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採編中的媒體失德種種

媒體倫理失范，指的是媒體在傳播信息過程中出現的違反道德規范，給受眾和社會帶來負面影響的行為。它不是由對標准的歧見而形成的社會失范，而是對既定的甚至明確的標准的公然違背，因此后果是嚴重的，影響是惡劣的。如果說無心之失尚可理解的話，那麼緣於追名逐利而有意地對行業內道德准則視而不見，或者公然違背甚至踐踏，這種媒體倫理的失范，我們也可以稱為媒體失德。筆者將當前新聞採編方面的媒體失德現象歸納為以下幾種，試析之。

立場錯位

李普曼在《公眾輿論》中提出一個重要的傳播學概念——刻板成見。所謂“刻板成見”，就是人們對特定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簡單化的觀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隨著對該事物的價值評價和好惡感情。新聞工作者以呈現事實、報道新聞為己任，角色定位要求其必須秉持中立、客觀、公正的價值立場。雖然新聞從業者有自己的情感好惡、是非標准，但這種傾向性要盡量規避和淡化，哪怕是通過對客觀事實的敘述來表現，也應該考慮到是否脫離具體語境，是否會給讀者造成誤導。在新聞採編過程中，我們常見一些採編人員，把對某一群體的刻板印象，通過感情色彩濃烈的新聞語言表達出來，甚至以貼標簽的方式來突出。很顯然，這是一種立場的錯位，因為這違背了新聞的公正客觀原則。

在新聞採編過程中，一些記者的刻板成見，會形成事實上的“新聞偏見”：注意力總是集中在社會精英身上，少數群體被邊緣化乃至污名化，對弱勢群體缺乏足夠關注，對一些社會群體甚至對一些區域存在著認知上的偏見等。比如，對“官二代”的報道、對90后的報道、對富士康等企業的報道中，就存在著標簽化、臉譜化的現象。在一些案件報道中，把與案件無關的犯罪嫌疑人所在地域作為突出元素點出來，這也是一種偏見。由於刻板印象，這種偏見在部分媒體上長久地存在。觀點先行的結果，就是採編人員偏離了客觀公正的立場，對信源選擇性採信，在事實的篩選、新聞事實的呈現等諸多方面存在著偏見，這有悖於客觀公正的新聞理念，是一種職業失德。比如，前不久《新京報》關於公務員子女壓歲錢多的報道，就有一種先驗的預設立場在作祟，無端助長了社會輿論中對公務員群體收入高、灰色收入多的不平情緒。還有，在最近東莞掃黃過程中，一些媒體起初受一些網絡大V的影響，以掃黃不解決社會根本問題為幌子，或隱或顯地為賣淫嫖娼行為辯護，這很明顯是立場錯位。

報道不實

不實報道，也叫虛假新聞，其泛濫已成中國新聞業的頑疾，稱為新聞業的毒瘤恐不為過。雖然，包括專業的新聞媒體、新聞工作者和網友在內，大家都意識到了虛假新聞的危害，並且新聞主管部門也在不遺余力地通過各種教育、處罰措施阻擊假新聞，但依然有各種各樣的假新聞出現在媒體上。

不實報道的出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把關和甄別不嚴、調查不到位、採訪不扎實所造成的，有偏聽偏信造成的，有誤轉誤傳造成的，這些都可以歸為無意失實。2013年《南風窗》雜志曾引起輿論強烈反響、產生惡劣影響的《村官腐敗透視》一文，其中“這個村，有一半都是我的娃”就是失實典型。還有就是記者為了牟取私利刻意造假，而編輯和把關環節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讓假新聞堂皇面世。如《金陵晚報》報道的《丈母娘婚宴上送400萬元賓利轎車》假新聞。另外一種是主觀故意失實，《新快報》記者陳永洲長時間、大篇幅地採寫、發表抹黑報道對象的報道，從中漁利，報社還理直氣壯地大喊“放人”，誤導了輿論，實為主觀故意的嚴重失德行為。

除了假新聞，還有很不嚴肅的“逗你玩新聞”、“你猜新聞”、“春秋筆法新聞”等，如《中國証券報》關於山東C縣公務員賣房的報道就屬於此類，新聞要素不全，到底是哪個縣，讓你猜著玩兒。不實報道，還應該包括有償新聞、策劃新聞、以新聞面目出現的“偽事件”等。此外，嚴格來說，在重大新聞事件面前，媒體失語，或者採編人員被人收買，“有償不聞”，這也應該算是失實。

《新聞記者》雜志總結了2013年的不實報道有如下幾個特點：第一，數量大、種類多﹔第二，涉及的媒體類型廣泛﹔第三，虛假新聞體現出鮮明的媒體融合特征。值得警惕的是，不少假新聞是假借傳播正能量、偽托社會主流情緒的名頭來傳播的。從總體上來說，還是與造假成本太低、追究查處力度有限有關系。令人欣慰的是，2013年5月，浙江、上海、山東等地率先成立了新聞道德委員會，期待能夠為遏制媒體失德行為發揮應有的力量。

誘騙式採訪

顧名思義，誘騙式採訪就是隱瞞身份或者動機，違背被採訪人意志，以誘騙的方式獲得新聞素材，從而進行報道的行為。誘騙式採訪多存在於輿論監督報道中，往往打著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旗號，以隱性採訪、體驗式採訪居多。隱性採訪，又叫暗訪，可以分為介入式採訪和非介入式採訪兩大類。介入式採訪，即記者假冒各種身份，與事件的當事人交往，以獲得新聞信息﹔非介入式採訪，是指記者不顯露自己的身份，以旁觀者的身份觀察，不介入或干預事件的發生、發展過程而獲得新聞信息。暗訪，隻要目的得當手段合法，也不是不可以，但有些記者，採取誘騙式的手法，從當事人嘴裡套話，其目的相當可疑。程序不正義，實質正義也是靠不住的。

還有兩種誘騙式採訪，一種是假裝和當事人聊天，讓當事人在不設防的情況下向記者吐露心聲、透露一些私密信息，記者明確表示不會報道，但最后不講信用，讓私密內容見諸媒體。另一種就是在電視節目中，對當事人進行誘導，以產生戲劇性效應，提高收視率。如南京電視台的《有請當事人》這檔法制類節目中，主持人把有家庭矛盾的當事人請到一起，對當事人進行激將、誘導，制造矛盾沖突，然后以調解為名，“消費”當事人，這也是一種誘騙式採訪。這類採訪，因為違背當事人的意志，其后果不言而喻，影響自然惡劣，在對當事人造成傷害的同時，也傷害了媒體的信譽和品格，自然可視為失德。

忽悠受眾

一些媒體，尤其是網絡媒體，慣用標題黨手法，嘩眾取寵，奪人眼球，內容與標題嚴重不符，忽悠受眾。現在的一些軍事論壇，已經遭人鄙棄，就是因為標題黨橫行，令人生厭。如果傳統的主流媒體，不是靠嚴肅可靠的內容，而是靠標題來故弄玄虛，其結果，也將是災難性的。媒體忽悠受眾等於給自己挖坑，尤其是在信息時代，媒體並不天然地比受眾更具有判斷力和鑒別力。事實上，大多有“眼球效應”的新聞都在第一時間被受眾戳穿。但令人擔憂的是“一再地”出現，它意味著錯誤與代價不對等，也意味著媒體至今還沒有充分的“以消費者為本”意識，這才是媒體濫用“眼球效應”的根本原因。

當然，忽悠受眾的手法遠不止這些，比如摘轉其他媒體的報道時斷章取義，為我所需，想當然地篡改標題，誤導受眾，傷害原作者、原報道媒體等，也是此類。最為典型的要數騰訊網的一例。2012年5月29日《環球時報》發表社評，標題是“反腐敗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攻堅戰”，騰訊網當天在轉載該文時將標題故意改成“要允許中國適度腐敗，民眾應理解”，誤導了讀者。而騰訊網做的這個標題，在社評全文中沒有出處。騰訊網最后不得不向《環球時報》公開發文道歉。忽悠受眾，還包括記者在訪談時不顧訪談對象說話的具體語境，斷章取義，拿孤立的一句“雷語”說事。還有的記者，拿人家私下裡的一些話，公開發表，制造轟動效應。至於道聽途說、抄襲改編、要素虛化、“偽托專家”等行為，就更不用說了。還有的媒體，把廣告文案以新聞故事的形式來發表，這也是典型的忽悠，這樣違背新聞操守的行為，影響惡劣，嚴重失德。

新聞侵權

新聞侵權是指新聞單位或個人利用新聞傳播工具，以故意捏造事實或者過失報道的形式向社會公眾傳播有損公民、法人及其他社會組織的不當內容或者法律禁止的內容，從而破壞公民或社會組織的真實形象，降低社會對他們的評價的違法行為，這也是一種在採編過程中經常出現的失德行為。由於新聞媒體的覆蓋面廣，影響力大，新聞侵權造成的傷害較一般侵權更大。

媒體上的新聞侵權現象經常出現，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一是新聞報道內容失實，這是最主要的新聞侵權類型﹔二是新聞報道評論不當，在語言上使用了侮辱、謾罵或其他具有人身攻擊性的言詞，對客觀事實進行隨意評論，造成對他人社會評價的貶損，構成侵權﹔三是未經核實轉載其他媒體報道，事后証實報道不實，構成侵權﹔四是在報道中採用與報道內容無關的照片，或者未經相關方同意採用照片，構成侵權﹔五是過失報道或暴露他人隱私導致侵權﹔六是無中生有任意拔高，對當事人而言不但沒有抬高聲譽，反倒在社會上引起非議，造成當事人精神層面的痛苦等。這是從法律意義上來說的。

還有兩種侵權行為，屬於媒體失德范疇的。一是對報道對象進行選擇性報道，濫用批評話語權，監督過當，對當事方造成嚴重的傷害。如陳永洲受人指使，發表多篇針對中聯重科的失實報道，這種不端行為，不僅當事方憤而起訴，在業內也產生了劣評，當引以為戒。還有一種行為，是將別人的勞動成果，輕鬆拿來而不注明出處，損害當事記者和媒體的著作權，這在媒體中也很常見。財新傳媒記者王和岩以極大的勇氣，付出了諸多勞動，寫出了一組關於谷俊山被查的報道，但報道刊發出來之后，被許多媒體無償轉載，有的媒體沒有注明出處和記者的名字，對新聞生產者極不尊重。另外，媒體評論版轉載其他媒體的稿件，不付轉載費，這都屬於侵權的無德行為。

放大傷害

新聞媒體承擔著傳播信息的職責。面對各種新聞事件，新聞工作者有責任報道盡可能多的新聞事實，滿足公眾的新聞需求。然而，報道並非越詳細越好。個別媒體由於報道目的不端正，為取悅公眾、挖掘猛料而無視受傷害人的利益，強制採訪，且沒有必要的保護和節制，在報道中“跑偏了題”，挖掘太多與本案無關的個人隱私，特別是媒體獲取這些信息的方式，是以傷害受害者為代價。此舉違背社會倫理，也違背了社會對媒體的期待。

一些記者為了搶新聞，對受害者家屬纏訪，給受害者家屬造成了極大的困擾和傷害。雖然這只是少數媒體的行為，仍需引起我們足夠的警惕。更嚴重的是，一些記者不顧當事人的切身感受，為了挖新聞，不擇手段地追堵當事人，揭人傷疤，放大傷害，甚至引起了公憤。最新一例是，2014年2月18日上午，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復旦投毒案”依法公開一審宣判，被告人林森浩犯故意殺人罪被判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案件審理結束后，林森浩的父親掩面而泣，但一些記者不顧此情此景，反復追問他的感受，甚至對欲離開的林父進行圍堵，強制採訪，嚴重地傷害了當事人的權益。這種行為也引起了一些在場記者的不滿。

格調走低

2014年1月，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下發通知，對5起報刊刊載虛假低俗內容事件的調查處理情況予以通報，涉及刊載低俗標題、低俗廣告、失實報道、虛假新聞等行為。其中，兩家媒體都因標題粗俗而受罰。這兩家媒體為自己打擦邊球的做法付出了代價，可謂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這兩家媒體編輯的“小聰明”，可以說是媒體格調走低的例証。

近些年來，低俗之風、有償新聞、虛假新聞、虛假廣告，被公認為媒體業界的四大公害。媒體低俗化的表現多種多樣，究其原因也非常復雜，概括起來，無外乎以下五種原因：收視率的誘惑與利益驅動、傳播觀念的異化和扭曲(對受眾觀念的錯誤理解、對消費主義的過度開發與張揚)、社會責任感的淡化和職業道德的滑坡、監管的缺失、公眾媒介素養的缺失等。雖經幾番治理，但收效不明顯。尤其是在新聞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以低俗之風來贏得讀者，佔領市場，成為媒體不自覺的選擇。此次東莞掃黃，有網站借報道之名大量展示掃黃現場圖片﹔而一些電視媒體，對弱勢者（如掃黃中的“小姐”）的報道，沒有採取技術性的保護措施，盡顯冷漠。

通俗不是媚俗，更不能是低俗。在消費主義觀念盛行的今天，低俗的內容和表現形式越來越多樣，沖擊力也越來越大，但對於以傳承文明、形塑社會、引導輿論為己任的大眾媒體來說，不能將其拿到碗裡當作菜。杜絕低俗語言上版面，自覺抵制惡俗的標題黨手法，這不僅是職業倫理使然，更是其社會責任所決定的。如果媒體以對低俗投誠的姿態來吸引眼球提高發行量和收視率、收聽率、點擊率，這樣失德行為的結果就隻能是飲鴆止渴，以犧牲品格和公信力的代價慢性自殺。

媒體審判

“媒體審判”一詞出自美國，指新聞報道形成某種輿論壓力，妨害和影響司法獨立與公正的行為。在司法機關正式宣判前，媒體已經以一個“新聞法官”的角色宣布了判決，這種情形下媒體的活動已經扭曲為對司法獨立的不當干預——“媒體審判”。知名學者魏永征將“媒體審判”界定為：“新聞報道干預、影響審判獨立和公正的現象”，“其最主要的特征是：超越司法程序搶先對案情做出判斷，對涉案人員做出定性、定罪、量刑以及勝訴或敗訴等結論。”媒體審判，是媒體在報道過程中的越位，不利於司法公正，影響了司法獨立，這種失德行為，很具有隱蔽性，其危害事實上是很大的。

在網絡時代，網民對一些影響較大的案件往往有自己的好惡和評判，但這種評判更多的是根據自己的感覺來的，情緒化非常嚴重。媒體在報道的時候，不能隨波逐流，擅自越位，否則，就會對司法審判造成壓力，甚至造成不當干擾。2013年，李雙江之子強奸案，媒體的不當報道給審判造成了壓力。受網絡上部分網民仇官仇富情緒的影響，加上個別行為不端的當事律師的鼓噪，一些媒體沒有進行有效的情緒把關，對案件無論是審查前、審判中還是審判后，都進行了傾向性非常明顯的報道，造成不良影響。

新聞失德，其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危害具有共同性，那就是傷害當事人，“消費”受眾，損害媒體的公信力，渲染不當情緒，進而不利於社會的和諧和穩定，必須予以矯治。

（王傳寶：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新聞傳播系教授﹔劉鵬越：空軍報一處處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