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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的“偏見”

[學子論文]淺談紀錄片《在一起》敘事策略的建構與傳達【2】

郭慧

2012年12月06日13:07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手機看新聞

3.1.2空鏡頭裡的符號指代

事實上,一部分觀眾會把紀錄片對生活碎片的拾取當作浮光掠影,他們對於導演的良苦用心——為主觀意圖披上真實、合理的外衣無可領會,但正是這些看似隨意擷取的生活碎片從另一個角度暗示了紀錄電影的理性價值與精神內涵。例如影片中,在結束對“麗麗”的採訪后,影片選擇調用一組空鏡來完成起承轉合的情節過渡,於是窗台上逆光的百合映入眼帘。

在西方,百合是聖母瑪麗亞的化身,它抵御外界誘惑,象征著清潔與純真。在中國,百合是對完美婚姻的深沉寄語,它承載愛,寄寓了完滿的家庭期望,它預示著新生,但也正如影片中的受訪者,它逆著光,即使生命盛放卻仍舊禁錮於狹小逼仄的空間而無法逃離。這種因疼痛而憂慮生活,因歧視被人群隔離,因病症而走失自尊的的焦灼情緒在冷冽的氛圍中彌漫,成為一種情感符號,暗示觀眾運用不同的方式進行反思和解讀。

3.2客觀視角下的鏡頭干預

無獨有偶,對絕大多數紀錄電影而言,導演總是習慣以目擊者的身份出現,這種隱含的、並非中立的狀態一度引起人們的質疑和探討。例如在影片中,黑場后的一個全景——男人、女人和孩子,一棵開花的桃樹。事實上,對於家庭式的溫情畫面,觀眾難以抗拒,因為它總是與愛相連,與生命的意義和人的價值相關並不斷滲透。影片中的三個人一如家庭出游般席地而坐,但談論的卻是關於死亡,關乎尊嚴的話題。濤濤說來世他要變成一隻鳥兒,飛到哪裡都能去,女人說“我下輩子還要做個女人”。

影片中的這些鏡頭顯然是生動活潑而又嚴肅真實的,只是對畫面的擷取和拼接使得影片的記錄者逐漸轉化為創作者——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紀錄者,一個主動制造意義並進行電影化表述的人。這些引導式、開放式的話題和畫面讓觀眾在觀影之余對影片傳達並倡導的價值觀有了更深的體悟和更全面的反省,桃樹因此間接地成為一種意象,一種寄托,一種對生命的觀照,它升華為一種象征,成為一種指導。

4建構與傳達:故事化敘事中的價值傳遞

紀錄片創始人弗拉哈迪認為,“紀錄片的首要原則就是在現實中挖掘素材,並從熟悉素材的過程中自然形成故事”,為此,創作者應具有明確的創作意圖。

顯然,《在一起》要傳遞的絕不僅僅是感染者受到感染的途徑,感染者的日常生活,感染者與劇組人員相處交流的方式這麼簡單,影片初衷正如總導演顧長衛提及的“讓更多的人了解到非感染者與感染者相處的過程,減少對感染者和病人的偏見、誤解和歧視,使大眾更普遍的正視艾滋病、艾滋病問題和受艾滋病影響群體。”

問題是如何在故事化敘事中完成對主題意義的加載?

4.1懸念設置下的主題建構

盡管都需要借助懸念要素對故事化的敘事推波助瀾,但與故事片不同,紀錄片的懸念存在很大的流動性和一定的模糊性。換言之,紀錄片在記錄真實的現場時,通常無法完成電影懸念的設置,例如在影片中,單身母親主動詢問編導是否可以為孩子臉部作遮擋,水富在得知拍攝現場有感染者時突然沉默……這種拍攝中的不確定性大量存在於記錄和採訪的現場,為紀錄片的剪輯帶來了難度,使得故事化敘事充滿未知因素。

在懸念制造上,一個較為理想的策略框架是:多線索敘事,一個盡量客觀的視角,復雜的人物關系以及感染者與非感染者相處時的心理變化——猜疑、緊張、隔閡、咨詢、了解、同情、理解,參與,幫助。遺憾的是,這種心理形態的演變在影片中並未完整展現,但這並不意味著紀錄片沒有懸念和沖突。例如網友“金子”渴望參與劇組拍攝卻迫於母親阻撓,濤濤被父親允許可以夾菜時卻表現出畏難情緒,甚至奶奶在濤濤離開廚房時還輕輕地對著鏡頭擺手,“不讓說,不能說。”這些情節的建構通過各種情緒的堆積繼而形成觀影者某種情感上的壓抑和宣泄,最后隨影片的結束而陷入深沉的思考和對生活的重識。

4.2人物表現中的價值傳遞要素

與故事片中演員虛構式的表演狀態相比,假如人物在紀錄片中同樣獲得表演的權利,那麼對紀錄片的客觀性和真實性造成的威脅將不得而知。在實際的拍攝過程中,人們總會不經意地對自己的行為和言語作出某種修飾,形成與真實相背離的有偏差的再現狀態。這種扭曲的人物形態,在濤濤的父親上表現得尤為明顯。

在影片的47分46秒,胡澤濤一家人正圍著桌子吃晚飯,濤濤認真地吃著碗裡的菜,當編導詢問父親“是你不讓孩子在鍋裡夾菜?”時,父親本能地回答“是啊”,爾后當編導第二遍詢問時,父親又匆匆改口,這種行為言語上的不一致在之后的記錄中再次得到印証。當濤濤又一次央求父親為自己夾菜時,父親執意讓孩子自己夾,顯然,所有人都看出了濤濤夾菜時的為難——他盯著鍋半天,接著小心翼翼地迅速夾起一塊。待鏡頭裡的濤濤夾了菜后,父親才又繼續為孩子夾菜。類似的人物的“自然”的變化在影片中不止一次地出現,無論這種變化表現為沉默、膽怯、遲疑或者逃避。

誠然,這種不受鼓勵的有差別性的“表演”與劇組其樂融融、平等交流的氛圍(就影片呈現的內容而言)形成鮮明對比,影片不知不覺地將這種反差拋向觀眾席——當偏見、誤解甚至歧視消融,我們可以和他們在一起嗎?

結 語

對今天的紀錄電影而言,無論其主題在於傳遞何種價值觀,與眾不同的故事化敘事仍是基於社會性原則基礎之上的。就故事化的敘事策略來說,多重的線索,層次豐富的敘事結構,交織重疊的心理矛盾和命運沖突加之一個富有社會意義的主題,意味著紀錄片具有之於生活的敏銳觀察力和無法抗拒的吸引力。

對非劇情片而言,巴薩姆曾說“真正價值存於它對人類處境的洞察與它改善這種狀況的視野”。因此,紀錄片的價值或許可以粗淺地概括為——觀影者觀看他人對當下生存狀態的描摹,進而獲取深厚的思想和富有啟發性的觀念。(作者系中原工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廣播電視新聞學09級學生)

參考文獻

1、孫本靈.如何增強電視紀錄片的“可視性”[J].青年記者,2005,(8).

2、邁克爾•拉畢格(Michael Rabiger).制作紀錄片[M ]. 台北: 王維亞, 1998.

3、約翰•格裡爾遜(John Grierson).紀錄片的首要原則[A].單萬裡,李恆基,譯.電影理論讀本[C].北京:楊遠嬰,2012.

4、巴薩姆( Richard M.Barsam ).紀錄與真實: 世界非劇情片批評史[M ].台北: 王維亞,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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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宋心蕊、趙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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