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子論文]淺談紀錄片《在一起》敘事策略的建構與傳達

引 言

上世紀80年代，西方出現了關於“新紀錄電影”（New Documentary）的理論與實踐,林達•威廉姆斯認為紀錄片的職能就在於將真實看作碎片，從而對真實作修補式和碎片式的建構。“新紀錄運動”的推崇者認為，一定程度上的虛構，有助於更好地揭示真實。這種追求現實價值和社會影響力，借用一切手段甚至不惜與傳統的紀錄片觀念背道而馳的創作理念一度使得我國的紀錄片理論在潛移默化中受到影響，逐漸由對“真實”的絕對崇拜轉向對“真實”的認真反省。本文就新時期以紀錄片《在一起》為代表的我國的紀錄電影的敘事策略和價值傳播進行分析。

誠如形而向上的“客觀真實”，“真實再現”式的“摹寫”無非是一種觀察者使主客觀相統一的紀錄方式。然而這種力圖還原真實的再現並不能逾越“合法的偏見”來揭示真實，因為凌駕於歷史和文化之上的客觀狀態是不存在的，觀察者的視野隻有立足於一定的現實，立足於文化背景和個體經驗，才能使紀錄的結果產生價值和影響。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紀錄片與新聞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首先在於它們都認同並沿用新聞真實性的原則。然而紀錄片又有別於受意識形態控制的新聞，例如紀錄片關注人性，關注普通人的生活經歷，這些選題與關注重大題材的新聞和以主流意識形態來觀察事件的新聞專題的價值標准相去甚遠。因此，紀錄片與新聞交織但卻從屬於不同的價值評價體系。

在紀錄片形態不斷演進的過程中，作者或者觀察者也在不斷地以兼容並蓄的姿態吸收各種元素，以賦予紀錄片更加真實的詮釋。一個典型的例子便是不同於以往的混合了觀察與訪談、旁白與字幕以及人物互動的影片形式的出現——自我反射式（self-reflexive）的紀錄電影。這種強調主觀作用下的“再呈現”使得作者或者觀察者不經意地成為了紀錄片的意義詮釋者，讓紀錄的價值遠遠大於紀錄片本身因而更具“歷史的深度”。

阿蘭•羅森沙爾曾說“紀錄片的作用是闡明抉擇，解釋歷史和增進人類的了解”，這種觀點具體到電影語言，其可視性就在於主題具有普遍意義和社會價值。

1紀錄片的採訪意義

同新聞一樣，紀錄片的成形依賴於前期採訪，然而與新聞追求事件發生的原因和本質不同，在新紀錄電影的范疇裡，採訪是一種十分重要並且接近真相的方式和策略，它並非完全要追究事情的本質和真相，而是更多的強調真實的紀錄過程，在此過程中, “訪問者引導受訪者, 提供受訪者需要的方向和阻力, 以使受訪者的底層靈魂浮現”。 對於紀錄片《在一起》而言，尋訪HIV感染者的過程同樣令人印象深刻。自2009年開始，《在一起》以尋訪參與電影拍攝的HIV病毒感染者為線索，對濤濤、老夏、劉老師三名主線人物進行了為期一年的採訪和跟蹤拍攝，期間不間斷貫穿編導與其他採訪對象的談話及互動。

作為貫穿全片主題的線索，採訪的作用毋庸置疑。在電影的這一部分，採訪不止於成為展現受訪者的思維個性的一種途徑,更演變成一種手段, 用來呈現各種証據,以此達到勸服觀眾並贏取觀眾情感認同的目的。

2微觀敘事：細微之處的講述策略

長久以來，我國的紀錄片受困於政論宣傳和道德教化，這些偏重於政治話語建構的題材類型在主題指向方面具有顯而易見的主流意識形態色彩。例如在我國早期的電視紀錄片《話說運河》、《話說長江》中，解說加畫面的手法貫穿始終，鏈接山水、遞進結構的途徑是量販畫面讀解式的旁白，編導用巍峨的山、潺潺的水、翻滾的浪來傳達國人追根溯源的情懷而非藉由縮寫為個人或者人物關系的典型的故事化講述。

無可辯駁，宏觀的敘事策略有助於承載國家意志，傳達群體意識，它回歸集體本位的傳統價值觀卻也模糊了個體的獨立意識，與現實社會相疏離。而微觀的敘事策略往往重視敘事的邏輯性和嚴密性，它觀察個人經歷、社會關系以及人物命運的走向，擅用多線索、多場景、多人物的穿插模式來展現紀錄主題。

回顧《在一起》的拍攝過程，在不斷交織重復產生的情感中，導演趙亮遵從紀錄片的創作原則，試圖運用多線索的敘事策略，以盡量客觀的視角來完成故事化的主題講述。無論是聊天記錄中採訪者示以感染者同情的卡通表情，還是麗麗摩娑著手中的紅繩講述“終止生活”時的絕望悲苦，甚至於QQ群主“愛不完”對於男同性戀者習以為常的“性亂”生活的平靜釋然，老夏復發的皮疹，還有濤濤敏感地一度不敢把筷子放進鍋中，以及因為得到陌生人擁抱而激動到落淚的感染者繼續舉著“我是艾滋病人”的橫幅向路人宣傳防艾知識……無可否認，這些經過導演選取結合的聲音、畫面因為內容真實，情緒飽滿完整，不經意間營造出了紀錄片之於觀眾的煽情式氛圍，讓觀者有如當事人和事件參與者一般感同身受，也正如大多數的“自我反射式”的紀錄電影（盡管《在一起》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自我反射式”紀錄電影）追求的主題表達一樣，觀眾可以在這些細微之處明顯地覺察並且體悟導演刻意彰顯的主觀詮釋與自我反思。

3意象和價值：情節中的符號暗示

關於電影意象，存在多種說法和解讀。它可以是生活中的實物，也可以是人類思維中的某種抽象體驗，或者是對於故事敘事中的一種情節建構，也可能是關於人物命運走向的某種傳達和暗示。在西方，對於“意象”的一種普遍的認同即“意象”是“image”或“imagery”的對等詞。人們認為 ，“意象是在剎那間表現出來的理性和感性的集合體”。這種解釋或許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電影創作者的創作意圖，因為它引導觀眾從一個更加立體並且趨於多元的角度來看故事，體味並思考影像背后的深意。對於紀錄片而言，這種蘊含哲理式的趣味體驗對觀影者亦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

3.1主觀引導式的意象讀解

盡管紀錄片強調記錄的真實性和客觀性，但這依然無法避免紀錄片創作者對於故事主題的某種“偏見”式的掌控。從嚴格意義上來說，純粹的客觀真實缺失生存的土壤，時至今日，這種在西方早已蓋棺定論的對於紀錄片真實性原則的“討伐”已無再次辯論的意義，在電影《在一起》中，類似的帶有主觀意圖的引導式的鏡頭隨處可見。

3.1.1特寫鏡頭下的意象捕捉

影片中，出於隱私和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大多數感染者在接受採訪的過程中，都要求對其進行面部遮擋。當鏡頭橫搖至已經被雪模糊了的城市時，“麗麗”的聲音逐漸清晰，導演特立獨行地運用低角度仰拍鏡頭進行採訪，爾后，“麗麗”開始陳述。誠然，當採訪進入到這一環節時，我們不難發現，盡管類似的出於對生命的敬畏、出於對感染者的理解和同情的紀錄方式在電影中隨處可見，但是對觀眾而言，這種明顯地植入了創作者主觀意圖的視角獨具吸引力——因為它促使人們發現細節，在探尋紀錄主題的同時建構並理解電影背后強烈的人文觀照。

如果說低角度的仰拍方式體現了創作者對生命尊嚴的觀照，那麼之於局部特寫的意象的展示則闡釋出另一種關系——人物不自覺地陷入被平靜和悔恨纏繞的怨念之中。影片對於HIV感染者緊張畏懼的弱者心態捕捉恰到好處，例如“麗麗”在敘述當下生活時，不斷摩挲著一枚卡有別針的紅繩（不排除導演對於觀眾的客觀引導因素），在鏡頭的特寫下，那種鮮亮的紅色顯示出關愛卻又隱喻著一絲不安——被別針卡住的，是今后的生活——“終止”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