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汶川、玉樹到雅安，記者及拍攝思路在怎樣變？

來源：《中國記者》雜志

從汶川、玉樹到雅安，一路走來，涌現很多為庶民立像，為歷史存照的經典新聞照片。本文邀請三位親歷災難的攝影記者講述他們的所思所想。通過個體的不同，尋覓災難攝影的細微變化。

潘鬆剛（中國人口報社攝影記者）:震后5年持續關注汶川家庭

時間定格在“5·12”，但感悟會永遠延續於我們的生命之中。在汶川地震后5年內，我去四川20多次，跟蹤採訪70多位汶川地震子女傷亡家庭再生育婦女，為她們建立影像檔案，在我的視野裡，有哀傷，有感動，更有不屈。

地震現場，我選擇做單純的救災報道

汶川地震第二天，我趕到震區，目睹喪子父母的哀傷與絕望，作為一名《中國人口報》的攝影記者，我當時想用影像記錄他們，但摁了幾下快門，淚水便模糊了雙眼，再不忍心用鏡頭去刺激、傷害他們。於是我放棄了拍他們的想法，開始拍攝單純的救災報道。

喪子家庭再生育問題需關注

2009年春節前，一次小聚再次勾起我用鏡頭記錄汶川地震喪子家庭再生育孕婦的想法。恰逢國家在地震災區實施“再生育全程服務行動項目”，這也是國家人口計生委的一件大事。那年春節過后，我得到國家人口計生委科技司的支持，開始利用周末時間去四川。

在我跟蹤採訪70多位汶川地震喪子家庭再生育孕婦的過程中，說心裡話，拍她們時，我自己挺痛苦，每去拍一次，我就會想起在北川採訪的情景。2008年，從四川回來后，我幾乎天天做噩夢。這也是我為什麼去記錄的原因，這是一個深刻的問題。我用鏡頭記錄的這份“再生育檔案”是一份特殊檔案，它無聲地記錄著一個個不尋常的“故事”。

用鏡頭記錄再生育母親

2008年“5·12”地震時，我初次接觸那些喪子家庭，他們情緒非常糟。隻要有人提起他們的孩子，他們立刻情緒失控，不停地哭。2009年4月，時隔近一年，我去都江堰拍攝時，當地朋友仍一再叮囑我，不要與那些喪子父母提起地震中逝去的孩子。因此，我隻能對他們說，我是為國家“再生育”項目拍一些資料，一點孩子的問題都不敢提。在北川時，情況稍好些。拍攝前，當地計生委已做好安排，提前將孕婦的情況介紹給我，同時替我給那些再生育母親打好招呼。盡管如此，我沒選擇讓她們聚集一起，仍採取去一個個家庭拍攝的方式，唯恐她們一起聊天時談到彼此失去的孩子，導致情緒不穩定。我選用哈蘇和祿萊相機拍攝。在室內，僅借助自然光，並不特意布光。因為任何刻意的布置都可能讓母親們變得敏感和不自然。每到一家，我並不是馬上開始拍攝，而是先與她們聊天，說點開心事，讓她們放鬆。

有了孩子就有希望。那些家庭通過再生育一個孩子，徹底改變了震后的精神狀態。地震后，我認識了什邡市湔底鎮雙流村計生專干方遠鳳。2009年，方遠鳳從失去愛女的痛苦中逐漸解脫出來。這位堅強的女性在臨產的當天上午，還挺著大肚子到再生育對象家裡做工作。一個小生命的誕生，讓方遠鳳煥發出新的光彩。

2010至2012年，我再去回訪時，這些再生育家庭都搬進新居。因再次生育孩子，很多再生育母親與地震時相比明顯變了個人，她們微笑著給我端茶倒水，給我糖和臘肉吃，都不知道該怎麼表達自己的喜悅。汶川地震5年后，四川災區擬再生育家庭幾乎全部實現了再生育孩子的願望。截至2012年7月底，3335個嬰兒健康出生。 在那5年中，我接觸到許多再生育孕婦，她們再生育之后的情緒、身體及生活狀況，都有了很大改變。作為一名《中國人口報》攝影師，我衷心祝福每一個再生育家庭幸福美滿。

秦樓（《長株潭報》圖片總監）: 拍玉樹，應保留生命尊嚴的底線

如果時光倒流，再回到汶川和玉樹災區，我認為，在一個人力量有限的情況下，一味地求全而忽略細節注定要失敗。背靠重大新聞背景，攝影記者通過一系列細節去還原整個新聞，所呈現的作品將更有力。學會從多樣化的角度探索真相，用照片講述觀點，用鏡頭傳遞思考：為庶民立像，為歷史存照。

一次錯失細節造成的遺憾

圖片是一篇隻有畫面的文章，當發生在眼前的情景沒有看透之前，它是片面的。例如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徒步前往映秀，在漩口鎮道路的那個拐角上，程祥林出現在視野裡，遠遠看去，以為他背著傷員往外走，可當看清后，才發現背在他背上的是具遺體。心裡承受力低迫使我在這位偉大的父親面前啞口無言。直到后來才從賀延光的作品中讀到這位父親的故事。在眾多惋惜和批評之中，我才明白：大災難裡面的一個個鮮活故事和片段組成一個完整的新聞事件。

抓住細節，守住生命尊嚴的底線

從汶川回來，哭了。見過太多災難，也記錄下很多悲歡離合。從心痛到麻木、迷茫和恐懼，再到感知生命的珍貴與脆弱。

兩年后，《瀟湘晨報》再次派我前去玉樹地震災區。廢墟面前，我少了一些茫然，多了一份沉重。2010年4月17日，我第一次感受藏族人的葬禮，那也是最刻骨銘心的一次採訪經歷。來自四面八方的喇嘛和人群往扎西大通聚集。高原上的人頂著天，在顫抖的大地廢墟中依然站立。近千名遇難者的遺體從寺院轉移到這裡火化。哀傷的氛圍在僧侶們的誦經聲中彌漫開來。在兩邊山坡上走了幾圈的我喘著粗氣漸漸冷靜下來，怎樣才能留住這宏大而悲壯的場面?怎樣才能留住現場強烈的哀思？山坡上，幾名僧侶忙碌著，不時地往火焰中拋撒著物品。當幾名紅衣僧侶緩緩走上山坡，手上那潔白的哈達映入眼帘，此后我就沒讓它們離開視線。我在紅衣僧侶們身后10多米的地方開始拍攝，一邊往前沖一邊從取景框中調整角度，直到哈達在空中劃過一道道白色的弧線，消失在鮮紅的火焰中。

后來，時任瀟湘晨報社總編輯的龔曉躍在文章中寫到：“我常常對同事感嘆：新聞有幸，黎民何辜。每當災難降臨，我們這些做編輯做記者的，總是人格分裂，一方面悲傷不已，一方面躍躍欲試，試圖扛住所有的壓力去追問真相，去質疑錯失，去記錄直達心靈的瞬間。當年的汶川，如今的玉樹，許多記者採訪歸來后，都要接受心理干預。而秦樓這張照片，沒有給我這種沖突的煎熬。我是個無神論者，但我分明感受到了由那個背影和那條哈達傳遞出來的平和的宗教的力量。亡魂在熊熊大火中得以超度，精神上的守望和對信仰的執著卻得以永生。”

在大災難新聞面前，直面死亡是件考驗勇氣的事，西方媒體在新聞倫理上已有無數爭論的典型案例。視覺暴力或傳播美學的考量與選擇，往往是按下快門一瞬間的閃電般抉擇。戰爭災難和自然災害間存在區別，羅伯特•卡帕那樣的無畏成就了決定性瞬間，喚醒人性。而在災難面前，我認為生命的尊嚴是東方文化中應該保留的底線。

吳芳（《合肥晚報》攝影部主任）：在雅安，鏡頭呈現責任而不是藝術

為何選用檔案式報道？

作為攝影記者，究竟該與災民保持何種距離？究竟該為災區做點什麼？ 2008年汶川地震后，“面對災情，攝影師進入現場究竟要做些什麼？”這問題常常縈繞心頭。

雅安地震當日，《合肥晚報》派一位攝影部記者進入災區。而我則被安排21日晚去成都。這段時間我並沒閑著，一直在考慮這次去准備怎麼拍？可否通過報道為災民贏得一些捐贈？近來年，某些慈善機構出現種種問題引發信任危機。我想如果報社能做出讓客戶心動的報道，捐贈或許能直達災民手中。20日中午，我將想法與報社廣告部同事溝通，一拍即合。對報社大客戶調研的結果証實了我對當下慈善困境的判斷：報社客戶中有很多愛心企業、人士願意為受災同胞提供幫助，願意通過透明、直接的方式將捐贈送達災民。在所有的報道中，檔案式報道最直接，這是我選擇這種報道的重要原因。

我抵達震中蘆山縣時已是4月22日中午，而救援基本於地震發生第二天結束。在抵達震中龍門鄉后，我一邊抓取報紙需要的畫面，一邊做計劃中的檔案式災民樣本報道。我選擇了20個家庭，對每個家庭我都進行溝通並說明拍攝意圖，隨后了解家庭損失狀況、人員構成以及經濟來源和聯系方式，並進行記錄。選擇受災家庭的原則源於兩點，首先對方同意我拍攝，其次受災家庭的損失相對嚴重，經濟狀況相對較差。這組圖片的拍攝完全以樣本式調查呈現，我將它當成一個鏡像式的重復，但絕不是創作和藝術照片。

用鏡頭呈現責任

一組圖好壞與否，尤其是災難圖片，我們千萬不要用藝術眼光去判斷，要注重攝影師拍攝照片的目的以及照片的真正作用。

4月24日，《合肥晚報》以兩個通版刊登《震中家庭檔案》，8張圖片以環境肖像的形式呈現災區情況。當天下午，一家房地產企業與報社聯系，捐贈20萬對口支援這些家庭。4月25日《合肥晚報》再次以兩個版刊登6個家庭，並在頭版以《我們在尋找一雙溫暖的手》進行頭條導讀，第二天下午即收到另外一家企業的20萬對口援助。截至目前，這組圖片已經募集到50萬捐款，其中30萬已經於5月10日送達雅安，分發到15戶災民手中。

當然，這組檔案式報道在拍攝過程中我除了對受訪的家庭進行詳細採訪外，還請文字記者配合協助。作為攝影記者，我認為在此時鏡頭呈現的完全是責任，而不是所謂的藝術。

如何看被“拷問”的環境肖像?

雅安地震發生后，環境肖像《屋雖毀，家仍在》和《蘆山震區肖像》遭遇熱議：攝影師是否涉嫌消費災民？拍攝時機是否恰當？在災區能不能拍攝這種肖像圖片？

我認為，成熟的攝影記者在面對新聞事件時首先想到的是為什麼拍，然后才是怎麼拍？如果僅僅做簡單記錄，絕對不是一名好攝影記者。一千個攝影師面對同樣一個新聞事件，會有一千個想法，我們不能用自己的想法去駕馭別人的想法。

都市報的機制決定了攝影記者必須以最快的節奏完成災區信息的傳達，而不是慢條斯理地去打磨。嚴格意義上說，我這組圖片有很多缺憾，比如擺拍，還有光影呈現不夠好等。如果談到影像質量，攝影記者也可以扛著燈光，帶著助手和測光表，很專業地進行精雕細琢，對這組環境肖像進行影調、質感、色溫、氣氛的有效控制。但當你面對災情，你不可能這樣去做。

據我了解，《屋雖毀，家仍在》和《蘆山震區肖像》兩組圖片在遭受質疑的同時，也獲得廣泛的社會關注，我們在“拷問”兩組圖片的藝術性和擺拍的時候，不要忽視它的社會作用，這才是它的真正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