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视角评析《舌尖上的中国》热播现象【3】

三、乡村的“他者”型塑填补城市受众的心理缺失

从《舌尖上的中国》的文本内容、目标受众以及实际对其给予积极反馈的受众群体来看，该片是从城市人的视角出发，向城市人展现相对遥远并陌生的自然状态和乡村生活。无论三种解码方式内部存在多大的差异，但是从其都是对该片积极响应的角度来看，《舌尖上的中国》的热播与热议共同指向了以城市居民为代表的受众群体的某种心理缺失。

《舌尖上的中国》主要描绘各地乡村中农民（也包括牧民、渔民等）如何捕获和加工最普通的食材，虽然也有些许镜头涉及机械化生产、都市中豪华厨房以及饮食界的精英翘楚，但相对较少。整体上来看，该片将乡村生活状态以“他者”的形象展现出来。

在《舌尖上的中国》中，镜头下的乡村生活是按照与城市生活“相反”，即“差异之物”的角色进行定位的。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首先，食材本身是直接从自然界中获取的，带有天然、原生态、新鲜和健康的韵味，比如上山挖松茸采竹笋，下水捉鱼捕螃蟹，没有城市中惯见的工业化加工处理过程；其次，食材制作从方法到器具也都保持各个地域中乡村生活的典型特征，如东北人腌制酸菜、内蒙牧民制作奶豆腐、西藏牧民用于煮酥油茶的尼西黑陶等，这种家庭作坊式的加工方式和手工打制的厨具都不同于城市中机器化大生产和现代化的厨房用具；再次，《舌尖上的中国》还着力描绘各处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以及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的故事。民族饮食文化的积淀与培养出这种食材的地理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人是密不可分的，影片经由一个个普通劳动者的故事，如出海打渔赔钱的船长、寒冬破冰捞鱼有可能颗粒无收的鱼把头、乡村生活中特有的“村宴”、“寿宴”等，为城市受众展现了一曲充满生机和互助情谊的既遥远又亲切的田园牧歌。

既然《舌尖上的中国》是将乡村生活作为“他者”来展现的，那么内容取舍自然要经过城市人对乡村生活的固有想象的心理滤镜。更确切地说，乡村（人）在无法表述自己的时候必须被城市（人）表述。在第一集《自然的馈赠》中原本有一个“广西田林县八渡笋”的故事：由于该地恰逢全面干旱，笋大面积歉收，故事主人公只能到山林中更低洼潮湿的地方收笋。但这个故事最后被导演删掉了，理由是涉及干旱，“并不光鲜”。[6]于是，乡村生活中不光鲜的一面就这样被挡在了受众视线以外，以农民（还有渔民、牧民）和农民工为代表的社会下层人群忙于生计、疲于奔命的辛劳被刻意遮掩了。

尽管该片极力呈现乡村生活恬淡、安然，乡村人勤劳、智慧的形象，但影片依然反映出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在经济活动上日益依附于城市的尴尬地位以及乡村人（尤其是年轻人）对前途命运的焦虑心态。城市中松茸的奢侈消费带动的需求，使得单珍卓玛母女成为松茸生产关系链条中最上端的一个环节；方兴玉的小女儿面对姐姐接管妈妈的豆腐坊却道“不希望姐姐一直做下去，不要像我妈一样”；身为化妆师的女儿杨礼菁在相对舒适光鲜的工作环境中忍受生活不规律的辛苦，却从不向往母亲与外祖母从事的厨师职业。

由于社会心理的联想与补偿机制，乡村（人）的生活以相对于城市（人）的“他者”形象被型塑，引发了以城市人为主的受众群体的广泛共鸣。这种情绪上的震动除了来自现实中令人堪忧的食品安全问题引发的对遥远乡村中安全、新鲜的食材美味的想象以外，更来自于城市人群在与土地割断联系之后对附着于地缘关系上的乡情与亲情的眷恋，也与人们在高速旋转的城市生活漩涡中的挣扎与疲惫紧密相关。

至此，可以看出，纵然受众以不同的解码方式来解读《舌尖上的中国》，但他们的积极反应与情感共鸣本身就反映出以城市人为主的受众群体对安然亲切的乡村生活的共同向往。片中最后还特意讲述了一个北京人在自家屋顶安置菜园的故事。但《舌尖上的中国》填补这种心理缺失是借助于将乡村生活“他者”化的塑造，将美食背后的乡村形象（如人、环境、人的活动等）按照城市人的心理需求进行剪裁，从而遮掩了乡村生活中艰辛苦楚的一面。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舌尖上的中国》自觉的实现了菲斯克所说的“文化意义尽可能地配合金融经济的运转”。

注释：

[1]赵斌.《舌尖上的中国》让口水与泪水齐飞.成都日报,2012-5-21.

[2][美]约翰?费斯克著，王晓珏，宋伟杰译.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3][4]陈文.《舌尖上的中国》海外受追捧 单集销价有望超《故宫》.新闻晨报，2012-5-23.

[5][美]约翰?费斯克著，王晓珏，宋伟杰译.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6]导演全方位揭秘《舌尖上的中国》:展现普通人.南方都市报,2012-5-29.

（贺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传媒图书编辑室；范松楠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传播学专业2011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