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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十五问：您对于记者用媒体的身份注册微博有没有什么要求？您个人使用微博吗？
答：现在我们对记者还没有有关微博的硬性要求，但觉得应该是有所要求的，因为这对于媒体品牌推广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对于记者利用媒体品牌设置微博传播信息和发表评论，我觉得要有一些内部规定要求的，记者是要承担责任的。但原则上，只要记者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把职务行为和个人行为适当分开，我觉得应该支持他们利用微博，每个人有个微博，与每个人有一部手机是差不多的。我个人有微博，但是发言不多。我想以后我会努力用好微博这一平台，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
十六问：您还是一位颇有口碑的良知诗人。下面是您在汶川地震时写下的诗：“某一天/当你想起今天这样唏嘘不已的日子/想起5?12想起汶川/大西南会以整个高原的震荡/摇撼你的良知/你会止住向下滑翔的脚步/你会停在沉沦的边缘/大地震永恒的回声/将托举你的精神和灵魂/重返你曾经达到过的高度。”诗中，“摇撼你的良知”的“所指”是什么？您是否同时也在试图通过您的诗来影响社会？在工作中，您的诗人角色和媒体人的角色是怎样的关系？当诗歌的理想情怀与现实发生重大冲突时，您会如何处理？
答：这首诗传播得比较多，《南方日报》从网上下载转发的时候尚不知道作者是谁呢，然后全国很多城市集会时都朗诵这首诗，网上可搜到的。我是写完这首诗去的生活报，这是2008年的事。所以当诗歌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怎么处理，我告诉你它会给我力量，给我巨大的安慰和勇气，我是希望把诗的情怀，尽量从一个人的内心扩展的覆盖面更大些，影响一个是一个。我觉得这于我心中有一份安慰，也算让诗歌的价值有所呈现。
“摇撼你的良知”所指的是什么？这个良知我觉得就是良知本身吧。我这段话你用我也很感动的，确确实实，在中国的现实社会大家似乎都在不由自主地往下滑翔，似乎都觉得在沉沦的边缘徘徊，而汶川大地震给我的感觉是，我非常担心它带给我们的震撼会转瞬即逝，所以我说让“大地震永恒的回声将托举你的精神和灵魂，重返你曾经达到过的高度”。这是我的思考。
在汶川大地震时很悲痛，我眼睛哭肿了，我从来没想过我有那么多眼泪，我认为我不会再哭了，咱们都哭，都受不了。我认为我们的民族非常健忘，健忘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之一，大家可千万别忘了，所以我写这首诗是为了让大家抵制遗忘。但现在我感觉大家又忘了，这仿佛非常遥远，我自己都觉得遥远，但是如果重温我过去写的这首诗，那是让我们重返用那样的一个高度去做事情、去做人。
我的作品也不太多，严格来说也就是一个热爱诗歌的人，算不上诗人。但是我认为诗歌是一种情怀。一个人可以是诗人也可以不是诗人，可以写诗也可以不写诗，但是要有一点诗意的情怀，诗意的情怀就是你的人文精神要浓郁一些，有这样的人文情怀你会精神上有所寄托。所以我的床头放着和诗歌和文学有关的一些书籍，以供我工作特别累的时候读。它们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慰藉，让我觉得心里很踏实。这些书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在工作和生活之外，诗歌就是你偶尔能往天上看一看的星群，就像康德说的抬头仰望星空，你心中的道德这两件事是让你感到奇妙的。
我认为中国诗歌说远了大部分在创作上过分关注小我，缺乏大我的宏阔视野，缺少一份担当。所以人们有时对诗歌的否定也确实有诗歌自身的一些原因，我是觉得要通过我自己诗的情怀，在我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人们感觉到诗歌是有力量的。其中的力量之一是我要把我的诗歌情怀以及我四年大学哲学教育这种理性教育，转化到我的新闻实践当中来，体现在我日常的新闻报道组织策划上，体现在对社会生活的深切凝视和关注上，体现为对社会公平正义和对美的追求上，我真是竭尽全力这样做的，所以不自谦一点说，还算诗意地活着。
我觉得诗歌和新闻对我还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带着一份真诚去工作，带着一份情怀去工作，带着一份美的情愫去工作。偶尔我也写一点东西，但是能力有限，不能举重若轻，新闻工作占据了我95%的时间，剩下的时间我就是看闲书，没太多时间去写，但是我的思考没有停止过。
十七问：近年来，人们普遍感觉记者的社会地位在下降，你是否有切身之感受？您觉得自己应该处于社会的哪个层级？对您的社会归属觉得心安理得吗？
答：我认为记者地位下降是个必然的过程。实际上中国记者过去地位的高也是虚幻的，我认为它也不是真正的高。高和低需要一个评价标准，当然从表面看即使那样虚假的高也是高。我大学毕业当记者的时候记者的地位很高，我们所有的新闻实质上不需要特别多的个性化采访，题目比较好做，车接车送，被待为上宾，我们误以为自己是无冕之王，实际上今天回头来看，我们那时候提供的新闻价值，并不如社会地位下降时的更高，是不是？
现在记者社会地位降低的原因也比较多，第一是媒体现在非常发达，媒体风起云涌，海量的信息，一个记者很难是某个重要新闻的垄断者。第二是一个社会如果只有记者地位高，这个社会可能是不正常的，所以一定是社会各界的行业都很重要，法官很重要，官员很重要，企业家很重要，记者也很重要。大家在各自的位置上都来做事情，形成一个社会的合唱，所以如果是这个地位下降那也是一件好事，不是坏事。第三，我认为更本质的问题是，不是记者的社会地位下降了，而是记者自身的所作所为在媒体上表现得并不尽如人意。当社会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人们不是从媒体或者说不是从你这家媒体中获得新闻的时候，你的地位怎么可能还保持得住呢？而事实上，这种情况在经常发生着。
不要管过去记者地位有多高，也不要管现在记者地位在下降，媒体要想，你要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定位，一个合理的定位，那就是你要回到记者的属性上来，你是否觉得你承担着披露真相这样的职责。如果你觉得你乐意承担这份职责，那就该热爱这个职业，就要不断地去寻找，一层层地剥开真相，当你把真相推送给了人们，你的社会地位是会提高的。如果你不提供真相，每天得过且过，你凭什么要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呢？你不该提这样的要求。记者地位的升降还在于记者对于自我职业角色的合理认定，所以莫彷徨、莫忧伤，找回真正的自己。如果你觉得记者这个行业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你可以干别的；如果你还在做这个事情，你就要回归你的本质属性。社会地位我认为不是一个外在评价，而是对你自身行为、自身价值的评价，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现在的感受就是这样。
所以所谓地位下降，我没有什么失落的，我认为我在回归本位。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当中，为这个社会还能做一些事情，而且是自主做的一些事情，我是很欣慰的，所以我没有失落。从另一个角度看，一定意义上目前中国的媒体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尤其是在社会舆论监督方面，它所做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它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是存在的，它的价值是有的，可能还没有发挥到最好，但是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讲，它还是有所担当的。所以我并不为我们记者和媒体地位的下降而感到失落，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如果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我们能提供更好的传播价值的话，我们的地位会自然而然地提升。只要人们需要信息，只要信息被披露，我们是永远有事可做的，这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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