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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四、微博破案的行政功效與價值
（一）推動公民積極參與公共行政
傳統意義上的公共行政權力是自上而下運行的，它利用政府的政治權威，對公共事務實行單一向度的強制性管理。而在目前的新媒體環境下，政府對社會的管理則是處在垂直的權威強制模式和平行的協商協作模式相互交叉的狀態下進行的。公民的角色由以往的被公權力排斥發展到現在的主動參與公共事務，這種轉化的實現不僅需要觀念、理念上的變革，也亟需技術上的支撐，而微博這種方便快捷的媒介則拓寬了公民參與公共行政的渠道。
微博的信息傳播具有即時性、便捷性以及超強的互動性等優點，用戶的活躍度和粘著性均較高。互聯網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地域乃至地位的差別，能夠將分散在社會各個角落、各個階層的具有一定公共精神但卻無法施展的公民聯結起來，為他們提供討論、聯絡的平台，有了群體歸屬感、安全感的這部分公民則會更加秉承公民精神，積極參與到公共行政中去，這是非常值得鼓勵和肯定的。新公共行政派的代表人物登哈特曾將公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的好處表述為：有助於培養人們的道德品格以考慮更加廣泛的利益，有助於滿足公民對其聲音受關注以及需要和利益得到滿足和追求的期望，有助於改進公共政策的質量，有助於政策的執行、強化政府的透明度和責任以及增加對政府的公共信任度。
公安部門作為與公眾生活聯系非常緊密的部門，公安微博涉及的話題很多都是與社會大眾息息相關的，而在公安微博上發布的案件更是與公眾利益密切相關的。公民通過關注公安微博、轉發評論案情、提供線索和証據等方式直接、間接地參與到偵查破案中來，滿足了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對構建公民社會也是非常有益的。
（二）提高行政效率，節約行政成本
行政效率，就是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某個時期內進行的行政管理活動中，行政總產出和總投入的比率。對行政效率的量的衡量可以用公式V(效率)＝E(功能)：C（費用）來表示，也即是行政效率等於完成任務的多少（功能）與所消耗的費用（費用）之比。對行政效率質的衡量則需要綜合考慮經濟效益、政治效益和社會效益，尤其是社會效益，而衡量社會效益的主要標准則是實現公共利益的程度。提高行政效率可以有效減少公共行政的投入和資源消耗，更好地實現和維護公共利益。
公安機關利用微博開門破案，充分發動群眾提供信息、線索供警方參考，運用群眾的智慧，走轉群結合的路子，這種新型的“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能夠讓犯罪分子無處遁形，提高破案率。而涉及到公共行政領域的微博關注度都較高，公安微博也不例外，數量可觀的粉絲能夠實時接收到警方發出的信息，警方通過群眾提供的線索破案，能夠大大節約破案成本，節省警力。利用微博破案不僅能夠提高完成的任務量（E），也可以降低行政投入和費用（C），從量的范疇提高行政效率。
人本心理學之父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認為人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具有多種動機和需求，他將其分為從低級到高級的5個層次，分別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與愛的需要、自尊需要以及自我實現的需要。安全需要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基礎性需要，它包含對自身的人身安全、生活安定以及免受痛苦、威脅、疾病折磨等需求。公安機關利用微博破案能夠維持社會的穩定、減少犯罪人員對社會生活環境構成的威脅，增加公眾的安全感，營造和諧的社會環境。尤其是利用微博這種形式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將犯罪控制的力量回歸民眾，展現了公安機關的誠意，贏得了社會各界的廣泛好評和公眾的支持。微博破案這種方式能夠很好地實現經濟效益、政治效益和社會效益，從而實現行政效率的質的提高。
（三）促進政府形象管理，和諧警民關系
政府形象是指民眾基於對行政機關的了解和以往的經驗判斷，對政府行為以及政府工作人員的總體印象。良好的政府形象對政府的正常運轉有著重要的意義，有助於優化政府行為，它本身也是行政機關重要的無形財富。因此，對政府進行形象管理是非常必要的，不僅有利於增強政府的權威，也有助於政策的執行。要想構建良好的政府形象，需要達到兩個統一：一是政府自我宣傳形象與民眾期待形象的統一﹔二是政府整體形象與公務員個體形象的統一。公安微博作為公安機關面向公眾的窗口，是公安機關展示政府形象的陣地，而微博破案作為公安微博的拳頭產品，在塑造公安機關形象時更值得注意。
在當下，社會公眾對政府有著非常高的期望，尤其希望政府能夠展示出誠信形象、服務形象和負責任形象。政府若想塑造這樣的形象，首先，可以通過信息公開，滿足公眾的知情權，樹立誠信政府形象。公民的知情權指的是公民獲悉信息的自由與權利，而公民的表達權、參與權以及監督權則建立在知情權的基礎之上。在利用微博破案的過程中，公安機關通過微博發布案情，能讓公眾在第一時間得到相關的信息，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公眾也能從公安機關發布的案情中得到關於自身安全、城市治安等方面的認知，從而更好地生活。同時，公眾還可以對公安機關的辦案進展進行監督，公安部門接受大眾監督，從另一個角度來講，也是權力部門的自我加壓，有利於促進公安部門的公開透明。其次，政府通過合理組織處理各種社會問題和社會危機，樹立服務政府的形象。公安機關在破案過程中公開案情進展，公眾則可以看到政府為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實現社會穩定團結所作出的努力，讓公眾切實感受到公安部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以人為本的態度。再次，政府通過理性與民主的治理方式，樹立負責任政府形象。政府的管理模式由以前的威權“統治”逐步發展到由公民以及社會組織參與其中的共同“治理”，政府用更為理性、更為民主的方式進行社會管理。這一點反映到公安機關，就是在微博破案中，公眾可以在微博上以留言、私信等方式表達自己的意見或建議，參與進來。
政府與公務員是整體與個體的關系，二者密不可分，政府沒有公務員就不能正常運轉，而公務員則是政府形象的具體體現者。政府形象管理中比較容易出現的問題就是政府的總體形象與個別公務員的個體形象間的落差，由於這種落差是公民在與公務員打交道過程中切身感受到的，所以對政府的形象有著直接的影響。政府公務員作為公職人員，他們的言行舉止是公眾感受與認識政府形象的切實途徑。在實際的管理工作中，有些公務員的行為存在著一定的失范現象，影響了公民對政府真實形象的認知，不利於政府的形象管理工作。公安微博代表的雖然是公安部門這個整體，但具體操作卻是公安人員進行的。在運用微博公布案情，收集線索，進行破案的過程中，公安干警是固守著官話套話還是以親民近民的語言進行交流、是毫不遲疑地刪除一切反對、批評、質疑的評論還是寬容地接受各種聲音，是及時處理網民提出的問題還是以敷衍的態度對待網友的建議，都會影響到公民對公安干警個人以及公安部門的整體印象。公安民警處理得當的話，會使得警方與民眾的關系由警民變網友，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和諧警民關系。
（四）增強公共危機管理能力
網絡謠言的傳播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其消極影響不僅體現在虛擬的網絡世界，更表現在現實社會之中，常常會導致一些難以挽回的嚴重后果，甚至引發社會公共危機。因此，布控網絡謠言對行政部門的公共危機管理能力提出了考驗。
有學者認為，謠言與語言同時誕生。從這個角度上講，謠言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現象。而互聯網是大眾化的平台，各種各樣的聲音充斥其間，所以網絡謠言的出現也有其必然性。謠言起源於蓄意編造或者誤讀，隨即在某些群體中散播開，然后擴散到更多的群體中去，尤其是在遇到重大事件，情況不明朗且權威部門尚未發聲或者聲音含混時，各種猜測、質疑就會層出不窮，這些信息經過不斷的傳播升溫，最終產生變異，形成謠言在網絡上以更快的速度傳播。而信息在傳播的過程中，都會在傳遞人的腦海中進行一定的加工，加工過程一般是先忽略掉大腦在接收此信息時不感興趣或認為無意義的部分，然后加入自己的主張或理解，再運用自己個體思維語言重新組合這一信息，形成自己的邏輯，然后傳送到下一位接收者。隨著信息傳遞次數的增多，信息過濾和失實的可能性也會隨之增加。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匡文波指出：在危急時刻，受到恐慌心理的影響，人民更傾向於相信負面信息。 因此，在遇到重大事件時，人們更願意選擇傳播內容帶有一定程度的恐嚇性、可操作性較強的信息，而這類信息的廣泛傳播則更容易引發公共危機，造成社會不穩。例如2011年上半年出現的的“碘鹽可以預防核輻射”的謠言，引起了我國各大城市的搶鹽風潮，嚴重擾亂了市場經濟秩序，引發社會公眾心理恐慌。公安部門在偵破案件的過程中，尤其是偵查一些涉及到公共安全的案件，在結果尚未確定時，很容易引發網絡謠言，引起網友的過激情緒或者恐慌心理。公安部門在面對網絡謠言引發的公共危機時，必須要採取有力的措施。
“在危機管理中，溝通是最重要的工具” ，微博作為新媒體技術手段的典型代表，公安機關通過公安微博與公眾進行溝通、化解危機是一種便捷有效的方式。謠言止於公開，真相始終是鏟除謠言的利器。公安部門可以佔據信息發布的制高點，第一時間在官方微博上發出權威聲音。並且通過與網友互動，回答網友問題，公開真相，澄清事實，破除謠言，穩定民心。
例如，武漢“12•1”建行爆炸案發生后，當警方正在緊張搜捕時，網上不時傳出各種謠言，武漢公安機關官方微博“平安武漢”及時發布權威信息辟謠。12月12日，極少數網友發布“武漢建行爆炸案疑犯王海劍聖誕節要炸光谷”等信息，被不明真相的網友大量轉發，引起武漢市民人心惶惶，出現抱怨公安機關辦案不力的情緒。同時，由於謠言的出現臨近聖誕節，造成了很多武漢市民表示不敢外出去光谷逛街，影響了市場秩序和社會穩定。“平安武漢”及時公開辟謠，官方聲音得到迅速傳播，謠言得以平息，民眾的恐慌心理也得到了安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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