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電視低俗化的最新研究成果

英國哲學家羅素在論及古希臘伯裡克利時代的雅典時寫道：“雅典城的財富以及文化都迅速地增加﹔而且正如這種時代所必然會發生的一樣，尤其是當財富由於對外貿易而增加的時候，傳統的道德與傳統的信仰就衰退了。”

當下中國內地的電視節目低俗化問題，就是在財富及文化迅速增加的背景下“傳統的道德與傳統的信仰”衰退的表征。不過，與彼時雅典城相比，除了等而下之的消費主義商業文化的烏煙瘴氣外，筆者認為，當下中國電視節目低俗化所反映的是在現代市場型塑道德與信仰的過程中，中國電視人的慌不擇路，而為這種行為失范加以辯護的理論根據正是基於自由主義的道德哲學框架。因此，盡管是一種艱澀的理論路徑，我們仍然無法回避的是，抵制電視節目低俗化問題首先是一個道德哲學問題。將價值問題懸置起來的自由主義道德的哲學框架，借助收視率導向，把本應成為“社會公器”的電視，變成形形色色的節目創作集體肆意尋租的“文化公地”，而電視節目低俗化就是這一問題的最直接的表現。電視節目內容的生成是在公權力部門、電視節目傳播機構和觀眾之間的博弈中完成的。媚俗是電視工業得以順利運行的潤滑劑，社會公權力部門有責任在大眾傳播領域對公民個人道德偏好進行引導，電視節目制作參與主體對電視節目質量承擔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在娛樂籠罩一切的背景下，法國社會學家雷蒙·布東注意到在這些無處不在的圖像中的那些“叫人跌破眼鏡的低俗”背后是“市場規律的產物”:

“人們都明白，對某些電視節目的出現和它們取得的成功感到歡欣鼓舞，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例如那些被稱為真人秀（著重號為原文所有——筆者注）的節目。可以直截了當地說：它們的低俗直叫人跌破眼鏡。這些節目實際上正是那個‘民主’社會特色的市場規律的產物。公眾樂意我們向他們展露那些名人。”

這種道德水准的銷蝕源於媚俗。對於電視來說，取悅觀眾是壓倒一切的問題。作為仿像的電視天然是媚俗的媒體，媚俗是電視工業得以順利運行的潤滑劑。根據美國學者杰米·卡林·沃森和羅伯特·阿波的概括，至少有兩類信息在一些人看來是不宜在電視上呈現的：

“一些人認為某些影像是帶有剝削性質的。‘剝削’是指某個人或一些人被另一個人或一群人以不公正的方式使用或利用。因為剝削者拿到了快樂、收益或益處的主要部分或全部，而被剝削者得到的是次要部分或未獲分文。……其他人認為一些影像被客體化了。在這裡，‘客體化’意味著不把人當人，而是像對待一件物品一樣對待一個人。這種做法與剝削有著明顯的聯系，因為被剝削者通常是被客體化的。”

例如，對犯罪過程的精心再現就是電視對人的客體化過程。法制節目是勸諭型作品在電視裡的對應物，可是這種節目將曾經出現的血腥現實加以客體化，抽離了當時情境中施動者或受動者的人性所必然遇到的顫栗，觀眾隻需在毫無風險（文化工業對“看客心理”這一低俗消費需要的把握和滿足，已培養起至少幾代消費者了，道德問題已經稀釋到單純作為社會文化的點綴、只是使人類區別於畜類的程度）的前提下模擬體驗一下作為他者的社會成員曾經遭遇的苦難，刺激而又廉價，這是最重要的，而電視是在現有媒介技術條件下比較接近這一要求的。正如德國哲學家阿多諾所指出的那樣：

“使觀眾等閑看待像夜店這樣的東西和暗示可能的作奸犯科不過是生活中的小菜一碟的方式，誘使觀眾用如許方式看待生活中的沖突。這可能足以說明在那些反對教唆觀眾犯罪的所有大眾媒介的老派批評中所蘊含的要義。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這種犯罪常態化的氛圍（其呈現基於日常生活場景）從不用多說，是通過真實場景鋪天蓋地地加以呈現的。這種做法可能對某類觀眾影響更大，這可比節目對犯罪的明確的道德訓誡和繩之以法的常規做法效果更明顯。”

於是，公眾的趣味就在這種偽現實主義的畫布上繪出了褻瀆神聖、躲避崇高、玩弄經典、戲耍真誠的勝景。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