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范的力量

“首屆范敬宜新聞教育獎”獲獎名單4月28日在清華大學揭曉。這一以范敬宜先生名字命名的獎項作為國內唯一新聞教育類獎項，受到業內廣泛關注。《中國記者》雜志作為此獎項的合作單位，從本期起陸續推出獲獎者感悟。

2009年秋，在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教室裡，我第一次聽范敬宜院長講起自己的故事——奔向白山黑水，下放農村廿年，中年重新出發，新聞情結不滅。那天我們都知道了“如果有來生，還是做記者”，都知道了“睡”出來的新聞《月光如水照新村》，更知道他不僅僅是院長，不僅僅是老師，而是我們可親可愛的“范爺爺”。

四年過去，我的本科生涯即將畫上句號，而這一幕開學教育的場景仍然記憶猶新。不知不覺，范爺爺已經離開我們兩年多了，但他的音容笑貌、道德文章和新聞情懷仍然深深印在我的腦海中，那些我與范爺爺交往的點滴依然清晰而閃亮。范爺爺，是大學期間對我影響深刻的精神導師。無論是對新聞的理想和踐行，還是對人生的規劃和發展，他都激勵著我，激勵著清新人，激勵著每一位在新聞事業中奮斗不息的青年。

“如果有來生，還是做記者”

“一囊詩夢三尺講台潤桃李，五車才學半生思想指通途。”當我在《永恆的記憶——范敬宜與建昌》一書中再次看到我這篇原載於清華校園學生媒體《清新時報》的熟悉文章，思緒又飛回了2010年的11月，回到了我和我的同學們一起制作“新聞豐碑范敬宜紀念特刊”的時候。

2010年11月13日，范爺爺去世。這位為《清新時報》題寫報名、為新聞學院注入了氣質和靈魂的老人永遠離開了我們。那天是個周六，第二天晚上編輯部就緊急開會要做一期特刊。范爺爺一生摯愛新聞，再也沒有比一份報紙更適合送別他了。接下來的周一到周四，我幾乎翹了整整四天課，採訪了范爺爺的同事、好友，聆聽師兄師姐們溫暖而悲傷的追憶。那幾天，我聽到胡顯章老師感嘆“他是我平生身邊遇到的最有魅力的領導者”，聽到李強師兄訴說“范爺爺對我恩重如山”，看到張揚師兄從美國發回的悼念文章《異國寒秋寄哀思》，輕輕讀起紀海虹師姐的緬懷詩歌《一封編輯寫給作者的信》……那幾天，我的腦海裡經常會閃現出范爺爺的笑容，經常會採訪完了悄悄先哭一場，再努力鎮定下來寫文章。周四下午，我在編輯室一口氣排出了三個版面，和師兄師姐們一起熬到深夜，終於趕在遺體告別儀式的前一天順利出版，以表達我們的無限哀思。

其實，沒有任何人知道的是，那時候正是我在《清新時報》最勞累、最消極的時候。單周負責百年校慶專版，雙周負責人物版，每周圍著報紙團團轉，半個月前還在晚上11點多被召回編輯室，重寫了兩個欄目的稿子。那是我第一次懷疑起自我，第一次想到過放棄，心中美好的新聞理想在繁冗復雜的具體事務中被揉碎，連我自己都仿佛看不到未來。

我沒有想到的是，范爺爺的去世和這期特刊的制作過程給我打了一劑強心針，一遍遍深入重溫范爺爺的故事成就了對我一次深刻的教育——愛一個地方，就是要為她奉獻，愛一個地方，就是要決不放棄，愛一個地方，就是“如有來生，還進清新”。

這次感情的升華讓我淡褪了個人英雄主義的狂熱，在點點滴滴、甚至瑣碎繁雜中堅守新聞。在《清新時報》，作為一名記者，我既專訪對話過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杰﹔媒體人曹景行、白岩鬆，奧運冠軍楊揚、王義夫、易思玲等知名人物，也細致探尋保安、食堂師傅、民警等每一個校園群體，更曾體驗過應對突發新聞事件和現場發稿的風風火火，在親身經歷中感受記者工作的糾結和使命的神聖。作為一名編輯，在我長期工作的深度報道部，我每周至少需要編輯一篇頭版深度報道，面對每次被我批注得面目全非甚至必須我來重寫的深度報道，勞累辛苦的同時，也很欣慰能看到自己在編輯能力上進步和小記者們的逐漸成長。在我擔任總編輯的這一年，《清新時報》不僅在十年院慶特刊、十年社慶特刊中交出滿意的答卷，更編纂出版了《微觀清華——清華大學<清新時報>創刊十周年紀念文集》、主持舉辦“全媒體語境下的校園媒體發展”論壇，並與校內外多個單位建立長期合作。四年清新，我很慶幸依然保持著最初的夢想，不負新聞，不負清新，不負理想的召喚。

“洗了些書生氣，添一身泥土香”

1978年，范爺爺終於回到闊別已久的《遼寧日報》，重新成為一名記者。他寫下一首散曲表達自己的喜悅之情：“洗了些書生氣，添一身泥土香，小土炕暖於溫床，酸菜羹味勝瓊漿，孺子牛不做戀窩羊。聽催春鼙鼓動四方，振長纓要把雄關從頭闖。”他說，人民把筆還給了他，他一定要用這支重生的筆反映人民群眾的喜怒哀樂。

清華八年，范爺爺給我們留下過兩句流傳甚廣的話，一句是“離基層越近，離真理越近”﹔一句是“不要把目光放在眼前這0.5平方公裡，而要把目光放在960萬平方公裡的土地上”。四年來，我也正是在這樣的精神指引下，發現基層之美，在距離大地最近的地方採訪，在實踐中深化著對新聞的感悟。15次社會實踐，7次支隊長，每個寒暑假不出去一兩次，都覺得如同浪費了生命。

2010年，我帶領新聞學院甘肅支隊獲得校級銀獎，有師妹曾問我為什麼會選擇甘肅，當時我脫口而出：“基層也有很多個基層。隻有當你到西部的時候，你可能才會看到整個中國最脆弱的部分。隻有扎根在中國最脆弱的基層，才有可能了解國情、體悟民生，而不至於迷失在高樓林立的北京城裡。”

大學前三年，我在甘肅會寧、貴州丹寨、陝西淳化三個國家級貧困縣先后做過六次調研。在甘肅，我走進“陪讀村”的家庭，和那些生活艱辛但堅韌不拔培養孩子讀書的家長們促膝交談﹔在貴州，我與隊員們一起翻山越嶺，道路崎嶇坎坷，一邊是峽谷、一邊是峭壁，深入苗寨之中與村民進行訪談﹔在陝西，我住在村民的家中，在朝夕相處之中共同探求脫貧的可能路徑。那些基層村民的純朴善良深深感染著我，我常常會不自覺的把自己也當成他們中的一員，和他們一起憂慮田裡的庄稼，一起想著家裡的小孩能不能考上大學，覺得自己也有這樣一份責任，和他們一起把家鄉建設的更好。

我希望做有深度的實踐，從來不喜歡走馬觀花、淺嘗輒止，也不滿足於只是“知道”而非“思考”。我兩次到甘肅會寧的實踐走訪，將高中教育中的“會寧模式”寫成詳實的調查報告，最終獲得2010年北京市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學生社會實踐優秀論文（報告）競賽一等獎和2011年全國“挑戰杯”北京市二等獎。我相信，心系人民是新聞人永恆的追求，而這種追求正好與“求真、求善、求實”的精神高度契合。我願堅持用雙腳走在路上，用心靈慢慢感悟祖國的大好河山，讀懂普通人的喜怒哀樂。

“上大舞台，干大事業”

在當下的時代裡，我們該如何做合格的新聞人？范爺爺的答案是“上大舞台，干大事業”。

大學四年，三份實習，我嘗試了從地方到中央級的主流媒體。大一時在保定日報社《蓮池周刊》的實習，由於在新聞部做實習記者，我有幸周周列名封面報道中，並獨立採寫發表人物特稿。大四時的專業實習，我在《中國青年報》特別報道部採寫深度報道，發稿范圍還擴至教育、聚焦、體育、數字青年等多個版面，在不同寫作風格中鍛煉自己的業務水平。

最難忘的是2012年的夏天，我在人民日報社度過兩個月的實習時光。在這個范爺爺視為“度過最好時光”的報社，在我從事輿情編輯的過程中，我感受到前所未有價值感召。如果說我的最大收獲，那一方面來源於輿情分析本身，另一方面來源於我和各位領導老師的交流碰撞。或者說一個是“術”，一個是“道”，一個是一點一滴的現實積累，一個是指點未來的反思體悟。在這裡，聰明且務實的同事們之間碰撞出太多有益的思考，縱然認識角度不同，具體方法各異，但他們所體現出對價值的堅守和對改革的促進，讓我感受到一種充滿“正能量”的未來。兩個月內，我共編輯輿情信息近千條，還在《人民論壇》發表了研究作品《網絡時代社會輿情危機管理與應對》。

在那裡，更難忘的是常常聽范爺爺的老同事帶著微笑回憶起他們親切的“范總”——他們冒雨一起吃飯，范爺爺講著各種各樣的笑話，他們飯后在金台園漫步，他們在范爺爺家附近的清香林茶館喝茶，范爺爺在任時大力提倡新人入社要去總編室鍛煉，離別時還寫下一首《告別人民日報諸同志》……懷念和討論的氣氛總會讓人的心的變得格外柔軟、親切而振奮。我也情不自禁的會講起我聽到的范爺爺在清華的八年。他的講座、他的批改作業、他看到李強師兄《鄉村八記》時的激動、他在病中給曾維康師兄打的電話。范爺爺拉近了我與《人民日報》的距離，讓我在實習中不僅有滿滿的業務能力的收獲，還有暖暖的情誼流淌。

在《人民日報》實習結束時，我在實習總結中寫下這樣一段話：做一隻螢火虫，和千千萬萬隻螢火虫聚集一起點亮黑夜。或許一點一滴不足以驚天動地，但水滴石穿總會看到社會的變化與發展。雖然這不是一個人的努力，但是我曾為它付出、我曾經在時代大潮中劃過小小的一槳。一個人的價值，要等他幾十年后步入老年才會真正明白，而在我們大部分的生命中，都隻能是一種長跑的姿態。以長跑的堅韌，做人民需要的新聞。

對於2009級的我來說，歷經了太多范爺爺的“最后一次”。幸運的是，在他去世前的一年半裡，我曾單獨請教過范爺爺關於“新聞與文化”的思考、聆聽過他的入學教育、參加過《范敬宜文集》的征文、更是他珍貴的“最后一課”的學生。斯人已去，大音猶響，范爺爺永遠是我追慕的榜樣，激勵我將新聞進行到底。

每當走進新聞與傳播學院的院館宏盟樓，一眼就會望到范爺爺的塑像默默屹立。塑像的旁邊正是溫家寶總理致信范爺爺的原文：“從事新聞事業，我以為最重要的是要有責任心，而責任心之來源在於對國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熱愛。”范爺爺離我們遠去了，我將永遠懷念他！（作者是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大四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