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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时代记者角色之再审视——

访第十一届长江韬奋奖获得者、生活报社社长包临轩【2】

赵智敏

2012年12月06日14:55    来源:新闻爱好者    手机看新闻

价值观之重建

一问:您在2012年5月份做了一场题为“用你心中的光明照亮你的职业生涯”的报告,在您看来,为何现在要特别提出这一说法?

答:在工作中,我深深感到,大家在从事新闻工作时出发点和立足点不是太高,更多的是出于“为稻粱谋”这个层面上,缺乏一种应有的职业精神,这是其一。

其二,现在大家都持一种抱怨的态度,每个人都认为社会风气不好、环境比较差,好像这一切没有自身的责任。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这个世界是黑暗的,你自己心中没有光明,那你也是黑暗的一部分。其实,你自己本来是可以有光明的,你自身的光明可以使这个黑暗有些亮光的。所以你不要认为黑暗只是和别人有关,和你无关。

我想,如果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光明,即使这份光明是一点点,摇曳的烛火,或者像萤火虫一样的亮光,依然会照亮你所认为的这个黑暗,可能我们点亮的面积不够大,点亮的空间也不足够大,但那正是希望所在。你要坚信,如果你心中有光明的话,我们就会给这个世界带来光明,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更加充满希望。

二问:在报告中,您谈到重建媒体的价值观和媒体尊严是十分重要的。应该强调我们媒体人自身的主角意识。为什么?

答:做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人都是他自己所做事情的主角,这本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像政治家是政治生活的主角、企业家是经济生活的主角一样。如此,媒体人就是媒体界的主角。这并不是说你成主角了,你就妨碍了别的什么家的主角意识了。我认为两者是可以相得益彰的,由于你主角意识的强化和业务水平的提高,你有可能让政治家等社会精英更加刮目相看,更不用说会赢得社会的更大尊重了。所以我深深地感到,媒体、媒体人确立自己的价值观和重建媒体的尊严是一个相当迫切的问题,是一项很基础的工作。

任何一个行业,其兴衰荣辱,最终其实都可以追问到从事此行业的个体,但是我们缺少这样有意义的追问。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如同顽疾,深入骨髓,所以大家做事情可能都没有想到,这个事情着实也是你自己个人的一份责任的呈现,而不是与己无关。

我们过去的用词可能都太大了些: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集体,觉得不需要从自己出发,觉得要从自己出发好像就会和集体发生冲突,其实恰恰错了。在媒体界,这个问题于当下比较突出。在许多人那里,工作,就是为了简单完成任务。要么是完成上面交给的任务,要么是完成编辑部交给的任务,没有他自身的任务意识。所以他就不可能把这个工作做到位,做到极致,做到最佳。如果我们树立了一种个体意识、主体意识,一种主体精神,明了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那么我们的能动性就有了真正源源不断的动力。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长期以来所谓的集体意识,变成了对个性的遮蔽,人们躲在集体的大一统后面,感觉自己很安全、很无辜。所以大家做事情,习惯上没有想到你个人其实也是有一份责任的。

一些前沿媒体、财经类媒体其实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做出了示范。这也可以说明中国的新闻实践并不像过去一样,只是简单地完成一个政治舆论引导这样一份职责。在当前的情境中,新闻媒体进行政治舆论引导是最基本的任务,我们本应在此之上还有别的作为,肩负起媒体自身的天赋使命。就这一点来说,我认为大众媒体应该像那些以财经类媒体为代表的前沿媒体学习,确立自己的价值观和媒体宗旨,强化自身的主角意识和责任意识。

三问:在您看来,媒体既往的价值观是什么?今天的媒体价值观需要重建,原因何在?

答:从我们这么多年的新闻实践来看,简单地把社会的价值观或者政治的价值观机械地移植到自身的行业中来,这是媒体过往的价值观,比方说我们经常强调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这一点人人耳熟能详),可是在实际操作中,却把正确的舆论导向理解得非常狭窄,甚至简单地理解为政策的导向,或一时一地的方针政策的导向。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这种价值观,我认为更多的是上面对我们提出的一个要求。提出这个要求有其必然性,但我们不能把这样一个要求停留在简单的、政策的层面上,或者是政府和社会对媒体一般的泛泛要求,把一项基本要求当成媒体自身的最高价值观,以至于媒体很少有人思考我们应不应该有一个自身的价值观。

如果我们自身没有一个价值观,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状况?现在一谈到媒体自身的价值观,人们就会产生一种莫明的恐惧,好像一有自己的价值观,你就是要和谁对立似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我认为媒体应该有自身的、自觉的价值观,这会更加有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社会的和政治的一般要求,使我们在更高的层面上、更自觉的层面上,来思考和更好地体现我们常常谈论的舆论导向问题。

每个人都应该有经过自己思考的和实际确认的价值观,这样你才可能使媒体的使命感更加自觉。媒体人对自身的价值观缺乏应有的思考、应有的确认,这导致媒体工作陷入了平庸、跟随的状态。现在正因为我们媒体人价值观不明晰、不够自觉,才导致并没有多少人把那些自诩为主流媒体的大众媒体真当回事,像现在一些媒体对于通稿的过度依赖和不加删减的误用,其实就是媒体人对自身形象的摧折:人们会从心中蔑视你,可悲的是我们并不自知,这种麻木是非常可怕的。这是一个理由。

不过也要看到,近些年来媒体对自身价值观的认知还是发生了一些好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发达地区诸如北京、广州等地的一些前沿媒体和财经媒体上,它们的价值观的确立是自觉的。自觉的价值观的确立,带来了这些媒体在新闻品质上的提升和媒体的品牌价值,也为它们赢得了订户的重视、尊重。这些媒体能够让人们真正获得他们内心深处迫切需要的东西,所以也给媒体自身带来了一种职业尊严和媒体尊严。

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媒体人价值观的建立还需要我们清楚地明白自身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媒体人自身不强调价值观的话,那我们的人格、尊严就无从呈现。媒体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其文化性决定了它具有的特殊性,这决定了媒体人的从业资格和要求应该高于一般的行业。也就是说,新闻从业者和普通的从事物质生产的打工者应该有很大的不同。媒体人应该是一个文化的存在,是一个人文的存在,是一个精神的存在。如果我们仅仅为工资和奖金而工作,我们的标准就太低了,就不合乎媒体这个行业的属性要求。

有一个现象值得思考,国外新闻从业者从来没有所谓的编辑部对发稿的数量要求和质量等级考核,他们对中国媒体界对于从业者有考核指标的要求感到惊讶:“为什么要有任务考核呢?因为这是我愿意做的工作呀,我做的工作符合我的理想和志趣呀,我不需要别人给我硬性规定任务呀。”然后他们的媒体管理者也说:“为什么要给他写稿量的要求呢?他一直在工作啊,他的工作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回头看我们自己,包括我所在的媒体,到现在为止还都不得不规定月度年度发稿考核标准。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由于对自身没有内在的要求,我们就不得不用外在的要求来约束。媒体人需要像打工者那样靠计件来完成任务、靠写稿任务来完成他的职业,这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应该的。虽然在市场经济社会,这些规定也有它的道理和理由,但是从媒体、媒体人自身来说,写稿规定任务这样一种状况如果能够减少的话,其前提必然就是媒体人自觉地确立了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职业的内在驱动力,而不是被动地应付外在要求。当大家都开始用自身的价值观和职业理念来约束自己时,媒体管理者就不需要用任务来约束从业者的职业行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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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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