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上海《新聞報》股權事件再研究【2】

《新聞報》易主及其反擊策略

上海報業的平衡，因為《新聞報》原報主福開森將其賣給《申報》報主史量才而可能被打破。諸多史料表明，在《新聞報》股權事件爭執不下之前，《新聞報》內部已然知道收買者是史量才。《新聞報》方面反對史量才收買股權的原因前有研究已有詳述，主要在於《新聞報》的所有權與編輯權是分離的，所有者美國人福開森並不介入內部管理工作，由汪漢溪全權代理，而汪氏父子已將《新聞報》當作自家事業看待，而史量才接手《新聞報》后會威脅其在館內的權利。同時，職工們因害怕原有優厚的福利制度變更而集體反對新報主。[4]

《新聞報》方面公開的反擊是以發表同人宣言開始的，1月13日發表第一次同人宣言，14日堅拒原有的股東會議，成立股東臨時干事會，15日發表宣言，16日又發表了第二次同人宣言。在這三份連續發表的宣言中，發現對於“何人收購了《新聞報》股權”這一問題，《新聞報》始終措辭不同：13日說是“把持輿論之嫌”者和“具有其他不良背景”[5]﹔14日說，股份售予了“反動分子”[6]﹔15日卻暗示是史量才與反動分子的勾結，替其收買，以圖操縱輿論，說“試問史先生果何所顧忌，而甘匿其大名，又受何人委托而能握有此大權，就其隱身幕內以重價收買新聞報之舉動窺測之，則史先生有無背景已可想見”。[7]但是，14日的宣言顯然是《新聞報》所希望強調的，刊登了足足有9天﹔在這份宣言中，《新聞報》的新股東是“反動分子”。

現有研究線索表明，《新聞報》事先知道是史量才收買了股權，礙於篇幅不一一展開。另有董顯光的回憶，之前的研究也許並未注意，揭示了更多《新聞報》背后的動作：“他們（汪氏兄弟）第一步，通過一個律師用威脅利誘的方法要我簽字承認代表史量才為反動分子梁士詒、葉恭綽收買新聞報。這個律師剪集《庸報》過去的言論新聞加以歪曲解釋，誣賴我怎樣反政府。聲言攻勢得手，史量才到手的新聞報股權就得全部充公。”[8]89-90《新聞報》希望拿到切實的証據來証明史量才與反動分子具有關系，於是從《新聞報》股權買賣中間人董顯光下手。據董稱，律師威脅利誘董顯光不成，更是有四個彪形大漢拿著手槍潛入董顯光當時所下榻的旅店，威脅他在一份自白書上簽字，而這份自白書說的正是董顯光代替梁士詒、葉恭綽等反動分子收買了《新聞報》。

既然收買者是史量才，為何會傳成是“反動分子”？1月13日，《民國日報》刊載了國民黨上海黨部的一份臨時動議，警告《新聞報》“不得將福開森股份售於反動分子，並呈請中央收買福開森所有股份”。[9]考慮到股權事件乃秘密進行，誤傳也是極有可能。不管如何，《新聞報》方面緊緊地抓住了收買者被傳為反動分子的機會，極有可能是明知收買者是史量才的情況下，仍然大量釋放了報紙新主人是反動分子這樣的消息，並且有意識地將史量才與所謂的反動分子聯系起來。此后，史量才一直難以撇清與反動勢力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