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第十一届长江韬奋奖获得者、生活报社社长包临轩【3】--传媒--人民网
人民网>>传媒>>传媒专题>>传媒期刊秀:《新闻爱好者》>>2012年11月下

微时代记者角色之再审视——

访第十一届长江韬奋奖获得者、生活报社社长包临轩【3】

赵智敏

2012年12月06日14:55    来源:新闻爱好者    手机看新闻

四问:在您看来,今天要重建媒体的价值观,困难在哪里?可能性有多大?

答:我觉得,重建媒体价值观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艰难的问题。它涉及的层面比较多。我觉得从社会层面来讲,媒体价值观的建立需要比较好的社会条件。我相信,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随着中国不可逆转的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媒体价值观建立这个环境会逐渐变得宽松,充满希望,应该看到这一点。

从哲学层面上讲,媒体价值观是社会价值观、职业价值观的一部分,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不能孤立地完成,它是一栋大厦里的一个子项目,它的建设取决于整个大厦的构建,即大环境。我们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谈媒体价值观的构建,否则会显得抽象,所以从社会发展的层面来看,媒体价值观重建的前景不是说空话,我看好它。以微博的发展为例,微博的发展势不可挡,政府对它的管理实际上是有弹性的,是给了空间的。类似这种社交自媒体实际上预示着一些媒体的价值观,这种进步是可以看到的,虽然它眼下可能是微弱的,但是它的影响力和成长性是有目共睹的。

媒体是文化事业的一部分,是一个文化行业,中国媒体价值观的水平实际上折射着中国文化行业的一个状态,是它的晴雨表,非常鲜明,中国文化走了多远可能我们媒体也就走了多远。从大的方面来说,媒体和文化行业之间是一个协调的呼应关系,你不能要求说别的地方都不发达,只有媒体自身发达,这是不可能的。

不过我们也欣喜地看到,现在其他文化行业正在比较快速地往前探索。文学、艺术的开放度都在大幅增加,体现在影视、小说、网络文学都在发展,包括出版,都有好的东西在陆续涌现;有些杂志办得也比较好。我还注意到,一些网上论坛的活跃,都已经可以看出媒体价值观的新质的出现。可以这样说,在大的文化行业、人文领域都在趋向于自觉构建新的价值观的过程中,大家都在前行的路上。

但是另一方面,就媒体自身来说,不能消极地认为历史条件不具备或者说大的文化行业本身没有一个大的发展,就可以什么也不干。每一个具体的媒体人是可以自立自为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件事情,需要所有的社会历史条件都按部就班地到齐了,才开始办。好多事情都是在历史条件半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这样一种情况下就开始的,这就是人类的命运,新闻人也一样。

在媒体阵营里,已经有人走在前面了,但是就一般的状况来说,大众媒体做得是滞后的,但是并非不可以有所作为。如果你不能整体上做,你可以部分做;如果你不能从机构上做,你可以从人才构建的角度来做。困难永远是存在的,但并不意味着什么事都不可以做。做什么没有困难呢,更何况构建人的价值观这样庞大复杂的工程?

如何做,我觉得最终得落实到具体的媒体人,不管你是编辑还是记者,不管你是总编辑还是部主任,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有对自身建设的意识,就能带动职业状况的整体改善。现在这种势头可能是不鲜明的,但它是最基础的,一旦积累得好,对整个社会的文明发展进程是有益的,前途不可限量。我们不可能下一道命令,也不可能出一部教科书,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干媒体重建工程,不是的,这是一个软件工程,是一个软实力的构建过程,最终是人的自我建设和优秀媒体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彼此激励。

最近政治家也要求传统媒体向网络媒体进军,就是说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一种价值观建设的成功,作为一种现实,都是被逐渐接受了的,它是一个越来越壮大的存在。可以说,空间是有的,体制内的媒体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可能随心所欲,但如果你能在给定的环境中把事情做得出色,那才叫功力呢。没有限制的自由不叫自由,自由是在限制中显现的,所以不要把这种限制做消极的理解,我认为只有在这些限制之下,自由才显得更有价值。

价值观更多的是个人自己的事儿,取决于个人的觉悟程度。我们不要太着急,慢慢来吧。既然我们的生活是由几千年发展而来的,我们也是文化民族的一部分,想快没有办法,也快不了。最近,一位当代名流在网络上说:“走弯路是自然界的常态,而走直路是一种非常态。因为河流在前进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障碍,有些障碍是无法逾越的,所以只有取弯路,因而让它避开了障碍,最终抵达了遥远的大海。”这段话对人是有激励的,媒体人的价值观及其建设,就是一条小河奔向大海的过程吧。

五问:您曾经谈到“媒体人最大的价值观,应该坚持公平正义。在做新闻报道时,坚持公平和正义,是我们媒体公信力的真正基础。公众对于公共事务有四项权利: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只要我们媒体满足老百姓的这四项权利,我们就可以做合格的媒体人”。其实,在现实的媒体运作中,大家会觉得您谈到的这些只是理论,操作起来很难,是这样吗?

答:当然是这样的,实际上不单是中国的媒体,其实所有的媒体——国内外的媒体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回答这些问题。你是否满足了社会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对于这四项权利的满足程度就是衡量一个媒体是否成功、是否更有价值的一个根本的标准。实现的程度越大,这家媒体的影响力就越大,公信力就越强,品牌价值就越高;实现的程度小,这家媒体的公信力就会比较弱。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开放化和全球化,对于这四项权利的满足,如果说过去是模糊的,那么现在变得越来越清晰,我相信也会越来越成为媒体人的一种自觉选择。

这四项权利把公平和正义这种看似抽象的理念、这种学理上的诉求,在政治生活中和社会生活中具体化了,对于媒体人来说可以操作了。大家经常会说操作起来其实很难,我倒以为正因为操作起来困难,它才有价值。如果不难,还要我们干什么呢?

是不是说媒体能完全实现民众对于这四项权利的满足?其实,任何媒体都不可能真正完成这样一个目标。这是一个标准,这是一个目标,这是一份理想,这是一个不能彻底穷尽的过程。只要媒体存在,只要社会存在,媒体满足这四项权利的功能就会一直存在。我以为,因为媒体之间对这四项权利的满足程度不同,才见出媒体层次的差异、媒体质量的差异。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媒体来说,如果你把对这四项权利的实现和满足当作你的使命的话,你就会变得非常自觉、非常清晰。我们会始终知道每一篇报道发表的时候对这四项权利的某一项权利的满足程度还差多少,始终是清晰的,没有什么问题。

媒体操作的难度反映了我们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是社会生活复杂性的一个表现,因为媒体是社会的一部分,有时候媒体很难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所以媒体与社会的博弈过程体现为艰难,这正是我们付诸努力的原因。我们从来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但是我们有烦恼和种种困扰,这是正常的。由于职业责任感和社会利益方的冲突,我们将经受种种考验。在这些考验的过程当中就慢慢看出了媒体的品德、品质,于是媒体之间的分野就渐渐地出来了。这个并不是在谈论一个理念,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有的媒体认为操作这个事情很困难,是因为它没有自觉,它实际上是在这样做但是不够这么自觉。

随着社会开放度的扩大和社会整体文明的进步,这个艰难的过程会有所减缓或者说弱化,但是不会穷尽。公平和正义的问题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主题,在此之下,这个具体问题解决了,另一个具体问题又出现了,这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文明由此得以向前演进。

分享到:
(责任编辑:赵光霞、宋心蕊)




24小时排行 | 新闻频道留言热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