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有德，才能走得更遠

《論語》有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媒體亦然。當今媒體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激烈競爭中，並面對新的傳播形態爆發性增長的挑戰。困境中，隻有在堅守良好操守的同時，積極改革創新才是出路﹔如果因蠅頭小利或急功近利而失去應有的德行，道路將越走越窄。

媒體失德，既有主觀所為，也受社會生態影響

媒體失德現象歷來都有，既有主觀所為，也受社會生態環境影響，但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表現形式。

在計劃經濟年代，那時的媒體失德主要體現為失實報道、虛假報道。像人民公社、“大躍進”年代的糧食生產放衛星，媒體跟著報道。當時媒體虛假報道的失德問題，很大程度上與黨風有關。不順從當時“大躍進”的潮流，就有可能挨批判。當年新華社廣東分社的社長杜導正，因為發了廣東搞虛假浮夸的內參，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了黨內外職務。

到了“文革”，那是“階級斗爭為綱”的登峰造極時期，媒體完全淪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媒體人即便有意見也無反抗之力，隻能按當時的報道口徑：“地方報緊跟中央大報，中央大報緊跟‘梁效’（‘四人幫’的寫作班子）”。

改革開放后，通過撥亂反正，逐步消除“假大空”的文風，再也不可能出現“大躍進”年代那樣離譜的吹牛皮報道，更不可能重現“文革”時期的那種潰敗的文風。然而，在新的歷史時期媒體失德現象依然存在。既有過去存在的問題的延伸，也有新的社會生態環境下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比如文風問題過去有，現在依然存在，失實報道、虛假報道常見於媒體。虛假報道有三種情況：一是自身業務不熟悉造成的無心之錯，對採訪的技巧、寫作方式、審稿和校對環節不熟悉等都有可能釀成差錯。二是職業操守引發的問題，有主觀故意的因素。如有些記者為了某種利益制造新聞噱頭，搶佔所謂的“獨家新聞”，置職業道德於不顧。三是無可奈何執行指令所致。有的地方政府和國家職能部門為了地方、部門的利益或一己之私，有意掩蓋真相而發布虛假信息，引發媒體報道失實。

新環境下媒體失德原因分析

當今新的環境中媒體失德的一個突出表現是權錢交易，產生的原因與市場經濟和新媒體發展的背景有關。

老一輩新聞工作者都很清楚，過去失實報道屢見不鮮，但權錢交易的情況很少。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媒體出現的權錢交易主要表現在利用採編的職務之便收紅包、搞有償新聞（或有償不聞），甚至進行新聞敲詐。有的不只是個體行為，還上升為機構行為。

作為社會上的一個普遍現象，許多行業都出現了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收紅包的問題，已成為見怪不怪的現象，並非媒體行業所獨有。

媒體特有的問題，主要是有償新聞（有償不聞）、新聞敲詐。有償新聞籠統的說法就是給了錢就刊發報道，而突出的表現往往是在進行新聞採訪和報道的時候，因收受他人的錢財，對報道對象有意進行美化，使得原本不利於報道對象的報道變得有利，或者說減少對於報道對象的不良影響。另一種變相的有償新聞則是有償不聞。如2003年山西繁峙礦難，有記者了解到礦難的信息后，並沒有及時地報道，而是收受了事故方的賄賂，對此事件進行隱瞞不報。后來在山西省和中國青年報等中央媒體記者的努力下，此事件才得以曝光。有的媒體單位在經營方面為了保持與客戶長期合作的關系，對於客戶方的負面信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偏袒合作客戶。如果一般的問題倒也罷了，但嚴重的問題也有意壓著不報道。有的甚至借機報道業績示好，幫合作方擺脫輿論危機，以獲取更多的廣告。有的網站收錢刪帖，或者屏蔽合作方的負面信息等。

新聞敲詐是比有償新聞、有償不聞更為惡劣的敗壞新聞職業道德的行為，已屬違法犯罪行為。有償新聞往往是採訪對象主動聯系新聞媒體從業人員或者單位，要求刪除或者屏蔽對其不利的報道。新聞敲詐卻是記者或媒體單位主動聯系採訪對象，將負面報道發到其所在單位，相關單位也就心領神會，向記者提供物質或者非物質方面的優待和賄賂。更有甚者，拿著手中的報道到相關單位索取所謂的“辛苦費”，不然就以曝光或者寫內參的形式來要挾採訪對象和相關單位，嚴重地敗壞了記者的形象和整個媒體行業的風氣。

媒體行業特有的失德現象除了以上講到的權錢交易之外，還有新聞侵權、格調低下等問題。為什麼說是媒體行業特有的？因為別的行業沒有新聞採編權，所以也就不可能搞有償新聞和新聞敲詐。

新時期出現這類問題，與新時期的媒體環境的變化有關。

其一，媒體在市場化轉型的進程中，給媒體人帶來的壓力增大。許多媒體單位推行績效挂鉤的考核制度，記者的發稿量與工資和獎金挂鉤，有些記者為了獲得更多的報酬，粗制濫造爭取多發稿，把新聞道德置於腦后，甚至鋌而走險制造假新聞。不擇手段搶新聞，也會發生諸如侵犯他人隱私或者在報道消極事件時對當事人造成二次傷害等方面的道德問題。

其二，互聯網時代獲取信息的便利，導致了一些記者的惰性。有些記者不深入實際去調查採訪，而是在網絡上隨意找文章東拼西湊，復制、粘貼幾下就出來一篇“幾不像”的新聞稿。2013年年初“深圳最美女孩事件”的虛假報道，是網絡推手有商業目的的炒作行為，但有的專業媒體人未認真核實就採用了來稿，造成了不良影響。

其三，受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部分媒體人經不起物質誘惑。如早些年發生在北京電視台的“紙餡包子”事件，就是當事人為了獲取更多的收入不顧社會效果而為的。

其四，媒體經營者的指導思想發生了偏差。為了在有限的市場份額中佔據自己的一席之地，有些新聞媒體對於記者敗壞職業道德的行為採取放縱的態度，隻要記者發回來的稿件能夠引起受眾的關注，能夠獲得良好的經濟效益便予以認可。有些媒體為了減輕經營壓力，給採編人員下達經濟指標，讓採編人員從事廣告業務。有的媒體機構甚至將批評報道當作牟利的手段，以新聞曝光為由敲詐錢財。

社會環境的困擾不能成為道德失守的理由

道德操守是媒體生存與發展的根基，媒體和媒體人不能因為社會環境產生的困擾而失節。

生存環境的改變，生存壓力的驟增，使得有些媒體在競爭中茫然不知所措。有些媒體以放棄良好的新聞職業道德操守為代價，去獲取某種利益。媒體和媒體人失德，路子隻能越走越偏，陷入不能自救的死胡同。要麼不干這一行，要干這一行就得堅守新聞職業道德。

對媒體存在的類似新聞敲詐這樣的特有的失德現象進行清除，媒體人比較容易接受，然而，對收紅包之類的現象卻覺得難辦，甚至有點麻木不仁。理由是，這是全社會普遍的現象。對此，我們要看到，社會要健康發展，總是要有人帶頭去消除社會的消極現象。媒體與很多行業不同，理應起示范作用。新聞事業是神聖、高尚的事業，新聞人作為社會的瞭望者，要監督社會，促進社會發展。職業特性、肩負的重任，要求我們必須以良好的道德呈現在大眾面前，也隻有這樣，才能履行好我們的社會職責。

從媒體的現實來看，隻有堅守良好的職業操守，強化權威性和公信力，才能走出困境，繼續生存和發展。在全媒體時代，傳統媒體面臨新媒體的挑戰，但這並不意味著傳統媒體要放棄自身崇高的職業操守去換來自己生存的空間。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相比最大的優勢就是權威性和公信力，如果失去了公信力和權威性，生存將會變得更加艱難。

加強媒體道德建設

面對新的環境，媒體道德建設需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一、強化媒體行業自律。媒體行業自律突出表現為新聞自律組織建設。在西方，這類組織稱為新聞道德委員會或者新聞評議會、榮譽法庭。如英國的新聞委員會和日本的新聞記者協會。我國雖然也有相關的新聞記者協會，但受它的功能和權力所限，對媒體的約束力並不大。在傳播活動、經營活動、社會活動中，明確界定新聞工作者的行為規范，讓新聞工作者清楚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如違反了相關規定將受到何種處罰。與此同時，新聞行業履行著監督社會的職責與功能，但它本身也是被監督者，也需要接受社會大眾的廣泛監督，以此來防止媒體自身的腐敗和尋租等問題。

二、根據新媒體時代的特點，提升新聞從業人員的媒介素養。全媒體時代發生了很大變化，新聞工作者的道德素養和業務素養交織在一起。有的是業務不精通的問題，但發生差錯呈現在媒體上后，公眾往往又會當作職業操守問題。所以，這兩方面的素養既有差別又有聯系，會互相影響。因此，各媒體單位應根據新時期的新情況、新問題，對新聞工作者進行媒介素養教育。加強高校新聞專業學生的職業道德教育尤為重要，不僅要在新聞傳播教學中開設倫理課，而且要建立一種思考和討論的教學制度，讓學生明白堅守職業道德操守的重要性。從源頭上做到防患於未然，這比單純地講授倫理規范更為有效。

三、管理部門應防止失德報道“批發”到媒體上來。管理部門不只是要管好媒體，還應注意防范某些政府部門以各種借口發布不真實的新聞，影響媒體的公信力。同時，國家有關部門也應努力創造條件，給媒體提供更為寬鬆的環境，確保媒體能夠不受外力干擾更好地發揮輿論監督職責。

四、發展壯大媒體產業，確保媒體品質和減輕媒體人的后顧之憂。實現媒體產業化發展，使媒體能夠以雄厚的資金實力作保障，制作更為優良的新聞作品。媒體有了經濟實力，媒體人有了較優厚的待遇，也會更專注地從事自己的專業工作，履行社會責任。

（周林桐：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生﹔范以錦：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教授，本刊學術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