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事浩茫連廣宇——我抓問題報道的實踐和體會

如果能把自己觀察到的、需要社會注意的、需要盡快解決的問題告訴全社會、提示給決策者，讓國家、讓人民盡量避免失誤、減少損失，讓社會健康、和諧、有序發展，那麼，這個記者就沒有白當，他的價值就算實現了。

記者是干什麼的？記者是時代的記錄者，記者是信息的傳播者，記者是站在塔尖上的瞭望者，記者還應該是有主見、有活力、有作為的社會活動家，記者更應該成為社會文明進步、健康和諧的推動者！這就要求記者是個研究問題的專家。不研究問題，不會分析問題，甚至看不到問題，不能為解決問題出力，那就是個平庸的記者，更不可能是個好記者。

正因為有這樣的信念，我一直帶著問題採訪、為解決問題寫作、為在一些事件中有所作為而興奮。當記者近30年，我也落下了不少“雅號”，有稱我“草根記者”的，有稱我“名記”的，有稱我“獲獎專業戶”的。其中，有些稱呼我是愧不敢當的，但如果有人稱我為“問題記者”，我將樂於接受。

一份政協發言捅出一個大問題

2014年年初，我以寧夏政協委員的身份向自治區十屆政協二次會議提交了一份大會發言材料，題目是《理順煤電關系，解決供求矛盾，避免無謂的消耗和浪費》，反映的是寧東能源化工基地的問題：那裡守著儲量豐富、開採量也很大的煤田，電廠卻從別的煤田遠距離運煤，造成了巨大的損耗和無謂的浪費。

這可不是個小事！它涉及到寧東的很多大單位，其中不少還是“央企”。能不能碰這個問題、能不能揭開其中的“貓膩”？我以十分謹慎的態度，做了多次採訪，也反復推敲了多次，但我覺得隻要事實准確、立場正確、選材無誤，就沒有什麼可顧慮的！盡管大會收到的書面發言材料很多、盡管我的材料遞交很晚、有關部門此前已經確定了10位發言人，但有關負責人還是為我層層請示、積極爭取，並最終把我列為第十一位發言人。不出所料，我的發言不僅引起廣泛關注，而且受到政協委員們的好評，對解決這個存在已久的問題，將起到推動作用。

其實，這份大會發言源於我2013年在光明日報上刊發的一篇獨家報道《寧夏寧東：緣何守著煤田用外媒》。在此前后，還沒有任何一家媒體、一位記者關注過這件事，更沒有人為此寫過隻言片語，是我開了“第一腔”，也算是我對這種不正常現象射出了“第一槍”。

這不是我第一次關注寧東的問題了。寧東，是寧夏重點建設、中央重點支持、在全國也屈指可數的大型能源化工基地。這個基地，被稱為寧夏的“一號工程”，寄托著寧夏人“再造一個經濟寧夏”的理想，所以以往的新聞報道是一片贊揚之聲，幾乎沒有“雜音”。但是，任何工作、任何項目都不可能沒有問題，有了問題，如果沒人注意、沒人重視、沒人解決，小問題就會積累成大問題，解決的難度也會越來越大。寧東的工業廢棄物問題，就是這樣。2011年，我在採訪中了解到這個問題，便就此寫出稿件。我的稿件寫出來后，當地有關負責人要審看。看了以后，他又轉給更高級別的負責人。他們都覺得這個問題太大，容易引來麻煩，便建議我改發內參。我覺得，發內參固然可以，但難以引起廣泛關注，不能引起廣泛關注就無助於問題的解決，所以還是決定公開發表。在對標題和內容都做了進一步修改的基礎上，我的通訊以《寧東，莫讓工業廢棄物絆住腳步！》為題在光明日報上發出來了。雖然產生了一些社會反響，但我覺得一篇稿件的作用很有限。所以，第二年我又寫出了深度報道《治理工業垃圾，難在哪裡？》，繼續關注此事並希望推動解決問題。

對於一般記者來說，採訪完成了，寫出稿件了，稿件見報了，便算大功告成了，似乎也沒什麼可做的了。但我是為解決問題才採訪、寫稿的，所以，不解決問題，我就不甘心。為了推動問題的解決，我利用政協委員的身份，又將此事寫成了發言材料。希望借助政協這個平台繼續推動。

在政協委員中，有句話很流行：“參政要參到點子上，議政要議到關鍵處。”也許是因為我的這個發言材料具備這個特點吧，所以它被從眾多的發言材料中選出來作為大會發言材料。果然，我的發言在政協大會上引起強烈反響。會后，我根據政協提案委員會主任張全太的建議將它改成了提案。這個提案隨即被列為自治區重點督辦提案。經過多位自治區領導和有關部門的不懈努力，投資8.7億元的1號貯存處置場現已啟用。寧東工業固體廢棄物的處理也露出了曙光。

記者要有敢開“第一腔”的勇氣和實力。如果人雲亦雲，不敢越雷池半步，那將毫無作為。

老話題上做出新文章

當記者近30年來，我就是這樣不斷發現問題、研究問題、為解決問題而建言獻策。看問題、找問題、想問題、揭問題、分析問題、反映各界呼聲、呼吁解決問題、為解決問題而奔走，成為我工作的常態。我始終帶著疑問觀察事物，帶著問題尋找答案，找到答案就及時做出反應。

最近一段時間，漢字書寫的問題再次引起社會關注，相關報道和言論也逐漸多了起來。中央電視台和一些地方電視台推出的“漢字書寫大賽”，更是擁有不少熱心的觀眾。

其實，這已經是個老話題了。早在20年前，我就發現了大學生的漢字書寫能力問題並試圖通過新聞報道施加一點影響。1996年1月1日，光明日報在二版頭條位置發出了我的“記者來信”：《學生文字基本功忽視不得》。2008年7月7日，光明日報又刊發了我的呼吁：《中國人寫漢字不該“慘不忍睹”》。這篇報道，是我在一次會議上聽到北京一位專家的發言引發的。這位專家說，現在有些大學生、研究生寫出來的字簡直是慘不忍睹。這一句話，激起我採訪的沖動，我就此展開採訪並迅速寫出報道。這篇隻有千把字的報道，竟引起廣泛關注，幾十家網站和報刊轉載、發表評論，有人還專門給我寫信、寄資料、談感想，有不少人對自己的書寫水平進行了反省。為此，我又寫出了后續報道《“沒有任何理由不寫好漢字！”》，再次引起關注。

聽說有的單位提出要實行無紙化辦公、徹底告別紙和筆，我在高興之余又生出一個憂慮：如果大家都不用筆寫字了，那將是多麼可怕的事情！於是，我寫了時評《且慢告別紙和筆》，刊登在2009年2月12日的光明日報上。文章針對電腦的普及所帶來的新問題有感而發，具有很強的針對性。這篇言論，被許多報刊、網站轉載，還在光明日報年度好新聞評比中獲了獎。

但是，我感到僅僅有這些社會反響還不夠，我還應該繼續努力，為提高全民族的書寫水平貢獻自己的綿薄之力。2010年年初，在寧夏政協九屆三次會議上，我向大會提交了一份提案，希望在教師和公務員中率先開展書法達標和書法競賽活動。我的提案引起當地媒體的重視。寧夏日報在報道中稱我與另一位委員“不謀而合”、“呼喚書法重歸生活”。報道不僅引述了我的話，還特別指出：“庄電一沒有提供電子提案，特意提交了手寫提案。”幾個月后，自治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及公務員局給我寄來答復，稱贊我的提案很好，決定採納。

對有些問題，需要持續關注，要一直關注到問題解決為止。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不管是否命中目標，都不再打了，這種做法是不可取的。

主動為決策者當參謀

問題報道的領域極為寬泛。

問題報道可以是批評報道，但不一定都是批評報道。不含批評內容、純粹研究問題的新聞報道，同樣有魅力。發現問題、研究問題、為黨和政府決策提供參考依據，也是記者的天職和使命。

我想就幾年前的一組報道來談一談這個問題。

為了扭轉一些地區生態環境不斷惡化的局面，國家在本世紀來臨之際決定在西部各省區實施為期8年的退耕還林工程，寧夏也在其中。對這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工程，我從一開始就給予了關注並做出了報道。我注意到，這項工程是以國家補貼糧款為前提的，國家也為此背上了不小的經濟負擔。但是一旦停止補貼，后果則很難預料。這也讓我想起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聯合國糧農組織在寧夏西吉縣實施的“2605項目”，那實際上就是一個規模不很大的退耕還林工程。工程達到了預期效果也通過了嚴格的驗收，但驗收之后，各項補貼就完全停止了，農民無法生存，就又毀林開荒，原來的治理成果因此喪失殆盡，教訓極為深刻。那麼，在西部12個省區推行的退耕還林工程，會不會重蹈“2605項目”的覆轍？這是我所擔心的，我很想在這個問題上做點有益工作，為國家決策提供參考。正因為有這個念頭，而且對此一直念念不忘，我便在2005年年底、也就是退耕還林工程還有兩三年就要結束的關鍵時刻，深入到退耕還林地區進行了專門採訪，還特意趕到西吉縣，採訪“2605項目”的當事人和知情人。在掌握了大量有說服力的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我相繼在光明日報和寧夏日報上發表長篇通訊《重整河山看退耕》、《“2605項目”的悲劇會重演嗎？》、《退耕還林：補貼到期之后怎麼辦》。

這些報道對國家延續政策、避免重蹈覆轍，提出了建設性意見，引起中央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國家發改委、國家林業局相繼派人到寧夏調研。國家林業局副局長李育材到寧夏調研時特意去了西吉縣，有關部門還特別邀請我隨同調研。李副局長在寧夏調研后興奮地說：“我在寧夏取到了真經。”不久，國務院決定繼續實施退耕還林工程，有關補貼也因此再延續8年，百姓的眉頭舒展了。我的報道不僅引起國家有關部門的重視，而且受到普通群眾的好評，還獲得了全國“關注森林獎”一等獎。

對這個結果，我感到十分欣慰。這倒不是因為我的報道獲了獎，而是因為我的報道為退耕還林地區的百姓分了憂、為國家決策出了力。

要有憂國憂民的情懷

一個時期以來，青少年的體育健身不被重視，體質下降問題越來越突出。隨著城市建設步伐的加快，城市學校校園被蠶食的問題時有發生，許多城鎮中小學場地不達標，也沒有足夠的健身空間，師生們不得不到校外的馬路上跑操，這也帶來不小的安全隱患。2005年11月14日凌晨，山西省沁源縣發生一起震驚全國的悲劇：沁源縣二中900名師生在馬路上跑操時被疲勞駕駛的卡車從后面碾軋，21名師生當場喪命。事故發生后，教育部立即下達了不得到校外跑操的禁令。

不讓師生到校外跑操，校內又沒有足夠的空間，這對於體質下降的青少年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我對此深感憂慮。所以，在了解到教育部下達的禁令后，我立即展開採訪。我不僅到中學採訪，而且到大學採訪，不僅到教育局採訪，而且到體育局採訪，還採訪了一些學生和家長。由於採訪的素材十分豐富，我最終以《誰該對青少年體質下降負責？》為題寫出了七八千字的長篇報道，對其中的問題作了深入的、有說服力的剖析。

在這篇通訊中，我擬了9個小標題。每個小標題裡都有一個“心”字，小標題分別以痛心、憂心、擔心、揪心、操心、傷心、鬧心、寒心、收心來引領：“痛心：大學新生猝死體育場”﹔“憂心： 軍訓場上的‘特殊部隊’”﹔“擔心：豈獨為身體素質？”﹔“揪心：體質下降不再是‘個別現象’”﹔“操心：皇帝不急太監急”﹔ “傷心：卡車碾死跑操師生”﹔“鬧心：一條兩難選擇的禁令”﹔“寒心：體育健身的位置在哪裡”﹔“收心：該為健身留出空間”。在對種種現象做出客觀分析的基礎上，我實事求是地總結了青少年體質下降的成因，也分析了家庭、學校、社會的責任，進而向全社會發出呼吁：“為了提高青少年體質，還有多少工作要做？為了青少年都具有強健的體魄，做多少工作都值得！”

問題報道也可以用表揚稿來展現

抓問題報道，還可以做正面報道、寫成表揚稿。而這樣的稿件針對性、目的性更強，也可以讓讀者領悟記者的用意：表面上是表揚某種做法、某種人，實際上是批評另一種做法、另一種人。

因為工作關系，我經常出席各種活動，也看到過許多剪彩儀式，我常常為好端端的綢緞被剪成幾截而感到惋惜，總想為此寫點東西。有一次，我到寧夏展覽館參加一個活動，因為去的時間稍早，我便與手捧彩綢的禮儀小姐攀談起來。我問她們：這裡一年要舉行多少次剪彩活動，要剪斷多少彩綢？在閑談中，我細心地發現她們手捧的紅綢居然有縫接的痕跡。看我發現了她們的秘密，禮儀小姐向我道出了原委。結果，我沒有為這個活動寫一個字，反倒以輕鬆、幽默的筆調寫了一篇花絮新聞：《一條紅綢多次使用 寧夏展覽館剪彩有“高招”》，被許多人津津樂道。

近些年來，各地舉辦的各式各樣的典禮很多，開工要舉行奠基典禮，竣工要舉行慶功典禮。試車、投產、搬遷、開學、畢業、出書，往往都少不了“典禮”，有些典禮越辦越隆重、越辦越豪華、越辦越鋪張，開支浩大，浪費驚人，我對此持批評態度，但常常無從下手，但這不等於我對此永遠“噤聲”。

1995年，我在參加寧夏扶貧揚黃灌溉工程奠基典禮（有國務院副總理參加）時欣喜地看到：整個典禮活動隻有10分鐘、吃飯就在工地且隻有四菜一湯，既熱烈又簡朴。於是，我另辟蹊徑，跳出慶典活動轉而寫了“現場新聞”：《十分鐘的典禮》和《奠基典禮就該這麼辦！》（此文不僅登上了光明日報的頭版，而且被《文摘報》轉載）。寧夏回族自治區舉辦成立40周年大慶，中央代表團在寧夏逗留總共才20多個小時，我又發現了“新聞”，就寫出翔實的報道：《簡短而高效的慶典》。

對有些捐款不多卻聲勢不小的捐贈活動，我一直“耿耿於懷”、“心存不滿”，也想寫點批評性的文字。2005年，鐵道部為寧夏固原市原州區捐獻了40萬件御寒衣物，我應邀前去採訪，卻沒有看到以往類似捐贈活動中常見的場面。活動現場沒有彩球飄舞，也沒有夾道歡迎，更沒有擺花架子，我為此興奮不已，寫出了《不落俗套的捐贈儀式》、《“冷清”的捐贈儀式》等多篇報道和評論，社會反響良好。

抓了這麼多獨家新聞，如果說有什麼秘密武器的話，那就是我始終帶著社會責任感來觀察社會、研究問題。睜大眼睛觀察、靜下心來思考、樂此不疲採訪，深思熟慮后動筆，這樣的生活讓我很充實、很享受，也很有成就感。

當然，做一個善於發現問題、研究問題且能夠准確反映問題的記者，也不是很容易的。有理論修養、有是非判斷能力、有社會責任感，再加上敬業精神和抓新聞的基本功，記者才能干得游刃有余。

我想，如果能把自己觀察到的、需要社會注意的、需要盡快解決的問題告訴全社會、提示給決策者，讓國家、讓人民盡量避免失誤、減少損失，讓社會健康、和諧、有序發展，那麼，這個記者就沒有白當，他的價值就算實現了。

庄電一，高級記者，光明日報寧夏記者站站長，寧夏回族自治區第九屆、十屆政協委員。曾參加過中央組織的許多重大採訪活動，採訪過許多重大典型，足跡遍及全國近20個省市自治區，發表各類作品4000篇、400多萬字，作品獲獎約200項，個人獲獎約50項。自1990年以來連續四次被評為寧夏優秀新聞工作者、連續三次被評為“寧夏十佳記者”、連續兩次被評為“寧夏名記者”。1997年被評為第二屆全國百佳新聞工作者，1998年被評為全國“報刊之星”。2000年獲得全國環保最高獎“地球獎”、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同年還被評為寧夏先進工作者。2003年獲全國林業宣傳突出貢獻獎。2010年被授予“寧夏先進工作者”（省級勞模）、“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勞模）稱號。2013年4月，被評為“感動寧夏”十大年度人物。2013年12月，被評為“走轉改”優秀記者並獲得“記者禮贊”銅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