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反恐題材美劇看美國的跨文化傳播方式

摘 要：冷戰結束后，世界格局發生重要變化，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也面臨著霸權危機。為了尋求新的國家利益，美國越來越注重增強軟實力，並通過大眾文化等媒介輸出其制度、文化和價值觀以謀求文化霸權。本文試通過解析國際環境對美國文化霸權產生的影響，並以熱播美劇《反恐24小時》、《國土安全》等影視劇為例探討美國大眾文化在價值滲透中的作用，利用受眾解碼理論論述其傳播過程及效果，揭示其傳播意義和對文化霸權輸出的應對。

關鍵詞：文化霸權﹔國土安全﹔反恐24小時﹔受眾解碼﹔反霸權

一、構建霸權世界觀

隨著美蘇冷戰和蘇聯解體，美國在世界上的霸權地位一度相當穩固，然而隨著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推波助瀾，尤其是本拉登領導的基地組織用一支恐怖組織“游擊隊”便炸毀了美國的地標性建筑世貿中心，美國社會蒙上了一層“恐怖”陰雲，奠定了其反恐的時代主題，更成為世界格局的一大轉折，美國不斷謀求實現和恢復霸權的形式。

新葛蘭西學派在分析全球政治和經濟體系的過程中更加強調整體的立式結構的分析方法，這種整體的歷史結構由三種力量組合而成，分別是物質權力、觀念和制度。他認為霸權地位的實現不是單純的物質力量或經濟因素作用的結果，而是物質權力、觀念和制度三者結合的產物。

於2001年11月首播的《24》距離9·11事件僅僅兩個月，其“真實”還原的“恐怖”氛圍讓美國人一邊“舔舐傷口”一面酣暢淋漓地將全世界與美國為敵的“恐怖分子”和“邪惡國家”鏟除殆盡，反映了美國民眾對國家安全的深深不安和焦慮。幾乎毫無懸念的，在2006年揭曉的美國電視行業最高獎項——第58屆艾美獎上，電視劇《反恐24小時》（以下簡稱《24》）一舉拿下最佳劇情、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三項大獎而成為全場最大的贏家[1]，相比之下，10年后，由相同團隊制作播出的《國土安全》則在反恐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恐怖分子不僅來自於中東、亞洲等美國人心目中的傳統敵對國家，更來自美國，從軍官到CIA內部，策反與反策反的大戲時時上演，“正義”與“邪惡”的角力中此消彼長。

信息時代的到來加快了全球化的進程，特別是發達的信息產業，不斷地向其他國家輸出他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道德觀念等等，全球化已經悄然演變為西方主宰，它賦予了其濃厚的“西方性”特征。“霸權”又譯作“支配權”或“領導權”，葛蘭西認為，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必須先進行文化意識形態上的革命，即取得文化領導權。

《24》中無不體現著美國的“后9·11”恐慌和最鮮明的政治立場——打擊一切對美國有威脅的勢力，該劇已播出了八季，每一季都“虛擬”了一次甚至多次連環恐怖襲擊，包括刺殺總統、核彈危機、生化危機等等令人震驚和恐慌的恐怖陰謀。

《國土安全》在娛樂性和消遣性以外更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窺視美國“后9•11”時代的政治和輿論環境的機會，劇中多次出現了中東等國家的場景，城市建筑、街道、人文風貌都讓人聯想到“恐怖”、“無序”、“混亂”等不堪的字眼，一切都為了烘托出壓抑、一觸即發的危險氛圍。赤裸裸展現了一個美國視角中的霸權世界——正義的美國正處於邪惡敵國的迫害中，其一切反擊和為之建立起來的防御措施都是必要的，這些看似合理的安排為我們理解美國霸權主義提供了文化視角的解讀依據。

二、跨文化傳播中的受眾解碼

伯明翰學派的斯圖亞特·霍爾在《電視話語的編碼與解碼》中認為，文化的符號文本生成意義過程存在“三種解碼”方式：“主導－霸權式解碼”，觀眾與制作生產者立場完全一致﹔“協商式解碼”，觀眾既不完全同意，又不完全否定﹔“對抗式解碼”，觀眾選擇以完全相反的立場解碼，“讀出”針鋒相對的意義[2]。霍爾的文化理論建構於表征理論，強調意義，而在跨文化傳播的程中，受眾解碼的過程會受到更多因素的影響、限制甚至阻礙。

對一個文化產品或符號的理解本身因人而異，而這裡隻將跨文化傳播的因素納入其中，相對於更為微觀的個體受眾的解碼過程。

首先，宗教、文化背景或意識形態的影響。《24》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對亨廷頓理論的“實踐”。亨廷頓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他在1996年發表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提出了一套否定西方文明壟斷性、宣稱多元文明矛盾性、看似反保守主義的“文明沖突論”，這引發了世界性爭論，圍繞兩個主題展開的：一是“文明”論，即當前主要國際矛盾的性質是“文明”的還是政治經濟的﹔二是“沖突”論，即各種文明之間的關系是對立的還是共存的。

在電視劇《國土安全》中，主角Brody回國后信仰發生了改變，從純正的基督徒變成了穆斯林，甚至想用自殺式爆炸對國家領導層進行血洗，劇中反復出現了這種令美國人甚至全球人民痛恨的襲擊方式，強化了“穆斯林是一群視人命為‘草芥’的邪惡份子”的印象。

其次是利益是否沖突。相對於宗教、意識形態來說，利益是更為直接又“多變”的因素。受眾對其不同的理解也可以看出利益相關方的關系是對抗還是互利。

《24》中涉及到中國的劇情大多表現了中國人的陰險和“稱霸”世界的企圖。在一次行動中，中國間諜使詐獲取了有關俄國的情報，由於該情報是在美國被盜，於是美、俄兩國總統決定共同對抗中國。這段劇情在美、俄、中三國及其他國家受眾會產生截然不同的影響。我們可以假設美國盟國的心態：中國的崛起讓美國“寢食難安”，而對他國來說中國似乎也是個“威脅”，美國的霸權地位岌岌可危等等。

再次是吸引力程度。對大多數受眾來說，美劇是一種“消遣”，因此就吸引力而言應該排在觀看需要的首位。2005年起熱播的美劇《越獄》不僅獲得2006年金球獎最佳劇情類電視影集，在中國也積聚了眾多的“越獄迷”，2007年2月，《越獄》第三季即將回歸的消息在“越獄迷”中廣泛傳播，短短幾天內，百度“越獄吧”一條相關內容的帖子點擊率就超過了一萬次[3]。

最后是移情作用。在《24》第七季中，Jack受到了審判，理由是對疑似恐怖分子刑訊逼供，侵犯人權，相信此時，無論是哪國觀眾都會為其“喊冤”，因為他是全民英雄，而那些被他拷打的人后來也被証實有罪，這種“移情”式的同情通過前六季的鋪墊和培養被一下激發出來使之凌駕於法律，看來美國反恐的旗幟還能再飄一段時間。

三、對文化霸權的抵抗——反霸權

波德裡亞認為大眾傳播給予的是甚為悲觀的讀解，他宣稱，電視就是世界，其中符號的激增和受眾的沉默不斷扼殺文化的多樣性[4]，大眾媒介還通過各種“媒介事件”和“文化奇觀”加強對民眾的整合和收編。

文化傳播背后的政治語匯總是為人津津樂道，2013年的奧斯卡最佳影片《逃離德黑蘭》曾一度掀起了包括伊朗、新西蘭在內的國家的抵觸甚至抗議。影片改編自1979年的伊朗人質事件，講述了在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時期，6名美國外交官巧妙地“瞞天過海”逃離德黑蘭的故事。伊朗方面認為電影丑化了其國家和人民形象，在伊朗的邁赫爾通訊社表示，由奧巴馬夫人通過視頻連線宣布獲獎的形式，本身就暴露出頒獎禮的政治動機[5]。令人意料之外卻又情理之中的是，在《逃離德黑蘭》獲獎的兩天后，伊朗文化部便進行了“反擊”——決定投資拍攝影片《總參謀部》，反映了同一時期的歷史，並將推向國際影視市場。

亨廷頓認為將特殊的西方性視為普遍的現代性,完全是西方文明“自我中心的錯覺”。而實際上，“美國國內的多元文化主義對美國和西方構成了威脅，在國外推行普世主義則對西方和世界構成了威脅”[6]。也就是說，對內，普世主義忽略文明之間不可消除的隔膜性，幻想存在統一的世界文明，自詡為世界公民（文化世界主義），卻最終分裂、削弱了西方性﹔對外，普世主義強行推銷西方文化模式，結果釀成激烈的文明沖突，如伊斯蘭世界與西方世界之間的沖突。

不同於以往的武力火拼或冷戰，“文明的戰爭”一旦打響，沒有硝煙卻一樣“你死我活”，勝者將獲得話語“霸權”，負者則成為政治上的“跳梁小丑”。

四、總 結

《24》可以看作是美國媒介為軍方編排的最極端情況下的大型軍演，對外，這是政治策略和價值觀的體現﹔對內，是一碗后“9•11時代”的“心靈雞湯”。《國土安全》則在“反恐”的同時關注9•11后出生、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同上一代的價值和道德觀的碰撞。劇中男主角的女兒對9•11事件並沒有切膚之痛，當其得知父親信仰伊斯蘭教后，並未表現出震驚或譴責父親，她更像是“前9•11”時期的美國人——多元、包容而叛逆。加上其更多地反映“反恐”和“人性”復雜性交織的表現來看，《國土安全》是美國新時期“反恐劇”創作的轉折，另外，從文化與現實政治的隱射關系來說，這或許標志著“急功近利”的美式英雄主義並未能為美國的對外強權政治找到“合理化”的解釋，這不禁讓人反思：“反恐劇”除了一如既往展示其強大的軍事、國防和科技實力和加深對“邪惡”國家的“歪曲”以外還能做什麼？（作者簡介：姚佳穎，女，上海大學影視藝術技術學院新聞傳播專業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傳播學理論研究。）

參考文獻：

[1] 敬鵬林.美劇影像與意識形態——從美劇《反恐24小時》說起[J].藝術評論,2008(1).

[2] Stuart Hal, l“Encoding/Decoding”, in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e Studies 1972－1919,London: Hutchinson8.

[3] 高煥.影視劇中的跨文化傳播———以美劇《越獄》為例[J].新聞世界,2009(9).

[4] 金燕.文化霸權,還是文化抵抗？——電視圖景下的后現代話語喧嘩[J].新聞界,2011(2).

[5] 美劇《國土安全》引多國不滿 被指丑化他國形象[EB/OL].http://cul.sohu.com/20131231/n392698871.shtml.

[6] 安然,齊波.塞繆爾•亨廷頓“文明沖突論”的文化保守主義傾向[J].史學月刊,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