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輿論而不挾持民意

近年來，輿情成了一個很熱的詞匯，但這一詞匯更多地與政府部門相關聯，是政府部門及管理者關注與應對的對象。輿情監測機構與研究者也大多從這一角度來研究輿情的發展規律與輿情的研判方法，為政府部門提供應對的策略。至於媒體與輿情的關系，則少有涉及，盡管媒體是體現輿情的重要渠道，很多媒體也都設置了輿情監測與分析機構，但體現在媒體的報道上，卻是另一番景況，不僅沒有全面地反映輿情，甚至常常陷入對輿情的誤判。

一

以春節報道為例，作為每年一度的常規報道，從“有錢沒錢回家過年”到“有車沒車回家過年”，每年的春節媒體都以此為基調大肆報道，渲染著回家的氛圍，言下之意無論什麼情況都必須回到老家與父母親人團聚，透著那麼一股子悲壯。而且總有一些刺痛人心的新聞在佐証這種悲壯，比如今年的春節報道中就有這樣的新聞：一小伙為省路費騎車回家，從去年臘月二十一就出發了，結果年都過完了人還沒到﹔孩子發高燒父母卻不肯下火車﹔父親不放心兒子雪天開車返程陪行2450公裡……團聚，這是傳統春節的要義，但節日的團聚應該是歡樂的。如果春節的團聚要以巨大的犧牲來換取，如果節日的歡樂摻雜了辛酸與悲壯，那我們就應該追問這樣的節日團聚是否真是人心所願。如果不是，我們報道的主題和基調是否也應該重新考慮？

2011年末民政部中國社工協會聯合某專業調查機構做的關於過年回家的調查顯示，有近70%的受訪者表示“為春節回家而煩惱”。這是一個真實得有點驚人的數據，它反映了人們在傳統觀念與現實境況之間的沖突，也反映了因為回家而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媒體需要反映這種沖突和問題，更應該著眼於現實，通過輿論引導去化解這種沖突和問題。我們可以設想，如果媒體給予公眾多元選擇的輿論支持，那麼每一個人或許都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安享節日的快樂，春節也不再是矛盾和社會問題的高發期。但媒體仍然固守傳統，在流動的移民社會固守著“父母在不遠游”的農業社會的道德觀念，這種強化傳統觀念的做法實際上是挾持民意，媒體強大的輿論洪流裹挾著那些心事重重的人群浩浩蕩蕩奔赴家鄉。

再比如關於某個社會群體的報道，不管是弱勢群體還是強勢群體，媒體總喜歡站在道德制高點，要麼對弱勢群體施以憐憫，要麼對強勢群體“贈予”鄙夷。在媒體發起的一場場“圓夢”、“救助”、“討伐”活動中，他們制造輿論但並不尊重輿情，且沾沾自喜於自己的行動，將被裹挾其中的當事人與參與人當作炫耀的資本。某個社會群體存在的真正問題與意願被遮蔽在媒體制造的輿論喧囂之外。這樣的選擇也許跟媒體避重就輕的選擇有關，但也許更重要的是他們對某個社會群體隻有留於表面的印象和想當然的認識，並沒有進行過深入的了解。

以上所舉例子均為常規報道所反映的輿情誤判及不當介入，這似乎跟一提起輿情就往往跟突發性的非常規事件相連有些出入。的確，在某些政府部門及管理者的眼裡，那才是難以應對的輿情所在。但在媒體這裡，最難研判的輿情恰恰就在最為常見也最為普遍的社會生活領域，在社會生活領域的常規報道裡面所體現的輿情誤判所引發的影響也最為廣泛和深遠。在現代社會，媒體是公眾獲知外部世界信息、形成個體觀念與行動的重要來源，媒體對輿情的誤判和不當介入極可能影響公眾的認知和行動，使錯誤的觀念和行為模式得到強化，尤其是當這種誤判和介入貌似符合主流輿情，或者打著正義道德的旗號時，比如我們上面所提及的春節回家主題的報道與關於某社會群體的報道，這樣的負面影響很難通過輿情的自清潔功能得到糾正。因為在社會轉型期，很多觀念正在改變但還未完成改變，大都有切身的體會但未形成明確的意識，敏感的媒體人都很難擺脫刻板成見，大眾就更難以辨識，更遑論去澄清輿論了。

二

當然，媒體對輿情的誤判不能僅歸咎於媒體人的刻板成見，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

首先，媒體還未將輿情這個政治性詞匯與自身的生存和發展聯系在一起，未建立適用於媒體報道的輿情研判及介入機制。目前媒體往往將產生輿情的主體與體現輿情的事件作為外在的傳播對象，並不深究輿情與媒體的關系，更未將輿情監測用於新聞報道。但在自媒體時代，對輿情的反映是否准確、全面、具有前瞻性，直接關系到一家媒體的公信力與生命力。

其次，與輿情研判的復雜性有關。媒體尤其是傳統媒體習慣於受眾調查。可是輿情研判不同於受眾調查，媒體輿情研判的主體不是特定的受眾，而是范圍更為廣大的社會公眾。這就要求媒體在進行輿情研判時應該具有更廣的視野，對社會走勢、政治局勢、時代觀念、民心所向有更深的理解和把握。

再次，與媒體進行輿情研判的特殊性有關。媒體的輿情研判主要用於新聞報道和引導輿論，因此媒體的輿情研判伴隨著輿情反映與輿情介入。輿情不是外在於媒體的，而是與媒體的報道糾結在一起的。媒體的輿情研判不存在一個獨立的過程，因此，相比政府的輿情研判，媒體的輿情研判更為復雜。

三

鑒於媒體輿情研判的特殊性，為了避免誤判以及隨后的不當介入，媒體應特別注意以下幾點：

首先，在喧囂多樣的輿情狀況下，盡量保持公允，避免過早站隊表態。輿情為群體性的心聲、意願、情緒，往往在一些群體性的事件或關涉群體利益的時刻集中表露，“愛湊熱鬧”的媒體不可能對這樣的事件或時刻熟視無睹。搶新聞、先發聲是媒體的行業慣性，但在對輿情無確切把握的狀況下，報道應平衡反映各方意見，待到對輿情狀況有比較准確的判斷時再有選擇地報道，並發出自己的聲音，進行輿論引導。

其次，對媒體介入輿情的報道進行及時的跟蹤調查，獲取反饋信息，用於修正對輿情的判斷和進一步的報道。輿情是處於動態變化之中的，媒體的反映往往很難做到全面客觀，引導和介入也很難保証准確無誤，后續的跟蹤研判是提高輿情研判准確性的必要手段。

再次，除了關注形諸輿論的輿情之外，還應注重潛在輿情，以提高輿情研判的准確性。目前，一談到輿情，人們往往關注的是網絡上的各種言論所呈現出來的聲音，並以此作為輿情研判的依據。但相比沉默的大多數，在網上發聲的人畢竟是少數，不足以代表真實的民意。媒體關注輿情研判不是為了平息輿論，而是為了贏得公信力，因此，媒體應注意線上分析與線下調研的結合。

最后，媒體對輿情的研判與介入應有獨立的立場。這個立場不只是要順乎民意，也不只是配合領導決策，更不只是表達某個社會階層的立場。媒體人應面向公眾，給出合乎社會文明進步、合乎人性發展的新觀念。這個觀念有些時候也許會與既定的觀念相悖，也有可能與現實的民意相違，卻是媒體引導輿論的題中應有之義。

（作者為山東政法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