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信息传播效果评价标准研究【2】

（二）建立灾害信息传播效果评价标准是媒体进行良性竞争的必然选择

媒介竞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产业先见之争、核心能力之争与市场地位之争。[2]具体到灾害事件中来，各媒体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市场地位之争，也就是说，如何向受众传播最新的、独家的、受众最需要的信息，已经成为各家媒体在灾害信息传播过程中绞尽脑汁思考的问题。灾害事件常常产生异动，成灾时间短、灾害影响大，具有很大的新闻价值，并且由于灾害事件关乎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受到全社会的重点关注，也成为各种媒体竞争的新闻资源。

从近几年的灾害信息传播来看，灾害事件中的媒介竞争并未能完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竞争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灾害信息传播竞争盲目化。灾害发生后，为了在第一时间获得灾区现场的信息，许多媒体无视自身定位，一味追求新、快、奇，靠前报道，往往导致所报道的新闻缺乏特色，不能满足受众的多样化需求，从而导致了灾害新闻的同质化现象，不但浪费了宝贵的新闻资源，还未能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其次，灾害信息传播的恶性竞争容易导致灾区民众受到二次伤害。灾害发生之后，各新闻媒体都向灾区派出新闻工作者，为了挖掘独家新闻，一些新闻工作者对灾区民众的报道往往缺乏人文关怀，在采访中触及采访对象痛处的事例屡见不鲜。

建立灾害信息传播效果的评价标准，为新闻媒体的灾害报道指明了方向，也为新闻媒体提供了新的新闻资源。按照一定的评价标准，为灾害信息传播划定一个范围，可以避免出现恶性竞争，减少新闻伤害，树立新闻媒体在灾区受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只有逐渐形成良性的新闻竞争氛围，才能促使各新闻媒体理性看待灾害事件的新闻价值，根据媒介定位进行特色报道，丰富灾害信息传播内容，满足广大受众的多样化需求，实现良好的社会效益，并带动经济效益的增加。

（三）建立灾害信息传播效果评价标准是公众参与灾害救助的理性诉求

受众是灾害信息传播的终端或次终端，是灾害信息传播价值实现的诉求对象。灾害信息传播扩大了公众的参与范围和参与程度。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社会公众通过新闻媒体了解到灾区灾情，积极主动地为灾区捐款捐物，新闻媒体的社会动员能力得到了很好的彰显，在公众参与灾害救助的过程中，舆论的引导作用十分明显。2012年北京“7·21”暴雨山洪泥石流灾害中，由于受到灾害信息传播中的噪音影响，在北京市民政部门公布捐款账号时，地域歧视造成的极端情绪在长期压抑后爆发，许多公众并不买账，甚至予以侮辱性的言语。[3]同样，由于受到“郭美美事件”的影响，社会公众在参与芦山地震和定西地震的救助活动时，不但对红十字会的信任降到了谷底，甚至对捐款这种参与救助的方式都持怀疑态度。

灾害事件中，社会公众参与救助的方式除了捐款之外还有很多，比如作为志愿者直接奔赴灾区参与灾害救助，通过自媒体发布灾区需求。社会公众对灾害的认知均来自于灾害信息传播，也就是说，灾害信息传播直接决定了受众的灾害救助参与状况。

灾害信息传播效果评价标准不只是用作灾后的效果评估，同时也是指导灾害信息传播实践的重要原则。建立一个全面科学的评价标准，可以保障灾害信息传播有序运行，保障信息传播的客观通畅，摒弃不符合评价标准的信息，为社会公众参与灾害救助提供一个良好的信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