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声音》的冲突和悬念设置

摘 要：在电视综艺节目中, 冲突和悬念是增强故事性、吸引观众的有效途径。通过巧妙的设置，可以有效地增强节目与受众间的内聚力，优化传播效果。本文从2012年很火爆的电视综艺节目《中国好声音》入手，分析探讨了节目中冲突和悬念的设置，及其产生的效果。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进一步推动综艺节目的良好发展，更加丰富中国电视观众的文化生活。

关键词：电视综艺节目；冲突；悬念；正能量

一、引 言

电视综艺节目是充分借助电子技术手段，运用独特的电视表现手法，如声光效果、视觉造型等，广泛融合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借以给观众提供文化娱乐审美享受的电视节目形态。

近年来，随着《超级女声》和《非诚勿扰》等电视综艺节目快速降温，原本热闹非凡的中国电视节目逐渐归于沉寂。然而，2012年的《中国好声音》节目异军突起，给电视观众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官体验，得到大家的肯定。究其成功的原因，公平公正公开的理念，强大的导师团队，超一流的乐队和绚丽的舞台，以及360度旋转的摄像机等均是吸引眼球、提高收视率的必要条件。但从节目的叙事结构和叙事技巧分析来看，贯穿节目始终的冲突和悬念设置，无疑是节目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二、冲突和悬念设置的意义

冲突是指文艺作品中所刻画的不同性格、不同情势、对立力量或人物内心各种思想感情的矛盾及其激化。在叙事性作品中冲突多表现为：与自然力量的冲突；与不同性格的任务的冲突；与社会的冲突；人物自身两种性格力量的冲突[1]。电视综艺节目中的冲突，不仅表现为对立的、互不相容的力量或性质（如观念、利益、意志）的互相干扰或以争吵、摩擦和对立为特色的持久的不和，更直接地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意见表达和明争暗斗，表现为一个人和他自己与客观外界的对立，也表现为一个人当面临选择需要是这样还是那样的时候，内心的矛盾。

悬念又称悬疑，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欣赏戏剧、电影或其它文艺作品时，对故事发展和人物命运的关切心情”[2]。《辞海》对悬念的解释是“叙事类文艺作品的表现手法之一。即在情节进展的关键处，有意制造一些激发欣赏者兴趣和紧张心情的未知数或细节，而将详情留在后面交待。[1]”从以上对悬念概念的解释得知，悬念与人的心理活动密切相关。人类本性好奇，对未知的领域或事件愿意探求结果，悬念正是利用这一点引起观众的兴趣。在电视综艺节目中，编导在处理情节、设置冲突、展示人物命运时，常常利用充满神秘的情节、诡异的气氛让观众欲罢不能，产生强烈的心理互动，对事情的发展变化结果，对人物或事物的处境和结局产生关切的心理，使节目情节发展更具有引人入胜的魅力。

冲突和悬念是电视综艺节目增强故事性、吸引观众的有效途径。通过巧妙的设置，可以有效地增强节目与受众间的内聚力，优化传播效果。

三、冲突和悬念在《中国好声音》中的应用

《中国好声音》节目是浙江卫视获得荷兰“The Voice”版权而倾力打造的大型励志专业音乐评论节目。节目内容通过四个环节的选拔，提高参与者的综合音乐文化素养，提倡年轻人坚持理想、努力奋斗的主流价值观，突显凝聚百姓力量，传播国人声音，弘扬民族情怀的文化内核。《中国好声音》第一环节节目共6期，是四位导师从参赛的152名选手中各自选拔争取到自己的14位学员。第二环节节目共4期，是四位导师分别从各自的14位学员中选拔出4位学员组成黄金战队。第三环节节目共3期，是四位导师分别从各自的4位学员中选拔出一位参加总决赛的学员。第四环节共1期，是四位导师选拔出来的共4位学员同台竞技PK，最终选出《中国好声音》年度总冠军。

其实，《中国好声音》节目中的冲突与悬念设置从聘请导师阶段就开始打下伏笔，并一直贯穿节目的始终。经历坎坷的成名歌手杨坤比较偏重感性，比较现代的音乐歌手庾澄庆则幽默风趣，国内流行音乐的顶尖人物刘欢以专业点评见长，那英则直率、开朗。四个不同风格的导师演绎出不同的角色，为节目中冲突的构建和化解埋下伏笔，同时也令观众对比赛的阶段性及最终结果充满期待。

从第一期开始，导师们背对选手，以盲听盲选的方式，排除视觉的干扰，以音取人，凸显了《中国好声音》节目的公平、公正、公开的选拔标准。但当导师们转身后，往往出现戏剧性的一幕，导师们凭听到的声音做出的判断，与看到的学员相貌、气质甚至性别等常常会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会让四位导师不由自主地显露出诧异的表情。导师们相互交换看法时的判断和真情流露，恰恰成为了吸引观众的兴趣点。欣赏音乐的同时，加深对明星导师们音乐思想、相关理念及价值观等的进一步了解，也成为了观众想做的事情之一。

例如，台湾街头歌手张玉霞演唱《独上西楼》，温柔细腻，情感真切，很有邓丽君的韵味，吸引了四位导师先后转身。最先转身的杨坤发现张玉霞其貌不扬而且是位盲人后，面带惊异，禁不住侧头去看其他三位导师。庾澄庆转身后，稍微停顿，惊异地做出哇的口型。刘欢转身后虽表现沉稳，但通过他深吸一口气的表情，也看得出现场选手超出了他的意料。那英最后一个转身，但随后面带惊愕转头去看刘欢方向，想必是带着极大的心理反差去求证眼前的现实。这些细节镜头的拍摄无疑都是导师们心理矛盾冲突的具体展现，而这些也正是观众所愿意并希望看到的。因为这样的意外为随后环节中导师与选手的交流，以及导师争抢这个选手的表现制造了悬念，而这个悬念激发了观众急切看下去的欲望。同样，歌手丁丁以嘹亮、清脆的嗓音吸引了四位导师转身，又以青春、靓丽的容貌吸引了四位导师疯抢。歌手张玮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和对高难度歌曲游刃有余的控制力，不仅high翻了全场，也让四位导师争相转身。这样的“疯抢”让观众们兴味盎然，大家都想知道四位导师如何争取这位选手，这位选手又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加入谁的战队。悬念一次次成功设置，令人观看欲罢不能。

好莱坞著名编剧导师罗伯特-麦基认为，在影视作品叙事策略中有两个要点，即“利用不可逾越的鸿沟制造反差，并辅以各种激励事件推动情节发展，以让观众无法自拔。”这其实就是冲突和悬念的构造，《中国好声音》很好地将“鸿沟与反差”做到了极致。在盲听阶段，选手要卖力演唱以赢得导师转身的机会，而一旦导师转身，操纵命运的权杖瞬间就转移到选手手中。为了争取优秀选手加入自己的团队，导师们除了有意无意地相互“拆台”，还通过许诺、撒娇、送礼物等各种方式来吸引选手。观众看到这种变化会让平时高高在上的导师忽然变得如此降低姿态，内心中便隐约分享了选手的权利并产生观赏快感。在节目的第一个环节中，无论是声带受损的金池还是货车司机曹寅等，他们源于平凡却不懈追求音乐梦想的执着努力，都符合“激励事件”，能充分引起观众的同情或共鸣。通过普通歌手的逆袭突出压力的转换和角色的蜕变，通过梦想的传递吸引观众的同情和移情，使观众深深地被与自己趋同的角色所吸引。这些的悬念让《中国好声音》发散出巨大的吸引力。

此外，导师争抢选手的过程也是冲突的过程，杨坤真性情流露，常拿自己即将举办的32场个人演唱会作为争取选手的手段；庾澄庆插科打诨，争抢学员时却又当仁不让；那英对自己的伴唱——哈尔滨女孩王崇的纠结和真情告白；刘欢被成都女孩徐海星对离世父亲的真情所感动……这些由于冲突而出现的不可预测的戏剧性镜头也贯穿在节目中，为节目的观赏性大大增分。

在节目的第二个环节，每位导师的学员两两配对同唱一首歌，既是相互补唱、合音，又是各自展示、相互斗强。在对同组水平相当的两位歌手选择中，每位导师都纠结万分。抉择中既有其他导师和朋友的意见，也有自己对团队竞争的思考，多种矛盾冲突交织在一起，制造出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悬念，也使得观众对导师每一次选择的结果期待万分。每次的结果也引起观众通过网络等形式的热烈讨论，这些观众或网友之间不同观点的冲突，无形中为节目做了广告，吸引了更多的观众一探究竟。

第三个环节中媒体评审团的加入成为节目的一大亮点。因为全国99家媒体单位，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大众的呼声。这些非音乐道儿上的媒体以其非专业但具有草根力量的特质，不妥协四位导师的权威，以各自的投票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甚至媒体之间的意见不一，更加剧了节目中的矛盾冲突，使得结果更具有客观性、相对公正性和不可预测性。

杨坤组进行4选1时，无论在金志文与平安的较量中，还是在关喆与金志文的PK中，杨坤与媒体评审团之间的评判表现出巨大的差异。节目中，正是由这种差异带来的结果不确定性和造成的悬念，成为吸引观众争相尽早知晓结果，提高收视率的原因之一。

第四个环节总决赛中，4位导师团队中选拔出的学员分别代表4位导师参选终极PK，四位导师除了以电视介绍片的形式和在现场为各自的学员摇旗呐喊，争取选票外，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决定权。而现场的6万名观众和99位媒体代表组成的评审团则成为了“中国好声音”最终的决定者。对选手现场水平和综合实力的认可，对导师前期选拔的认可，以及本着对“中国好声音”的负责态度，观众和媒体评审团的结果最终呈现，一切悬念都被破解，一切谜底均被揭开，一档综艺节目暂时告一段落。其实，在第四个环节节目中的矛盾冲突和导致结果的不确定因素也有很多，除了选手演唱的现场水准，选手和导师同台献歌时的表现，和导师接受采访时的语言表述，以及前期的被认同感等等，都是影响他们最终夺冠的原因之一。

四、结 语

综合来说，《中国好声音》以其追求公平、公正、公开的理念，和对冲突、悬念的合理设置以及创新的节目形态赢得了观众，在众多的电视综艺节目中脱颖而出，创造出了电视综艺节目的奇迹，也对综艺电视节目策划中冲突和悬念设置的合理应用课题产生了深远影响，值得我们继续深入地研究和思考。

（作者简介：高卫，男，胜利油田广播电视中心新闻部主任记者，硕士，主要从事新闻采访工作。）

参考文献：

[1]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