一個路過我身邊的人也都用眼神印証了這一點。這似乎不符合聰明人的邏輯,但我還是決定這麼做。
出乎意料的是,事情就這樣有了轉機。從辦公樓裡走出來一群人,周圍的人“局長”、“處長”、“主任”一通喊,我跟他們握了手點了頭,第二天,就見到了小龍。
採訪結束,我到西安寫完了這個故事。傍晚時候,我站在西安的鐘樓上,看著來自四面的車流響著喇叭涌向市中心,空氣裡轟隆著附近商場播放的流行樂,整個城市讓我感到不可抑止的窒息。它燥熱,龐大,吵鬧,令人迷失。這就是我們讓小龍看到的一切,他眼前是一個太過壓抑的鄉村,和一個太過嘈雜的城市,游走在兩段之間,他無法安頓在任何一個地方,每一個地方都讓人想要逃走。我突然感到很抱歉,為了小龍,為了還在迷失的小龍們。
稿件刊發的第二天,我收到了一條陌生號碼的短信,短信裡有很多感嘆號,大意說,看你文文靜靜,沒想到下筆這麼犀利。
我想了半天才意識到,這個號碼是誰——這是拍板同意讓我採訪的人。短信裡說:“雖然我們隻有一面之識,你的稿子還是給我帶來很大麻煩,但我依然佩服你的膽識,和對社會的責任感。”
我本以為他也會罵我。畢竟,他完全可以從一開始就將我拒之門外,像其他想保住政績的人會做的那樣。
但他沒有。他竟然用長長的一條短信,像編輯一樣跟我討論這篇稿件的採寫。他給我出主意,還可以加入哪些背景哪些細節,讓文章更大氣。
他說,小龍不應該只是小龍自己,他是更多游蕩在城市邊緣少年的縮影,應該讓更多人,特別是城市的管理者,看出其中的關聯性,注意到這個故事,注意到城市發展的問題。
我可以想象他所面對的該是多大的壓力,可是他卻選擇跟我談業務。我對著手機,不知道該如何回復。我想說“對不起”,也想說“謝謝你”,但似乎怎麼說都不對勁。最后我對他說,我很意外,也很慶幸,遇到了一顆城市的良心。
不久后他回復我說,我們也永遠歡迎有責任感的記者。
在此之后,我們再沒有聯系。我至今不知道他因為這件事受到多大牽連,但我發自內心地希望,他可以繼續走下去。也正是因為他的存在,讓我覺得報道這樣的故事,還有希望,還有可能帶來改變。
我想,新聞最大的希望,就在於新聞本身——當你有機會選擇做一件對的事情,不要輕易放棄講真話的權利。因為在這條路上,哪怕隻碰上一個同道中人,這些力量加在一起,就是改變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