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動了“新聞”的定義？

美國紀錄片制片人查爾斯•斯特林在《大眾傳媒革命》一書中寫道：“傳統新聞媒體的聚合以及當今新聞報道向網絡的遷移，正在徹底改變並擴展傳統的新聞定義。”﹝1﹞其實，“新聞定義”的改變並非始自今日，隻不過“於今為烈”罷了。最近《洛杉磯時報》用機器人代寫新聞，南加州大學擬開設“眼鏡新聞學”的課程，都為這一說法作了注腳。

經典的新聞定義及其發展

陸定一曾在1943年提出過一個影響深遠的定義：“新聞的定義，就是新近發生事實的報道。”這一定義因其尊重“事實”的唯物主義屬性及符合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而長期被中國新聞界奉為圭臬。密蘇裡新聞學院已故前院長莫特（Frank Luther Mott），也下過一個極其類似的新聞定義：“新聞是新近報道的事情。”﹝2﹞

1981年，甘惜分教授對陸定一的定義提出了質疑。他認為：“新聞是報道或評述最新的重要事實以影響輿論的一種特殊手段。”﹝3﹞這一定義在“報道”之上加了“評述”二字，等於將新聞評論、新聞述評等評論性的體裁一並劃入新聞的范疇，擴大了“新聞”概念的外延。1983年，陸雲帆在《新聞採訪學》一書中提出：“新聞是新近發生或新近發現的事實的傳播”。這一定義在承認新聞的“事實”屬性的基礎上，增加了“新近發現”一詞，意味著“舊聞”經過“新近報道”，也一樣會成為新聞。

在信息論、控制論、系統論等“三論”深刻影響社會科學的年代，鄭州大學的項德生教授在其參編的《當代新聞學》一書中提出：“新聞是及時公開傳播的非指令性信息。”鄭保衛教授2004年認為，“新聞是公眾關注的最新事實信息的報道。”與西方眾多的新聞定義一樣，該定義強調了“公眾關注”這一受眾屬性。

以上定義，“橫看成嶺側成峰”，都堪稱經典，它們與時代的發展、思想的解放呈現出一種同構關系。

傳統媒體時代新聞定義的突破

美國媒介社會學者邁克爾·舒德森認為：在杰克遜時代，“新聞”是制造出來的。也就是說，那時的“新聞”並不符合“事實”的屬性。他認為，直到1896年，在黃色新聞蔓延的背景下，《紐約時報》開始強調新聞的“信息模式”，摒棄了“故事模式”。﹝4﹞1896年，赫斯特在美西戰爭中的一句名言——“你提供圖片，我提供戰爭”，開了“制造新聞”之濫觴。

20世紀30年代，解釋性報道的興起，再一次改變了美國的新聞定義。柯蒂斯•麥杜格爾認為，解釋性報道是美國新聞界的一次重大變革。這一文體凝聚著他對報人的期望：“保持客觀、描述生動、觀察細致，最重要的是能在社會、經濟、政治趨勢的大背景下解讀時事的含義。”﹝5﹞近年來享譽國內新聞界的“華爾街日報體”，也對新聞寫作的“故事化”進行了創新。

20世紀60年代，湯姆·沃爾夫（Tom Wofle）提出“新新聞主義”，反對報道中隻有事實的寫法，主張新聞寫作借鑒寫小說的方法。新新聞主義因為遠離了客觀報道而受到激烈批評，並在80年代走向衰落。與此類似的還有一度成為我國報紙副刊主打內容的報告文學。由於其過多的文學描寫為“新聞紙”所不容，以致在世紀之交逐漸淡出新聞界。

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北卡大學的菲利普·邁耶教授提出的“精確新聞學”，即要求新聞工作者借鑒社會學家和行為科學研究者的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調查研究，並在取得數據和分析數據的基礎上寫出准確、可信的新聞報道。“精確新聞學”的概念在90年代中期被引進我國新聞界，《北京青年報》曾辟有“精確新聞”版，《中國青年報》也於1995年開設《調查·觀察》專刊。與“精確新聞學”相對立，美國和中國還曾出現“模糊新聞學”的思潮。這一思潮認為，由於時效性的要求和新聞事實的不確定性，加上國內對批評報道特殊語境的考慮，應當允許新聞報道在用語、時間要素，甚至報道對象等方面有一定的模糊性。但是，“模糊新聞學”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都未引起新聞界的普遍關注和認可。

網絡時代新聞定義的擴展

網絡時代新聞定義的進一步擴展，很大程度上是拜媒介技術進步和傳播方式改變所賜。美國阿拉巴馬大學的史多維爾教授2004年即在《網路新聞學》（Web Journalism）一書中，探討過網絡時代新聞定義的擴展。他認為，網絡的平等性將使新聞性質發生巨變。

從“報道者——報道對象——報道時機——報道方式”的新聞生產流程來看，“新聞”在網絡時代確實被賦予了更多新意。

1．報道者

以往的新聞定義幾乎都缺省了對“報道者”的界定。在全球范圍內，新聞報道者經歷了從“專業新聞工作者”到“專業新聞工作者和非專業新聞工作者相結合”，再到“公民記者與專業的新聞工作者平分秋色”的模式轉移。在自媒體時代，“人人都是記者”、“人人都是評論員”，極大地改變了專業人士壟斷新聞生產的媒介景觀。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2014年新聞媒體狀況》報告，50%的社交網絡用戶會共享或轉發新聞報道、圖片或視頻。波士頓爆炸、烏克蘭暴動、台灣學生運動等近年來的許多“爆炸性新聞”，都由無數普通網民在第一時間進行現場發布。查爾斯•斯特林認為，“博客擴展了新聞業的定義，使更多各種各樣的作者可以成為報道者”。﹝6﹞在我國內地，就連過去屬於國家通訊社、電視台和黨中央機關報“專利”的領導人活動報道，現在也經常被網民搶先在微博發布。

引人注目的是，機器人也躋身網絡新聞“報道者”行列。據BBC 3月18日的報道，美國加州當天早晨發生4.4級地震，《洛杉磯時報》網站僅用3分鐘時間就生成並發布了報道——這一報道並非源於記者的手筆，而是該報“地震新聞自動生成系統”的“機器人寫手”（robot writer）。

2．報道的客體及本質

雖然傳統的新聞定義在對報道對象的界定方面分歧較大，但新聞的“事實”屬性卻獲得新聞界的廣泛認可。然而，在后現代文化的語境下，“事實”本身就是一個捉摸不定的實在。李普曼認為，在任何事情上都沒有人能夠呈現全部事實。在他看來，“事實”的概念都有疑點：“想要陳述絕對事實是超出人類能力極限的﹔我隻能向你提供我對事實的詮釋”。﹝7﹞由於“新聞框架”的存在，決定了報道者在報道和呈現同一“事實”時，不可能沒有偏差。哈貝馬斯則認為，公關、廣告的介入使公共領域土崩瓦解。為了滿足政治宣傳和公關推廣的需要，“事實”往往成為新聞報道的一種點綴。

根據鄭興東教授在經典的《報紙編輯學教程》一書的說法，新聞稿件中所涉及的事實包括現實的、歷史的和科學的三類。傳統新聞對時效性的苛刻要求，決定了報道者不可能即時呈現“事實”﹔教科書上屬於歷史和科學的“事實”，則不斷地被新發現和新成果所顛覆。承認這一點，並非意味著贊成“模糊新聞學”和“不可知論”，而是基於辯証法的立場，反對將“事實”絕對化。

3．報道時機

在網絡時代，事實不再局限於那些“已經發生”、“過去發生”和“將要發生”的事件和現象。媒介技術進步和“公民記者”隊伍的壯大，日益將“正在發生”的“事實”推向新聞前台。這一特點刷新了新聞定義中的“及時”概念。在“新聞根據”沒有成立之時即開始報道，並依靠多人在線、自願協作的方式提供多角度、多側面、多信源的“碎片化”報道，並在之后對之前的信息進行証實，正是微博時代公民新聞的特點。

4．報道方式

美國南加州大學教授瑞夫認為：“不管你是否認為媒介即訊息，新科技一直在改變媒體，同時也在改變新聞。”﹝8﹞從2008年北京奧運會上的高清技術直播到我國一些報社用iPhone裝備“全能記者”﹔再到舊金山的創業團隊CrowdOptic用谷歌眼鏡直播NBA﹔直到最近美國南加州大學計劃依托谷歌眼鏡技術開設“眼鏡新聞學”課程，都凸顯了技術對傳統新聞報道方式的改變。

網絡時代為融合新聞提供了無限可能。獲2013普利策特稿寫作獎的《紐約時報》特別報道——《雪崩：特納爾溪事故》，融圖文、音視頻、位置信息於一爐，被譽為“后平板電腦時代”敘事手法的先驅性報道。Gigaom網站的創辦者奧姆·馬利克（Om Malik）在發布於2013年5月10日的博文中建議，《紐約時報》應從這一項目中開發新的商業模式，在新世紀重新定義新聞報道。類似的報道還有《華盛頓郵報》2010年所做的“TSA”報道（《頭號美國機密》）以及《衛報》有關斯諾登的報道。其共同特點是兵團作戰式的人員投入、課題式的運作、全媒體的呈現方式以及數據新聞可視化，這樣的“新聞”確實與傳統的新聞判然有別。

正如混沌理論之父普列高津已經証明的，復雜的系統由於越來越多的物質和能量的介入，最后會變得完全不同。“新聞”的定義也是如此。一方面它是一個開放的系統，會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擴展內涵與外延﹔另一方面，過多的意義加載也會消解新聞的事實屬性，造成“新聞異化”，甚至出現“新聞越來越像謠言”的反常現象。

（作者：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1、6﹞[美]查爾斯·斯特林.《大眾傳媒革命》.王家全等譯. P377，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

﹝2﹞錢震.《新聞新論》.鄭貞銘，張世民，呂杰華增修. P8，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3.

﹝3﹞甘惜分.《新聞理論基礎》.P50-51,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3.

﹝4、5、7﹞[美]邁克爾•舒德森.《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陳昌鳳，常江譯.P3，P133，P121-122，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8﹞瑞夫（Richard Reeves）.《新聞到底怎麼樣》.余波，王瑛芳譯. P36. 商務印書館（香港），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