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上海《新聞報》股權事件再研究【3】

股權買賣行為的政治污名化

史量才一方面已經與反動分子牽連在一起，有口難辯，股權收買者身份被政治化﹔另一方面，報業壟斷問題也被政治化了。

報業經濟擴張並不單純是一個經濟問題，商界有言論說：“是以股票自由買賣，已成為世界上之原則，任何人不得加以否認也，唯此次某報因出售股份而引起空前之糾紛，乃系一種特殊之場合。”[10]“特殊之場合”說的是商業上股權自由買賣不受干涉的原則，在報業上並不適用。報刊企業的“特殊”之處在於報刊的經濟問題、股權利益是與政治問題牽連在一起的。問題就倒向壟斷的報業是否會影響其政治功能的發揮。

《大公報》對於史量才“報界托拉斯”的舉動，列舉出其欲控制信源和輿論的三步計劃，“（一）已組織范圍內各報聯合辦事處，籌畫全同發展，提高廣告費，並辦聯合採訪﹔（二）設大通信社統一宣傳﹔（三）於不在范圍內之報紙，先以廉價招攬其拍發專電事務，使外埠報紙消息亦歸其操縱。”[11]在《大公報》看來，史量才“有三個月改組新聞報，六個月統一望平街之豪語，有欲將輿論機關全部攫為己有之勢”。[12]《民言報》談到史量才報業壟斷的危害說：“滬上報紙事業，本有壟斷全國之勢，再加以將來托拉斯出現，則全國之觀聽，不幾乎一網打盡乎……尚不止於商業受其影響而已，如最顯而易見之增加報費問題，敢決其必相繼而起，則又豈止全國之閱戶歸其操縱，而消息之傳遞，輿論之宣傳，非並受其操縱不可。” [13] 幾乎所有的言論都未曾提及史量才控制《新聞報》之后會對報業經濟產生何種影響，而將報業兼並的焦點問題放在是否會影響報刊輿論功能的發揮之上。人們很自然地將報刊與輿論、民意聯系，企業可以被兼並，但是報刊之兼並，輿論就有被把持、民意就有被強奸之危害。於是報業兼並的問題，全然被政治化了，從中看不見任何對兼並之於報刊企業化影響的隻言片語。

政府和商界對報刊兼並事件的介入

不僅公共輿論將報刊的股權買賣行為界定為政治的，在實際的政治層面，事件也引起了當局的關注和介入。東北易幟，國民黨表面上統一了中國。南京政府面臨的直接威脅，仍然來自於那些事實上處於自治的各地軍閥。因此，出於控制時勢的需要，南京政府迫切希望掌控輿論。面對《新聞報》股權轉於反動分子的謠言，國民黨黨報《民國日報》一開始即措辭強烈，主張直接干預。此后一直對報主身份異常敏感，《民國日報》特別刊出上海特別市黨部代表陳德征的評論說：“后一種風說（指股權被軍閥收買），如果屬實，新聞報此后將成為反革命分子的發泄器，黨部和政府簡直就可以沒收”。[14]南京政府在股權事件中的表現，總體看來是捕風捉影，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面對政府此種態度，史量才需要立即向政府澄清事實。《大公報》1月15日發表消息說史量才派陳冷到南京面見蔣介石，說明情況，離《民國日報》刊登新報主為反動分子的消息不過兩天。后有消息稱史量才向黨部疏通，謂“多數新股，實系史量才投資，保証無反動分子”，其“購股用意，在於改良國內報紙”。[15]后又有消息稱史量才方面主動要求黨部進行有否反動分子在新股內的調查，以証清白。[16]這項調查未有下文，南京政府可能相信了史量才的說法。

除卻政府力量介入股權買賣外，上海商界也是事件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一方面，商界或以商會的名義（如上海縣商會、總商會、閘北商會的聯合聲援啟事）或以單個企業的名義，支持《新聞報》收回股權，反對史量才收買﹔另一方面，與蔣介石關系密切的商界代表虞洽卿也在南京方面積極走動，希望改變股權交易的結果。1月19日《大公報》報道：“新聞報事現由陳果夫葉楚傖商擬辦法中，虞洽卿巧（十八）晨回滬。”[17]希望改變股權交易的結果。馮筱才先生指出，商會的活動包括政治參與，多出於維持商業秩序的需要，由時勢所推動。維持穩定的商業制度和秩序，是其主要目的。[18]157虞洽卿的行動也需從這一角度來予以理解。商界對於《新聞報》股權買賣的關注，就是出於對其商業利益的維護：“如果全國重要輿論，操諸一人之手，則其勢必至偏於利己，而易於為惡，消息憑其流布，廣告由其抬高，市場任其操縱，金融歸其壟斷，其影響於商業，不言而喻。”[19]50

但是，南京政府始終有各種顧慮，既無法直接干預，也無法完全置之不理。這樣，最后的協議就是報刊、商界與政府三方面妥協的結果。史量才從其已購得的1300股中，讓出300股，由錢新之、吳蘊齋、葉琢堂、秦潤卿等分購，他們均擔任各種商會要職，也在政府兼職。史量才最終仍然收買了《新聞報》的一半股權，實現了他的經濟利益，但同時又無法染指報刊的編輯經營業務。中國報刊史上這樣一種特殊的情況出現了：報刊的所有權和編輯權被社會和政治的力量分割開來。

結 論

按照Shelanski的兩種社會對於媒體兼並態度的模式，《新聞報》股權事件表明中國近代報刊的發展是偏向於民主模式的，以政治功能的視角來衡量報刊經濟兼並問題。而一個社會之所以會對報刊兼並呈現這種態度，並不是外在力量強加於社會的，而是政治、社會和市場力量互動的結果，具有其深刻的社會政治根源。在1929年上海《新聞報》的個案中所表現出來的是，報刊兼並因為不符合人們對於報刊功能的觀念，不符合商業的、政治控制的各方面利益，而被各方面的力量聯合干涉直至改變了原有股權交易的結果。

中國近代社會對於革新國家政治、抵御外侮異常強烈的要求，使得報刊進入中國社會的視野，首先是一種變革國家政治的工具，而非一種可以產生利潤的產業，所要解決的問題也並不僅僅是如何利用資源配置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產業內部問題，社會期待報刊在政治變革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這始終是壓倒性的要求。由此帶來的啟示是，由於中國報刊的產生有其特殊的動因，加上中國近代社會以來救亡啟蒙所賦予報刊的重大作用，無論是探討以往的報刊兼並事件，還是研究如今的中國媒介企業化或者產業化，都不應該把報刊混同於一般的企業。反過來，既然是兼並，完全忽視經濟利益而全般置於政治視角，也有可能把復雜的因素簡約化。（作者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傳播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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