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敘事與歷史敘事的省思

[內容摘要] 敘事就是講故事。敘事和故事乃一體兩面共存的關系，故事是敘事所述之事，而敘事則是講故事的方式。從文本的角度觀察，古今中外大量的新聞報道、歷史著作、文學作品無疑都是敘事作品，那同樣作為敘事文本的歷史敘事和新聞敘事之間到底有什麼聯系與區別呢？本文通過比較的方法，從內容取向、選題價值、真實性、時效性以及是否需要“想象力”等若干方面闡述了新聞敘事與歷史敘事的異同，爬梳它們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錯綜復雜的關系，探尋兩種敘事文本各自的個性特征，力圖為剛剛萌芽的新聞敘事學提供一塊引玉之磚。

[關鍵詞]新聞敘事﹔歷史敘事﹔異同

一

（一） 歷史敘事與新聞敘事對真實性的共同追求

歷史敘事與新聞敘事異中有同、同中有異。兩者表現出對真實性的共同追求，“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它們的差異主要在於時間。新聞報道中涉及的具體故事、人物完全沒有虛構的空間，真實性是新聞敘事的首要要求，真實是新聞的生命，紀實是新聞文本的根本特征。歷史被定義為“完全獨立於人們的意識之外的人類過往社會的客觀存在及其發展過程” ，歷史學要求記載的人物、語言都有真實的依據，不能臆造事實，所有的歷史事實都必須是在世界上曾經發生過的事實。正如李大釗所言：“凡學都所以求真，而歷史為尤然。” 我國二十四史中的《魏書》作者魏收借修史酬恩報怨，公開宣稱“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凡是史官的祖先姻戚“多列史傳”且“飾以美言”，還經常以為給史中人物作傳為名索取其后人財物，否則即在史書中詆毀他人，《魏書》則因此被歷史學界公認為一部不客觀真實的史書，被人鄙夷為“穢史”。 我國史學對真實性的要求是：“夫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於不可為之財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為法受惡。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 即治史要“據實直言”。

（二）歷史敘事與新聞敘事都力求對事實作理性闡釋

除了真實性的共同要求外，歷史敘事和新聞敘事的另一個共同點是都不滿足於對事實表象的刻畫描述，而是要探尋事實背后的深刻動因，揭示事物表象背后的重大主題和趨勢。我國傳統的歷史敘事要求以史為鑒，知興衰，明得失，“夫是堯、舜而非桀、紂，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習故矣。至於善善而惡惡，褒正而嫉邪，凡欲托文辭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 著名歷史學家郭沫若曾特別強調，他們的古代“批判”與胡適等人的國故“整理”不同：胡適等隻要“實事求是”，他們卻要在“實事之中求其所以是”﹔胡適等人的整理隻能“知其然”，而他們的批判則要“知其所以然”，不僅要“斷定已然”，更要探尋“所以然”。西方歷史學也認識到歷史研究遠不能僅僅停留在歷史事實的表面，更重要的是歷史背后的思想活動，“與自然科學家不同，歷史學家一點都不關心如此這般的事件本身，他隻關心思想之外在表現的那些事件上，而且只是在它們表現思想時，他才關心它們，他關心的只是思想而已。” 而在20世紀崛起的年鑒學派則進一步主張擴大史學研究范圍，提倡研究“全面的（或整體的）歷史”，包括人類活動的全部現象，特別是經濟、社會、心理現象。他們反對簡單地復述史料，描繪個別特殊事件、人物、制度﹔主張綜合分析，運用歷史比較法，向史料（包括文獻和實物資料）提出問題（有人稱年鑒學派為“問題史學”），把個別事物放到特定的社會環境裡加以考察、理解，找出各種社會歷史現象之間的相互關系。而對歷史人物的敘事表述和研究，都是發掘問題，尋找歷史趨勢的工具，從人物行為動機的社會原因分析中發現歷史的真相和本來面目。歷史作為人類認識的一種基本樣式，它記載著人類社會已經發生的事情，但是歷史學家並不是僅僅簡單地找出哪些是真實可靠的史料，還必須挖掘出這些史料背后正確意思是什麼，對所發生的事情給出深刻的理性闡釋。也就是說史學家要對史料做出分析，得出關於歷史的正確的解釋。“在某種意義上，一部史作的價值往往是由其所給出的‘敘事性闡釋’而不是由其‘事實陳述’來確定。”

新聞報道也有同樣的特點，尤其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興起的深度報道形式。它不僅提供比新聞節目的同題消息更具體、更詳盡的信息，而且通過對新聞背景和相關事實的介紹，幫助受眾了解有關事件的來龍去脈，著重挖掘“新聞背后的新聞”。如中央電視台《新聞調查》在2001年播出的節目《罪惡的陷阱》，對於廈門特大走私案進行了深度調查，堪稱解釋性報道的精品，並榮獲中國廣播電視新聞獎當年社教類優秀節目一等獎。 編導記者對這一重大腐敗案件進行了大量實地調查，採訪了若干涉案官員和辦案人員，多方印証，層層挖掘，採訪問題直指犯罪嫌疑人內心深處。採編人員並沒有對各級犯罪官員進行簡單的、傳統意義上的道德譴責，而是冷靜地探索官員腐敗的內心動因和制度淵源，並對犯罪事實進行了電視化的印証。中央電台《新聞縱橫》節目，在2002年4月22日起連續播出的系列報道《尋找小良》 包括六篇報道：《賣血父親的希望》、《你認識小良嗎？》、《關注小良現象》、《說給所有的小良》、《小良找到了》、《反思小良現象》。記者沒有將重點放在兒子小良和賣血父親的情感糾葛之中，而是側重揭示事件背后的普遍意義以及社會倫理沖突，進而剖析這一悲劇性社會現象產生的背景和社會倫理沖突內涵，從而使《尋找小良》這一沉重話題突破了庸俗炒作和煽情做秀，成為呼喚人性回歸、尋找倫理道德和社會責任的深刻解析與思考的佳作。深度報道的文本不僅告訴人們“是什麼”，更要提供“為什麼”、“怎麼辦”以及未來趨勢的信息。現在是信息化時代，人們不僅需要海量信息，更需要高質量、有深度、挖掘意義、直逼事物本質的新聞文本。

以上主要論述了歷史敘事和新聞敘事的“同”。它們之間的“異”主要體現在時效性、選題價值以及是否需要“想象力”等若干方面。

二

（一）歷史敘事與新聞敘事時效性的差異

所謂時效性，就是在事件發生后及時地記述、快速地反映，將事實盡快地傳達給受眾。在歷史敘事中，對人物、故事隻有真實性要求，一般沒有時效性要求，而且對於當代和現代發生的事實表述尤為謹慎，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一是歷史人物的評價不能依據一時一事，而是要縱觀其一生。在歷史學上有一個通俗的提法就是“蓋棺定論”，即對一個人物做出歷史評價一定要等他去世以后，這裡面就不免有“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的因素，因為歷史上前后不一，虎頭蛇尾的大有人在，輕下斷言也許會鬧笑話。例如汪精衛早年也是一革命者，如果當時就載入史冊，那到他后來成了漢奸，史書記述者難免被人譏嘲﹔法國貝當元帥在一戰時，是抵抗德國侵略的“凡爾登”英雄，結果到了二戰時卻變成了投降派頭子。二是距離當代越近，記述者與歷史人物的關系也就越復雜，從而就難以保持歷史學所要求的客觀、公正的記述態度。例如《史記》作者司馬遷對漢以前的歷史評述被認為比較客觀公正，但在記載漢武帝的事跡時，則被普遍認為不夠客觀。主要原因是其因李陵案獲罪，發憤著書，對漢武朝事負面記載過多，成就記載偏於苛刻，王允就直斥其言為謗書。而班固在《漢書》中對漢武帝成就的評論就比較公正了。三是歷史人物時代越近，其歷史作用越難以完全把握。很多歷史上的杰出人物在其生活的時代都窮困潦倒，甚至根本得不到同時代人的理解和尊重。其思想、作品的價值需要經過一定時間的沉澱才被承認和稱道，例如荷蘭畫家梵高生前隻賣出一幅畫，而身故后其畫作成為史上成交價很高的作品。

而新聞報道對時效性的要求相對歷史敘事要高得多。新聞界有這樣的說法：“今天的新聞是金子，昨天的新聞是銀子，前天的新聞是垃圾”。隨著科技的飛速發展，通信手段的不斷進步，對時效性的要求更提高了一步。過去對時效性的要求是“TNT”，即：“Today’s News Today”,意為“今日新聞今日發”﹔而現在則是“NNN”，即：“Now News Now”，意為“現在的新聞現在發”，尤其是廣播電視媒體，力求在第一時間、現場直播新聞。新聞的內容也主要集中在當前發生的重大事件、輿論熱點以及受眾關注的焦點。如2008年5月12日14點28分，我國汶川發生8級大地震。發生后僅十幾分鐘，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國之聲就啟動了應急機制。15點04分，中國之聲收到中國地震局傳真后第一時間插播地震消息，隨后不斷滾動更新，並及時澄清不實傳聞﹔15點30分，中國地震局台網中心辦公室林木森、李強華通過中國之聲介紹汶川地震，中央電台成為第一家採訪到中國地震局專家的媒體。從5月13日起，中國之聲開通全天24小時直播特別節目《汶川緊急救援》，滿足了聽眾的信息需求，體現了媒體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中央電視台的直播節目《眾志成城抗震救災》也發揮了時效性強、現場感強的優勢，感動了電視機前無數觀眾，起到了增強全國人民凝聚力的巨大作用。

（二）歷史敘事與新聞敘事選題上的差異

歷史敘事的選題往往偏重宏觀，與社會思想的變化、經濟的發展、國家的興衰等主題相聯系。例如年鑒學派的代表人物布羅代爾，就“更明確地把三種歷史時間，稱為‘長時段’、‘中時段’、‘短時段’，並提出與這三種時段相適應的概念，分別稱為‘結構’、‘局勢’、‘事件’。所謂‘結構’，是指長期不變或者變化極慢的，但在歷史上起經常、深刻作用的一些因素，如地理、氣候、生態環境、社會組織、思想傳統等﹔所謂‘局勢’，是指在較短時期（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至一二百年）內起伏興衰、形成周期和節奏的一些對歷史起重要作用的現象，如人口消長、物價升降、生產增減、工資變化等等﹔所謂‘事件’，是指一些突發的事變，如革命、條約、地震等，布羅代爾認為，這些‘事件’，只是‘閃光的塵埃’，轉瞬即逝，對整個歷史進程隻起微小的作用。” 具體到歷史人物的敘事，更是對社會生活的反映和總結。歷史人物敘事關注的主要是人物代表的思想、人物行為引起的重大歷史變化以及人物所取得成就的歷史意義。歷史人物敘事的主題更多的是由客觀歷史發展主題組成，無論是被記述者還是記述者對主題都沒有太大的選擇空間和余地。

無獨有偶。英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杰弗裡•巴勒克拉夫提倡一種“事態歷史學”，並認為歷史學本質上是“數學化的歷史學”。他認為，隻敘述事件的歷史學“是缺乏洞察力和遠見的一個典型例子”。盡管他們羅列的事實可能是真實的，但這些事實無關宏旨。這種歷史眼光短淺，隻見樹木，不見森林。他認為，考察歷史，不僅要覺察到無限多的個別事件的流逝，而且還要認識到事件之間的反復發生的節奏或周期，說明這些事件的較大的周期或“事態” 。

而新聞中的人物報道敘事則是根據新聞價值進行內容和主題選擇，這些主題的新聞價值更多地是與受眾的需求有關，尤其是在市場經濟的今天，受眾作為文化、信息產品的消費者，其信息需求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價值來源於記述者和受眾的心理判斷，這與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是吻合的。人類關注“尋寶”、“災變”等主題是出於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要，關注“性”、“死亡”、“異趣”等主題則主要是出於精神的需要。傳播學者麥克盧漢曾說：“對理性的人來說，在新的物質形態中看見或認出自己的經驗，是一種無需代價的生活雅興。” 所以從選題范圍來看，新聞報道主題選擇有很大的空間，與記述者個人看法和受眾偏好密切相關。可能某一個敘事主題從歷史學角度看價值不大，但在當時當代卻能迎合受眾探奇心理需要，也因而可能成為具備新聞價值的敘事主題，被媒體所津津樂道。如網絡新聞《“妻子”難產“丈夫”拒不簽字致死兩條人命》 以詳盡的第一手材料給網民呈現2007年轟動一時的孕婦死亡事件。 這條新聞迅速引爆了公眾輿論，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再如山東青島電視台的新聞報道《尋找愛心傘》 ，以雨中發生的感人一幕為切入點，抓住這一看似細小的事例，表現了青島普通市民樂於助人、無私奉獻的美好品德，體現了一座城市的和諧與文明，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反響。 諸如此類的“草根”新聞，因其歷史價值的相對欠缺，將來可能不會像汶川地震報道那樣被載入史冊，但從當年新聞產生的社會影響以及當時受眾的關注度來衡量，都是傳媒熱衷的題材。這兩篇報道也因此榮獲當年我國新聞界級別最高的“中國新聞獎”獎項。

（三） 歷史敘事與新聞敘事在“想象力”上的差異

在我國，敘事與歷史向來就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換言之，中國敘事作品雖然在后來的小說中淋漓盡致地發揮了它的形式技巧和敘寫謀略，但始終是以歷史敘事的形式作為它的骨干的。正因為如此，我們在《史記》、《左傳》等史書中能看到大量涉及人物心理、言論及密謀之類，可以說毫無掩飾的虛擬敘事。如《史記•項羽本紀》中描繪劉邦和項羽見到秦始皇威風凜凜的出巡場面，一個說：“大丈夫當如此也。”另一個說：“彼可取而代之也！”假如用今天考據學家的客觀標准，這樣一段既無目擊証人，更不用說錄音錄像材料的想當然的描述，顯然是司馬遷的推測。的確，從文本的可讀性出發，歷史學家往往會在自己的敘事中運用許多文學家慣用的手法，如生動的情節，想象的語言，富有感染力的行為，包括軼聞趣事之類。歷史學教授羅志田指出：“史家不能因為史料的空缺而主動‘湮沒’一段歷史，須發揮歷史想象力，連接歷史可能割斷之處。” 后人了解歷史必須依靠史料，但不意味著存留的史料就是過去的全部歷史。用蒙思明的話說，高明的史家，“不僅能夠根據史料知道歷史，更能由有史料留存部分的歷史去知道那無史料留存部分的歷史”。他的哥哥蒙文通，也特別提倡從歷史記載的蛛絲馬跡尋覓往昔的真相，以連接那些可能割斷的歷史。 然而僅僅從文飾層面去考慮敘述的故事層面顯然是比較膚淺的，因為上面所舉的歷史敘事所存在的虛構性事例並非史學文本的本質特征。歷史文本和文學文本在紀實性方面還是存在著足夠清晰的真實和虛構的區別。歷史敘事中的“合理想象”成分僅僅是歷史學家在制作文本時，對有限史料解碼和重新編碼的操作過程中進行的串聯和貫通行為。“只是這些歷史學家用來在寫作之前梳理事件的語言方案的投射。” 只是為了使歷史敘事具備更多的細膩性、可讀性，賦予歷史故事更多的意義。歷史的總體框架並未改變，故事層面上的真實性並未改變。

歷史學家所講故事乃是史學家及其職業敏感性在事實中或在事實背后挖掘出來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 ，“據實直言”是史學家的天職。歷史學家僅僅是事實的收集者和敘述者。歷史敘事的邊界被限定於實際可能的范疇，而文學敘事的虛構想象則可以自由徜徉於整個可然世界的宇宙，可以讓任何類型的世界進入想象的存在狀態，神仙、妖魔、精靈等等，而歷史敘事不可能這樣，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歷史學家是在“發現”故事，而小說家則是在“發明”故事。所以陳壽的《三國志》可以凸現諸葛亮的神機妙算，但是他絕然不會像羅貫中《三國演義》筆下的諸葛亮那樣連死后魏延會造反的事也了如指掌。歷史文本是一種建立在歷史事實之上的敘事。歷史敘事的目的無論是“古為今用”，還是“以史為鑒”。它的前提是“古”、“史”是真實存在的，如果完全虛構，完全脫離紀實本身，那歷史敘事的目的和價值就無從實現。

相比較而言，新聞敘事在“想象力”方面的限定則要嚴格得多。記者的功夫應主要花在採訪上，即通過深入細致的採訪，採集、挖掘生動感人的事實。採訪決定文本寫作。採訪深入扎實，則文本才可能生動感人﹔採訪膚淺草率，則必然導致文本的貧乏。有些記者並沒有深刻認識採訪與文本寫作的關系，常常到了寫作階段，為了彌補文本的蒼白，求得事實的生動感人，竟不惜違背真實性要求，憑借主觀隨意性猜測推斷，做所謂的合理想象。這個缺口一打開，失實報道就可能順勢冒出來。前蘇聯著名記者波列伏依有一次到莫斯科一家工廠採寫一位成績顯著的老工人的報道。通訊登出兩天后，老工人來到編輯部，氣鼓鼓地說：“波列伏依同志，您給我胡謅些什麼玩意呀？”原來，通訊中有這樣一段細節描寫：“他早早地起來了，穿上了節日的盛裝，刮了刮臉，仔仔細細地梳了梳頭發。” 波列伏依採訪時，這位老工人戴著帽子，現在，老工人當場摘下帽子，頭上一根頭發也沒有。這使得波列伏依十分尷尬與內疚。可貴的是，波列伏依正視了自己的錯誤：“這件事使我永遠確信無疑：一個新聞工作者，無論是為報紙寫文章，還是寫作其他任何作品，甚至是藝術特寫，他都不能、也沒有權力展開想象的翅膀，即使是在細節描寫上，也應該做到准確無誤。” 我國也不乏類似的例子。早在1953年，新華社就曾以朝鮮戰地通訊《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黃繼光》為例，對新聞能否“合理想象”進行了一場討論。這篇通訊在敘述志願軍戰士黃繼光持爆破筒沖向敵人碉堡時，有這樣一段話：“一陣陣冷雨落在黃繼光的脖子上。敵人的機槍仍然在嘶叫。他從極度疼痛中醒來了。他每一次呼吸都會引起胸膛劇烈的疼痛……黃繼光又醒過來了，不是敵人的機槍把他吵醒的，而是為了勝利而戰斗的強烈意識把他喚醒了……后面坑道裡參謀長在望他，戰友們在望著他，祖國人民在望著他，他的母親也在望著他，馬特洛索夫的英雄行為在鼓舞著他……”然后寫黃繼光一躍而起扑上了敵人的槍眼。這一段心理與情感的敘說無疑是動人的。但有人質疑：黃繼光當時隻有一個人在前面，扑上敵人的槍眼就犧牲了，記者怎麼能知道他的心理活動？是“合理想象”出來的。討論的結果，大家認為新聞不能虛構和想象，要堅決守住新聞真實性這道防線。 想象是文學的翅膀，卻是新聞的陷阱。尤其是對人物的思想認識、心理活動的敘述和描寫，稍一不慎，就有可能使事實失真。

綜上所述，新聞敘事、文學敘事、歷史敘事三者之間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對於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人們的認識和觀念的更新都不可或缺。文學講述的是“創造的故事”，新聞講述的是“真實發生的故事”，歷史講述的則是“發現的故事”。文學是敘述“可能之事”，新聞是敘述“正在發生的事”，歷史則是敘述“早已發生之事”。新聞學教科書上屢屢出現這樣的鏗鏘論斷：“新聞隻有一天生命”。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新聞注定會變成舊聞，新聞很快會腐朽、會過時，我們現在讀到的歷史，它們當年都曾是被選擇出的新聞，並不可抗拒地影響著當時的人。時光流逝，它們終於躺在發黃的報紙或陳舊的錄像帶裡。當年的新聞，如今被稱作“歷史”，甚至被當成一段歷史的權威記錄和唯一表達方式，來為這段歷史下定義、作佐証。我們用當年被選擇的新聞來講述歷史，而歷史也會同新聞一樣，經過各種選擇。被選擇的新聞、被修改的新聞、碎片化的新聞，最后必定會演化成被選擇的歷史、被修改的歷史，並最終合法地、堂皇地進入歷史。雖然敘事學研究的是事實呈現的方式，並非呈現的事實內容本身，我們仍不免悲觀地發問：人類還是否有接近真相的可能性？這或許是徘徊在人們心中的一個永久性的問題，抑或，它永遠不會有答案。

（作者方毅華系中國傳媒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