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數字麥克盧漢》一書談媒介環境學派理論的承嬗離合

麥克盧漢是媒介環境學派第一代學者的代表之一。1964年《理解媒介》一書的出版使麥克盧漢名噪一時，他以格言式的書寫方式提出了一些激進的媒介理論，在引起學界熱潮的同時也招致了眾多批評。推崇他的人稱他是“繼牛頓、達爾文、弗洛伊德、愛因斯坦和巴甫洛夫之后的最重要的思想家”，1而在批評者的眼裡，他則是 “攻擊理性的暴君”“被瘋狂的空間知覺搞得走火入魔的形而上巫師”“波普思想的高級祭司，在歷史決定論的祭壇前為半拉子藝術家做黑彌撒的教士”。2

麥克盧漢的聲名經歷了20世紀60年代的喧鬧之后逐漸歸於沉寂，至80年代時，他的理論幾乎無人問津。然而，面對90年代萬維網的勃興以至當下智能手機、數字電視、微博微信等互聯網“新新媒介”的層出迭見，人們開始注視媒介技術的強大社會影響力，而集中關注媒介形式的麥克盧漢理論也自然重回人們的視野。

新媒介時代麥克盧漢理論的東山再起，萊文森功不可沒。在寫於20世紀末的《數字麥克盧漢》一書中，萊文森直接而明確地表達了對麥克盧漢的肯定：“麥克盧漢是對的。至少他提供的框架是對的。這個框架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人與技術的關系、與世界的關系、與宇宙的關系。這個框架是重要的。它和理解人的心理、生活和物質宇宙的框架一樣重要。”3萊文森是麥克盧漢思想的淘金者和闡釋者，萃取其精華、延伸其真意，讓麥氏媒介理論在網絡時代繼續發光發熱。

一、技術研究方法：但開風氣不為師

從《古登堡星漢璀璨》一書開始，麥克盧漢就展現出其方法的反文本與反邏輯特征，他聲稱自己無意於建構任何理論體系，隻提供一種洞察媒介和社會的方式。4但他的這種非理性、非科學主義的研究方式，因與主流的理性、實証的研究方法大異其趣而被學界視為異端、邊緣。

然而在萊文森看來，諸多批評皆曲解了麥克盧漢的本意，他解釋說：“這不是麥克盧漢對媒介影響的洞悉……這只是他與讀者打交道的方法。這種方法與人們網上交流的方式很相像。”5麥克盧漢之所以採用此種書寫方式，正是為了與線性的、連續的、序列的傳統著書立說模式拉開距離，以此揭示電子技術養成的新的意識方式和感知模式。他如先知般將電子時代的書寫方式超前地運用在了印刷媒介之中，他是一個超越時代的人。

萊文森借用坎培爾的“進化認識論”為麥克盧漢辯護：人的知識演進需經歷三個階段——①提出新思想（“生成”階段）﹔②經受批評、檢驗和討論（“選擇”階段）﹔③第二階段的幸存者被印成書、進入課堂、受到引用（“傳播”階段）。在這三個階段中，隻探索不解釋的麥克盧漢隻對第一階段感興趣，實為“但開風氣不為師”。雖然麥克盧漢並沒有創造出任何媒介傳播的理論，但是他的隱喻和研究是供他人建構理性闡釋的原材料和構件。6既然學界已經有人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知識的第二、三階段，那麼麥克盧漢專注於第一階段、走一條創新的道路又有何不可，難道學術不應當是包容、多元的嗎？

二、媒介理論：網絡時代的“訊息論”與“地球村”

與特立獨行的書寫方式相伴而行的是其一系列橫空出世的理論，其中最核心的洞見同時也廣為人知的隱喻“媒介即訊息”給傳播學界注入了一股新鮮血液。他將媒介比作賊，將內容比作誘餌，將人比作看門狗——人隻見肉不見賊，隻看到媒介的內容，沒有看到媒介的形式。”7在接受《花花公子》訪談時，他重申了其媒介動力論，認為新技術是一種革命的動因。8

在萊文森看來，麥克盧漢之所以作驚人之語，無非是為了揭示為內容遮蔽的媒介技術對人的沖擊、引起人們對媒介技術本身的重視，凡此種種卻被誤讀成了內容不重要。實際上內容非但不是不重要，或許還是我們審視媒介及其影響的最好方法。一方面內容是媒介之所以能成為媒介的必備資格，一種媒介不可能沒有內容。雖然媒介的內容各不相同，但是媒介產生的社會影響卻維持不變，因而“使用一種媒介時，它對社會產生的深刻影響，比個人用這個媒介具體做什麼更加重要。”9站在歷史的維度中，麥克盧漢“讓研究的視角從顯在的傳播者與受眾之間的控制與控制行為轉向了隱在的傳播行為發生的圖底，這對無聊和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傳播效果研究是一種有力地挑戰，同時也彌補了批判學派一味對意識形態操控進行攻擊時留下的學術空白。”10

另一方面，互聯網的誕生更加有助於我們通過媒介內容理解媒介本身的關鍵作用——“因特網是一切媒介的媒介。”但網絡技術與過去的所有媒介技術的相比，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不隻停留在對舊媒介技術缺陷的彌補，而是各種不同的媒介形式都能在網絡空間獲得生存與演進的空間。“我們的媒介選項總體上增加了。這很像是一個有吸引力的盆子——吸引進去的媒介越多，它發揮的力量也就越大。”11

互聯網的飛速發展似乎也正在實現著麥克盧漢“地球村”的預言。“地球村”一說家喻戶曉，最早於1962年出版的《谷登堡星漢璀璨》一書中提出，表達了麥克盧漢對於未來社會形態的美好構想。電子媒介重新整合並修復了人們被印刷術分割的思維和感知方式，代之以對世界的全方位擁抱，這是一個信息同步、瞬息傳播，個體深度卷入的“自然狀態”的幸福樂園。

然而，麥克盧漢的這一洞見針對的是以廣播電視為代表的電子媒介，時至今日，與以超文本、跨時空、多向互動為特性的網絡技術相比，盡管電視能夠讓世界不同國家、民族、種族的人群實現同步觀看，宛如打破空間限制聚集在一個環球村落之中，但由於電視媒介互動性、參與性的缺乏，這個重新部落化的社會仍然與原初口耳相傳的部落社會有著本質的區別。然而，“地球村”理論的這一缺陷在萊文森看來瑕不掩瑜，因為麥克盧漢抓住了媒介演進的關鍵——一個互動性、參與性不斷加深的過程。盡管以電視為闡釋對象，但他對媒介影響的論述是開放的、通向未來的，為人們理解網絡傳播的內在機制等奠定了思想和文化的土壤。而“它（‘地球村’理論）的這個不足也在因特網上日益得到了糾正……因特網把地球村變成了貨真價實的比喻。換言之，它把地球村從比喻變成了接近於現實的白描。”12在“處處皆中心，無處是邊緣”的網絡空間，地球村村民由外部世界的窺視者變成了參與者。網絡非集中化革命打破了過去廣播電視媒體對信息的壟斷，人們可以在網絡空間海量信息中沖浪、與其他志同道合之士進行自由交流。因而，“地球村絕不僅僅是一種傳播手段，它還是我們討論、辯論、形成共識和投票選舉的手段。因此可以說，因特網上的地球村本身就是一種治國機制。”13

三、技術哲學：“技術決定論”的人本主義轉向

生發於媒介技術重塑人的感知系統的洞見，麥克盧漢發展出了一整套用以論述媒介影響的系統。例如他認為“我們西方世界的時空觀念是從拼音文字產生的環境中派生出來的。西方文明的整個觀念也是從發明拼音文字派生出來的。”14然而這種隻見技術不見發明和使用媒介的主體——人以及推動媒介誕生與發展的社會歷史等因素的理論很容易被冠上“媒介決定論”的頭銜。

雖然麥克盧漢委婉地拒絕了這一稱號，但萊文森也堅持稱麥克盧漢是媒介決定論者。他以“歷史研究”與“歷史決定論”的界定作比，認為在麥克盧漢“看見並探索了媒介對社會的一切方面所起的決定作用”15的意義上，他無疑就是“媒介決定論者”﹔然而萊文森迅速補充道，雖然麥克盧漢以媒介技術為一切社會變革的基石，但他並不認為媒介會產生特定的、絕對的、無法避免的社會影響，由於並沒有對未來作出具體的預測，麥克盧漢給我們指向的是個多樣的、萬花筒式的、有著無數可能性的未來，因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麥克盧漢又並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媒介決定論者”，或者按照萊文森此后的界定，他是“軟決定論者”而非“硬決定論者”。16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萊文森是從理論的開放性角度為麥克盧漢辯護，聲稱他並沒有完全無視其它社會、文化因素，只是將它們作為特定影響的協同因素看待。但是在論及人與技術的關系之時，他毅然站在了反對麥克盧漢的一方、發展出了兩個獨立的理論並實現了媒介環境學的人本主義轉向：

在麥克盧漢的論述中，人雖然發明技術，但是技術也在改造人、不斷地催促人發展新的技術，最終將人變成自己的延伸。他經常以那喀索斯的故事作比形容人迷失於媒介環境中不自知也無法自拔的狀態。在1969年接受《花花公子》訪談時，麥克盧漢更是將人視作機器世界的性器官，就像蜜蜂是植物世界的性器官一樣。盡管在詹姆斯·莫理遜看來，麥克盧漢積極頌揚電子媒介的形象遮蔽了他對電子媒介的態度，實際上他並不提倡通俗文化和電視，對電子媒介的社會心理影響也是非常不信任、甚至是抨擊的態度。17而他強調技術使人麻木、異化，其目的也並不是要人們聽天由命，反而正是希望通過此類分析提醒人們思考生活在其中而渾然不覺的技術環境的影響，從而避免被技術奴役。然而在麥克盧漢此后的論述中幾乎不提作為主體的人而是一味地強調技術對人的控制，似乎有些矯枉過正。

而萊文森則在吸收了坎貝爾的“進化知識論”基礎上提出了“技術是人的思想的體現”——技術為知識和思想的表達提供物質基礎，因而技術是人與世界之間的中介，“通過技術，我們體現和延伸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思想注入客觀世界，把我們的理論擴散到宇宙遙遠的角落。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按照自己的設計來塑造世界。”18也就是說，盡管技術能夠對社會施加影響，但人有選擇的能力，在人的自由意志起作用的世界裡，人能夠對媒介及其影響進行選擇、廢棄、減損和增益。出於對人的理性的極大信心，萊文森堅信“人的選擇是一個無時無處不在的因素”，19技術之所以產生種種負面影響仍然是來源於人的無知與濫用——意識到了這一點就意味著人能夠將技術導向積極、有利的方向。沿著這一思路，萊文森繼而獨創性地提出了“補救性媒介”理論和“人性化趨勢”理論。

首先，在人的積極駕馭下，媒介在演進過程中始終體現出人的兩個目的或動機：一是滿足渴求和幻想，即“我們借助發明媒介來拓展傳播，使之超越耳聞目睹的生物極限，以此滿足我們幻想中的渴求。”二是彌補失去的東西，“整個的媒介演化進程都可以看成是補救措施。其次，人在不斷補救、修正媒介技術的過程中能夠掌握並指導媒介演化的進程，媒介發展遂之呈現“人性化趨勢”，“演化過程中的媒介選擇，越來越支持‘前技術’的人類傳播模式，形而上和功能上都是如此。”20在萊文森看來，數字時代的來臨也意味著人類進入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選擇的轉折點。這裡雖有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但更有對未來的樂觀態度，“在我們的數字時代，媒介的活力正在轉換為人的活力，這種活力是人類業已得到增強和提升的控制能力。”21

在麥克盧漢看來，一切媒介都是人體的外化和延伸，一旦人具備這樣的意識，我們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媒介、做好迎接媒介沖擊的准備。但是從重構媒介技術的規劃規則這個意義上說，麥克盧漢止步於此。而萊文森則沿著這一思路，將問題回歸到作為主體的人能夠做出選擇的技術和進步途徑上來。在實踐中，他也是如此身體力行的，他積極投入網絡新媒介之中、擁抱當下的網絡空間。1985年，萊文森與妻子共同創辦了聯合教育公司，為世界各地的學生提供網絡教育。網絡傳播能夠實現師生間的即時互動，既克服了學生必須在固定時間到指定教室聽課的時空局限，也克服了傳統教學必須依托於書本的局限。

總之，萊文森在《數字麥克盧漢》一書中立足數字時代主要繼承和發揚了麥克盧漢宏觀的理論分析視角，同時將其精細化。他以獨創的“補救性媒介”理論和“人性化趨勢”理論修正了麥克盧漢對人與技術的論述，以“理性”為同盟，落腳於作為主體的人如何選擇各種可能的技術和進步途徑，由此與當代美國技術哲學中經驗主義研究方向匯合，超越了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的局限，為技術時代的人類發展探索新的方向。（作者系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注釋

1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商務印書館,2005.麻省理工學院版序

2.8.14埃裡克·麥克盧漢 弗蘭克·秦格龍編, 何道寬譯.麥克盧漢精粹[M].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0:5,362,364

3.5.9.11.12.13.15.20.21保羅·萊文森著,何道寬譯.數字麥克盧漢——信息化新紀元指南[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1:3,5,5,273,97,104,262,254,56

4.10胡翼青.理解麥克盧漢——寫於麥克盧漢的百年誕辰[J].國際新聞界, 2011(7)

6 Levinson, P. 1981. McLuhan and rationality[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1，187

7 戴元光主編.影響傳播學發展的西方學人[M].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2012:221

16.19 保羅·萊文森.軟利器：信息革命的自然歷史與未來[M].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1：5,4

17 林文剛編, 何道寬譯. 媒介環境學：思想沿革與多維視野.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7：125

18 保羅·萊文森著,何道寬譯.思想無羈——技術時代的認識論[M].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