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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頌
張頌與魯健、鄭天亮夫婦。
張頌與春妮。
張頌與羅京(右二)、敬一丹(右一)等在討論。
張頌與夫人趙培根相濡以沫。(本版照片均為資料照片)
人物簡介張頌，原名張永昌，播音名李昌，中國播音學理論奠基人，中國播音主持藝術教育重要創始人之一，著名播音主持藝術教育家，國家級教學名師，中國傳媒大學博士生導師，中國傳媒大學播音主持藝術學院首任院長。1936年7月27日生於河北省易縣，198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9年畢業於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進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任播音員、編輯。1963年調入北京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任教。作為學術帶頭人，培養了眾多優秀的播音主持人才，取得了一大批理論研究成果，推動了專業教育、學科建設的發展。其中，他撰寫的《播音基礎》和主編的《中國播音學》構建了中國播音主持藝術教育理論體系﹔《朗讀學》《朗讀美學》為創建有聲語言藝術精品提供了創作范式。他的理論成果在播音主持藝術界和有聲語言傳播界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在中國傳媒大學的校園裡，曾經流傳著這麼一首詩——《白頭發唱給黑頭發的歌》。
1999年深秋，一個月色如水的夜晚，一道追光溫柔地洒在舞台中央一位白發老者的身上。他用鐘愛一生的朗誦藝術，向學生們娓娓道來：“剛才，一位同學說，老師，您的頭發全白了……我的頭發白了，是的，可我多麼愛聽黑頭發的歌聲/我們奮斗了一生，值得/我的職責在這兒，我的事業在這兒/我的希望年年在這兒起步/除了這兒/難道我還能祈求什麼別的人生/……雖然我老了，但我還要盡心盡力送你們一程。”
因年事已高，他的音色有些蒼老，因過於激動，他微微顫抖。這聲音，直至十幾年后的今日，依然清晰如昨。
這位有著一頭標志性白發的老人正是張頌先生，一位將畢生精力獻給播音主持理論研究的學者，一位將滿腔的愛傾注於學生的師者，一位在播音界、在廣播電視界、在幾代廣院（中國傳媒大學原名北京廣播學院，簡稱廣院）學子心中，有著沉甸甸分量的長者。
而今，送了學生們一程又一程，終於感覺有些乏力的張頌先生，因食道癌晚期醫治無效，在2012年11月10日，一個細雨飄飛的冬日，駕鶴西去。
夜晚，學生們經過導師的樓前，仍會習慣性地抬頭張望窗后書房那盞燈亮沒亮，忍不住一望再望。
“天下桃李，悉在公門”
張頌的外祖父是中醫，早年在北京挂牌謀生，一心希望外孫能繼承他的醫道。然而，和望聞問切相比，這個少年顯然對外祖父屋子裡的“話匣子”（收音機）更有興趣，他喜歡模仿廣播電台裡的聲音，比如王喈奎的《七俠五義》、趙英坡的《聊齋志異》，這一稍縱即逝、幽妙難知的奇妙之物深深地將他攫住。他大概想不到，若干年后，自己的聲音也會出現在那個“話匣子”裡，並與之結緣一生。
從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的“小夏青”，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音組的播音員，年輕的張頌向理想沖刺。然而沒過多久，因“出身問題”，張頌惜別播音一線，來到北京廣播學院從事播音教學工作。
那是1963年，當時的北京廣播學院，不過是一座三層小樓，一塊校牌。日后聲名鵲起的播音專業則挂靠在新聞系之下，教師隻有區區4人，所謂的教材不過是幾本來自蘇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及各地方電台播音員的經驗總結。播音到底深含什麼樣的學問，教什麼？怎麼教？甚而，播音到底是什麼？前無古人，今無來路。
他和同事們去聽戲曲藝術家良小樓、語言學家周殿福的課，從大學語文教材，電影學院和戲劇學院的相關課程中搜尋相關信息，他使出渾身解數，雙腿不停地跑，眼睛不停地看，手不停地寫，腦子不停地轉，總算“摳”出了些許材料，為我國第一批播音專業的學生講起了主題、態度、基調……
但“文革”的風暴很快襲來，張頌的教學工作也被迫停止。然而，即使在“開門辦學”、“向農民學習”的日子裡，張頌也要見縫插針地和學生們談體會、講方法，還找來文章《鎖不住的大老張》作為例稿，讓大家在住宿地備稿，再到田間地頭念給他聽。這灰暗但始終充滿希望的10年，對於張頌來說，並沒有虛度，理論建構的思路在他的腦中潛滋暗長。
20年磨一劍。1983年，張頌的重要著作《朗讀學》問世，建構了朗讀的理論框架和整體輪廓。1994年，《中國播音學》出版，明確了中國播音學的學科定位，標志著中國播音學的正式建立，對中國播音主持理論、實踐及教學產生了深遠影響。隨后，《播音語言通論》《朗讀美學》《中國播音學發展論》等著作相繼付梓，中國播音主持理論日趨豐滿宏富。
1977年，北京廣播學院的播音專業由大專升為本科。1980年，播音專業也由過去挂靠在新聞系下正式成為單獨的播音系，並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1986年，張頌受“美國之音（VOA）”之邀，走出國門，作為期半年的高級顧問，指導美國播音員播音，獲得高度贊譽。1999年，開始招收中國播音學博士生。如今，中國傳媒大學播音主持藝術學學科點已成為我國廣播電視播音主持藝術學術研究和高層次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
“天下桃李，悉在公門”。李瑞英、羅京、敬一丹、張政、李詠、海霞、劉純燕、王寧、康輝、魯健、孫曉梅、賀紅梅、春妮……都是他的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甚至，他學生的學生如今也活躍在熒屏上。
每年春天，中國傳媒大學的西門外常會飄起漫天柳絮，正是這個時節，來自全國各地參加播音專業面試的考生總要從中國傳媒大學西門附近的播音學院排到西門外的大道上，折了一圈又一圈，甚至還有跨越重洋遠道而來的外國學子。在和風煦日下，在滿目繁花中，踱步於廣院小道中的張頌，心中該是欣慰滿滿的。
“播音有學”
在悼念張頌先生的眾多微博中，他最親近的學生柴蘆徑留下了這麼一句話：“多少人，並不了解張老師。大家看到的是他的成就，卻不懂他的追求。孤獨的行吟者，篳路藍縷，壯志未酬。”1995年就跟隨張頌攻讀碩士學位，后來成了他的博士生，畢業后一直在他身邊任教，柴蘆徑對張老師內心的解讀，比許多人都透徹。
1959年，踏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大門的那一刻，張頌的復雜心情恐怕是今天的播音學子們所難以理解的。和今天的播音員主持人身上的熠熠光彩相比，當年，那不過是“沒出息的報告員”。尤其對於畢業於名校的大學本科生來說，放棄光榮的人民教師職業而選擇“報告員”，多麼令人匪夷所思！看著大多數同學留在了北師大，張頌也彷徨了，他對老師齊越表達自己的想法，齊越的一句話讓他醍醐灌頂：“播音員是在更大的講堂上當老師。”
從此，他迷戀上了聲音。一花一世界。他暗下決心，要為看似“隻能意會，不可言傳”的播音構建一套理論體系，証明“在中國播音學的土地上，刨個土挖個坑，就有收成！”他相信播音員主持人不是“念稿員”、“傳聲筒”，他們的創造性能夠催生有聲語言表達的典范，“播音有學”！不論讓不讓播音，不管能不能講課，他不計寒暑，矢志不渝。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張頌寫下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朗讀學》。這本書出版后受到了熱烈歡迎，學界大受震動，開始向播音專業行注目禮。
改革開放后，面對廣播電視的迅猛發展，聲音的表達又一次被冷落了，各種無視語言規范、輕蔑語言功力的觀點、理論不脛而走，甚至出現了對語言研究者的攻擊。向來低調溫和的張頌按捺不住了，“在指名道姓的境遇裡，在‘消極’、‘失誤’、‘詭辯’等連篇累牘的帽子扣下來的情況下，不能再沉默了，沉默大約相當於‘無理’。”於是，在上世紀90年代，張頌集結了一本10章的《播音語言通論——危機與對策》，對廣播電視播音理論方面存在的一些誤解和偏見予以澄清，以期“明了是非，發展事業，從中仍可以‘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隨著節目主持越來越多地出現在熒屏上，“口語至上”的危機出現了，社會普遍抬高“主持”，輕視“播音”，有些主管領導表現出“惟口語為佳”、“獨尊口語”的傾向。張頌又一次奮筆疾書，竭力吶喊：書面語的“有聲版”，做得好也並非易事！所謂字正腔圓，隻有心正，才能字正，隻有情緒飽滿，才能腔圓，播音是一門和個體素養息息相關的文字語言的藝術再創作。“無論是‘播音’還是‘主持’，無須定於一尊，也無須分出高下！”在當時，發出這樣的聲音是需要十足勇氣的。
在全媒體時代，當“泛娛樂化”向廣播電視侵襲而來時，張頌又發出了這樣響亮的聲音：“廣播電視語言傳播，肩負著提升廣大受眾的社會道德和引導先進文化方向的責任，而絕不是專門供人取樂，被人消遣的媚俗藝技。”
對於新時期播音主持界存在的種種問題，張頌即使到離世前夕，仍不能釋懷，如果生命能延續幾年，這名勇敢的行吟者還將繼續前進，不論前方是溝壑還是荊棘。
“很多事還沒做，很多東西還沒寫呀”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張頌的家不過是北京德內大街麻花電台宿舍一間12平米的平房。
學生魯景超永遠都記得1984年的盛夏，第一次走進這間小屋時所看到的情景：單薄的房門開起來吱呀作響，低矮昏暗的小屋裡，一張小桌，一張大床，女兒趙岩在桌上寫作業，張頌老師半趴半坐在硬板床上寫東西，師母一個勁地扇著大蒲扇，可老師的后背還是讓汗水浸濕了一片。
在這個小屋長大的趙岩並不喜歡夏日，酷熱的天氣讓埋頭寫作的父親即使光著膀子，仍揮汗如雨﹔她又害怕下雨，屋外一旦下起大雨，屋內就滴滴答答地下起小雨，但父親總是泰然處之，樂呵呵地想出各種辦法解決每一處漏縫。
正是在這個小屋裡，張頌完成了他人生中的首部重要著作《朗讀學》。
這個小屋，又成了他的第二課堂。這裡像個審聽室，一盤盤的錄音帶，中央和地方電台電視台的，縣廣播站的，學生自己的，親自送來的，郵寄來的，代捎來的，認識的，不認識的，他都一視同仁，不厭其煩地聽，寫下自己的意見后再送還，如同小學生交作業那樣虔誠。
這間小平房一住就是二十幾年，54歲那年，張頌終於和家人搬進了位於萬壽路附近的一套60多平米的小三居，2005年，遷入中國傳媒大學校內一處條件更為優越的居室。
從此，在張頌的許多著述落款上，常常能看到這樣一行字——“寫於‘三書屋’”，對於這個屋子的珍愛躍然紙上。先生的“三書屋”，並非面朝青山、翠竹環繞、闊大明亮之所在，不過是個坐下三兩個人就稍顯促狹的小屋。然而對於張頌來說，能有一隅天地心無旁騖地讀書、教書、寫書——正所謂“三書”，足矣！
2012年初，病情不斷惡化的張頌仍出現在了講台上。不論是播音系的專業課，還是外系請他開講座，張頌隻要有一絲力氣便欣然前往。3月27日，11級播音碩士班的蔣寶琛聆聽了張頌先生的最后一課。“老師顯得有些憔悴，端坐在講台上，但眼睛依然如往日一樣炯炯有神。”不知是不是冥冥之中的預感，事先並不知曉老師病情的學生們那堂課上得格外認真，四周除了老師的聲音，隻聽得到一片沙沙的寫字聲。
2012年8月的一天，一輛車正在駛往北京腫瘤醫院的路上，這位病重的老人准備到此接受放療。談話間，樂觀的老人突然慨嘆：“很多事還沒做，很多東西還沒寫呀！”
既不要畏懼侮辱，也不要希求桂冠
2012年11月9日，敬一丹和顏倩到醫院看望張頌。敬一丹說：“老師，這幾天大家都在忙著宣傳報道十八大，您知道嗎，戰斗在一線的這些人大部分都是您的學生。”聽了她的話，張頌吃力地抬了抬胳膊，伸出大拇指，之后又陷入昏睡狀態。
學生，從來都是他最大的驕傲，他一生的牽挂。
中國傳媒大學校友楊曦，珍藏著一張1997年張頌老師為播音學院院刊《啟明星》題寫的刊名，“啟明星”三個字認認真真地寫了好幾遍。張頌不僅希望學生們會播，還要在文學創作、新聞採訪上具備能力，成為一專多能的人才，於是才有了《啟明星》的創刊。刊名也來自張頌的構思，寄托了老人對青年學生的殷殷希冀。
張頌的博士生成倍記得，提交論文后的第二天，就得到了導師的回復。14萬字的博士論文，張頌僅僅用了一個晚上便通讀完畢。拿到手的稿子上盡是密密麻麻的注腳，甚至連標點符號都改好了。師母說，你們張老師怕耽誤你們的修改時間，一夜沒睡。
按規定，博士論文答辯時導師不得在場內，待張龍和師弟答辯結束后走出來才發現，古稀之年的張頌老師自始至終在樓外翹首以待弟子們的消息。得知順利通過，張老師開心不已，晚上竟破天荒地帶著師母和弟子們去唱KTV。張龍記得，那晚他與老師合唱了一首《長大后我就成了你》。
“張頌老師特別喜歡請學生們吃飯，在飯桌上和學生聊人生，聊理想。”張政法說，“每回吃飯師母總是和我們搶著付錢，最后‘贏’的多是師母。”對於經濟條件不好的學生，張頌還經常解囊相助。其實，學生們都知道，張頌老師自己在生活中極為儉朴，他留下的衣物干淨整潔，卻因洗了又洗而褪色變形。
在原則問題上，張頌卻是絲毫不讓步。
李瑞英上學期間，有一年各科成績都很好，唯獨張頌任課的語言表達課隻得了79分，以一分之差與三好生的評選失之交臂。李瑞英對張頌老師的“不近人情”感到委屈，張老師耐心地指出專業上的一些不足，最后說了一句令李瑞英一輩子都忘不了的話：“你當學生就是為了評上三好生嗎？”從此，每當在工作中遇到委屈或者困難的時候，李瑞英總會提醒自己，走出小我，活出大我。
一次課上，張頌突然要檢查學生脫稿誦詩，大家一聽，面面相覷。聽完學生們的背誦，張頌頗為不滿，依次進行點評。最后，他正色道：這是播音主持專業的基本功，必須持之以恆地練習，以后還要經常檢查。一個學生忍不住嘟囔：“張老師太狠了。”先生不動聲色地說道：“如此，更狠的當在后頭。”此語一出，舉座肅然。
從去年發現癌症，一直到生命的最后階段，學生們眼中的張頌從來沒有現出黯淡的神色。給他打電話，得到的總是爽朗的回應：“我很好，不必擔心。”
“先生人很好，風趣爽朗，一頭純澈的白發，閃著智慧的銀光，滿口錦繡，我們都喜歡他，不管是不是蹭課的學生，大家常常一起和先生吃飯聊天，笑得前仰后合，眼淚都出來了，很晚也不舍得走。”學生趙琳如是說。
就在老人逝世的前幾日，魯健在公益節目中分發為防老人走失而設計的黃手環。張頌從電視上看到節目后，立即給魯健打來電話，讓他也給自己捎帶一個。然而，還沒等魯健送過去，張頌已經被緊急送到醫院搶救了。這是一個隨時都可能隕落，余生甚至隻能以小時計算的生命啊，老人又何嘗不知、何嘗不曉呢！但老人依然希望得到這樣一個護佑生命的黃手環。
那日，魯景超前去醫院探望張頌先生。當天負責值班照料老師的柴蘆徑一邊用棉簽擦試著老師干澀的嘴唇，一邊輕輕地呼喚著。“張老師微微睜開眼睛，看見我站在床頭，他笑了，笑得非常慈祥，非常燦爛。”那病痛中的笑容讓魯景超刻骨銘心。
張頌欣賞普希金的這幾句詩：
“哦，詩人繆斯，聽從上帝的意旨吧，
既不要畏懼侮辱，也不要希求桂冠，
贊美和誹謗，都平心靜氣地寬容，
也不要和愚妄的人空作爭論。”
在他的心中，這“上帝”，是黨，是人民。
在張頌去世的前四天，學校離退休人員管理處黨總支書記貢愛強到醫院看望他。當時張頌的身體已經極度虛弱，見來人，依然艱難地側起身，對貢愛強說：“今天上午我們黨支部開會了，我去不了了，可我還沒交上黨費呀……”
魯健記得在他參加的那一年碩士生入學資格考試中，有這樣一道題：試論新聞性和藝術性的關系。在后來的日子裡，張頌老師一再強調，播音主持縱然是一門藝術，其新聞性是第一位的，播音員主持人首先是一名普通的新聞工作者，應站在輿論陣地的前沿為人民大眾服務，與受眾平等地面對面地溝通。“張老師常叮囑我們，要記住是誰給了我們話語權，是黨，是人民，不管在外人看來這份職業是多麼光鮮耀眼，切勿把自己當明星，倘若高高在上，缺少了交流感，怎麼做新聞工作！”
採訪過程中，魯健不忘謙遜地自報家門：“魯迅的魯，健康的健。”在和李瑞英的短信溝通中，她的回復迅速，內容詳盡，“請”、“謝謝”等敬語見諸其中。斯人已逝，遺風長存。這就是出自張頌門下的弟子。
曾參加2003年“夏新杯”電視節目主持人大賽的李卓，曾被張頌的背影深深地打動。那屆大賽張頌任編審，和這位“不知名”的白發老者比起來，無論是選手還是觀眾，大家都更為關注那些當紅的主持人評委，比如倪萍、白岩鬆。比賽結束后，當評委們被熱情的觀眾團團圍住時，張頌悄然走出賽場。
這孤單的背影，正是張頌一生真實的寫照。他常說，“寂寞是很鍛煉人的，是成長的大好機會。寂寞可以讓我安心地走自己的路，對於不好的現象、不同的觀點，也可以理性地思考。”
記者手記
兩年前，記者有幸採訪張頌老師。走進他位於傳媒大學的家中，潔淨是最深的印象。窗外樹影，室中清茶。老人話語溫和，笑談以往。幾十年來，他把無數學生送到直播間裡、聚光燈下，這本是個極絢麗熱鬧的職業，但他卻始終固守著一張書桌，滿徑桃李。為了一份理想，他因堅持而平和，因平和而瀅澈。他走了，留下一位長者的微笑，一位學者的從容。
手機響。一位大學同學發來短信：“聚？”我回復道：“回學校看看吧，很久很久沒有回去了。”按下發送鍵，我呆坐桌前，淚流滿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