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正立場理性研判輿情

網絡時代到來之前，民眾的意見表達渠道有限，報紙、電視等傳統媒體本身就是輿論的化身。但在當下，人人都成為新聞播報員，輿論也演變為輿情，成為媒體難以涵蓋且需要時時研判的對象。

傳統媒體承擔著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輿論引導責任，承擔著關注基層、為百姓鼓與呼的人文關懷責任。而要履行這些責任，就要對紛繁復雜的輿情，以公正的立場做出理性的研判。但實際上，目前傳統媒體在這一方面存在不少誤區。

不明就裡，冷熱失調

悲天憫人、鋤強扶弱是不少媒體人的固有情懷。在新媒體時代，形形色色與弱勢群體有關的事件，一經網絡放大，往往會成為輿情熱點。在對弱者如潮的同情和聲援中，個別媒體“愛心泛濫”，失去鑒別能力，還沒搞清楚狀況就一擁而上，導致新聞報道出現偏差甚至完全失實。

2013年6月4日，濟南一名網友發布微博稱，一對中年夫婦當街毆打七旬老太，同時上傳了39秒鐘的現場視頻。

這條微博發布幾分鐘之內轉發量就達上百次，對打人者的聲討和對老人的同情不絕於耳。這樣的火爆“輿情”， 濟南5家紙媒很快都注意到了，各媒體隨后跟進大篇幅報道，“中年男子當街毆打白發老太”、“當街毆打老人，無德！”、“交警等未阻止惹爭議”……標題一個比一個“義憤填膺”。

但事后警方調查發現，打人男子已78歲，被打的是他老伴，那天患有阿爾茨海默病(俗稱老年痴呆症)的老伴突然坐在斑馬線上，眼看要變紅燈，老伴情急打了她兩巴掌。

幾家媒體心急火燎地要為弱者出頭，卻都不幸制造了假新聞。實際上，從“最美女孩”當街給流浪老人喂飯，到小女孩為暈倒的清潔工撐傘，類似事件層出不窮。這些事都是有人利用公眾的同情心，策劃並在網絡發布，引起廣泛關注。傳統媒體眼見輿情“爆棚”，便急不可耐出手聲援“弱者”，最終淪為笑柄。

更讓筆者深思的是，某地建委部門曾專門就媒體報道農民工極端討薪事件發出建議函。建議函稱，少數討薪者制造假事端吸引媒體，使得媒體報道引發社會關注，以此向建設或施工單位施壓。其中一起事件中，幾名工人自己砸了住處，卻稱是討要工資被別人砸的，演了一出“苦肉計”來吸引媒體和社會關注。甚至有些惡意討薪者進行敲詐，媒體不明就裡，成了被利用的工具。

這樣的事件也經常出現在諸如征地、拆遷之類的事件中。社會和媒體往往一邊倒地同情所謂的弱者，殊不知，相關部門或人員反倒成了“弱勢群體”。從哈爾濱糖果酒吧案中的民警，到夏俊峰案中的城管，類似事件層出不窮。

另一方面，一些媒體則出現了“愛心疲勞”，對底層群眾的疾苦視而不見。更有甚者，對弱者極不尊重。一家媒體在報道為給打工受傷的兒子討要治療費用，五旬父親爬樓時，稱其上演一場“跳樓秀”。有的媒體無情地揭露弱者的隱私，對其造成“二次傷害”。幫扶農民工群體的報道中，一些媒體居高臨下，把農民工當成被可憐的對象，而實際上，農民種地為全國人民提供了日常吃用，農民工又蓋出了城市中的大樓，他們也是做出了巨大貢獻的群體，是國家的主人和歷史的創作者，將他們邊緣化是沒有站對立場。

不管上述媒體的態度是熱是冷，都反映了輿情研判上的失誤。而這種失誤，根本原因是媒體沒有擺正自己的立場，或無限放大，追求轟動效應，或無視和調侃，消費有關群體，丟掉媒體本應承擔的責任。

指點江山，憤世嫉俗

當下社會劇烈變革，各種利益和矛盾錯綜復雜，各領域不公平、不合理的現象屢見不鮮。在這種情況下，有的網友變為“憤青”，或仇官仇富，或上綱上線，或言必稱歐美。一時間唾沫與板磚齊飛，戾氣與喪氣交織，這其中甚至不乏一些網絡大V、公知的身影。

今年春節聯歡晚會的輿情遭遇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央視開門辦春晚，體現改革決心，馮小剛作為導演，也最大限度地進行了創新，不少網友卻冷嘲熱諷，以吐槽為樂事。一些媒體在這種輿情下，不理性思考，一味地迎合批評者的口味，抓著一些小失誤不撒手。

更令人擔憂的是，一些媒體對新生事物不去主動了解，卻先品頭論足否定一番，為了批評而批評，好像沒有批評就沒有深度。

某個部門管得寬鬆，有人會說碌碌無為，如果嚴格執法，卻又抱怨隻會欺負百姓﹔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會被諷為“山寨”，如果自主創新，又會被懷疑質量難過關。

有句話說：“要是你手中隻有一把錘子，那在你眼裡所有東西都像釘子。”網絡就像社會情緒的“高壓鍋”，任何一件事都可能將它引爆。在這種輿情環境下，媒體如果研判失誤，盲從於所謂的“民意”，一味地雞蛋裡挑骨頭，放大負面情緒和畸形價值觀，而不是提供建設性的意見，就失去了理性與責任。

居高臨下，道德審判

在社會轉型期紛繁復雜的輿情中，不少事物處於不確定之中，有的政策法規，不深入思考就難以明白它是否合理，不少事件的真相扑朔迷離。在這種情況下，媒體稍不留神就會越位，扮演不該扮演的角色。

北京奧運會前，北京市交通委、運輸局聯合發起“22日讓座日”活動，鼓勵乘坐公交的民眾養成禮讓的美德，經常讓座的乘客將有機會獲得獎勵。這本是件好事，但相關部門還表示，將組織媒體在全市進行暗訪，對讓座事跡公開報道褒揚，同時對拒絕讓座的乘客進行曝光批評。

隨后，北京不少媒體對這一活動進行了報道。乍一看，活動沒什麼問題，但即便有人拒絕讓座，他也沒有違背法律，只是道德修養方面的問題。相關部門動輒組織媒體暗訪、曝光，用涉嫌違法的方式懲戒道德范疇的行為，很不明智。

遺憾的是，當地不少媒體並沒有發現這一活動存在的問題，而是很配合地予以報道，不知不覺中充當了錯誤政策的幫凶，成為了不光彩的“道德判官”。

如果說上述例子還是媒體粗心被“坑”的話，那麼，另一則報道則讓個別媒體蒙羞。2013年國慶節，有微博發出這樣一條消息：11萬群眾冒雨參觀天安門廣場升旗儀式，留下5噸垃圾。這條消息引起廣泛關注，一些媒體的官微紛紛轉發，接著進行報道，並以此為據，批評游客素質差。

但實際上，2012年國慶節天安門廣場掃除近8噸垃圾，2010年這一數字則是近20噸。也就是說，垃圾總量在逐年減少。此外，國外一些大型活動過后，也會產生數十噸甚至上百噸垃圾，所以5噸垃圾不能完全和國民素質差畫等號。

個別媒體之所以在輿情研判中犯以上錯誤，首先是因為媒體工作者疏於思考，缺乏常識。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居高臨下的心態在作怪，沒有以平等的視角研判輿情。

現在網上海量信息泥沙俱下、真偽難辨，一些網友情緒偏激，媒體不能認為“網意”完全等同於民意，對輿情作出錯誤的研判，盲從於網絡聲音，成為網言網語的印刷版。

在多元化的輿論場上，傳統媒體更需要承擔起社會責任，挖掘真相，精准判斷，成為雜亂信息的過濾器，以客觀理性、有建設性的報道引領社會輿論，弘揚正能量，這是傳統媒體的安身立命之本。

（作者為齊魯晚報要聞中心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