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北京青年報》“口述實錄”18年

來源：《中國記者》雜志

“口述實錄”是《北京青年報》最長壽的欄目，已有18年之久。也是國內平面媒體開設較早，持續時間最長，擁有廣泛閱讀者的欄目。一個18年的欄目，背后有怎樣的故事？

再過一年，我在《北京青年報》做記者滿20年。我主持的“口述實錄”作為《北京青年報》最“長壽”的欄目將滿18歲。這些年忙忙碌碌，其實很少有時間去回想“當初”，比如怎樣走上這樣一條道路，又怎樣一路走到今天。曾經有很多機會面對我的同行，很幸運地接受他們的採訪，寒暄之后，面對他們，我這個受訪者突然陷入無話可說的尷尬，那些看似精心布局的職業規劃，在我，似乎並不存在，我只是憑著愛好和興趣走過這些年的職業生涯——我應該屬於那種幸運的人，個人愛好和理想剛好與謀生的職業契合為一體。因為知道自己幸運，於是格外珍惜這份工作。

因為要寫這篇文章，我翻看了之前寫過的書。這些書中所有故事的開頭都很相似，陌生的人在陌生的我面前坐下，或平靜或激動地訴說一些愛恨悲歡。所有的故事有個共同的名字，叫做“情感”，當年，也曾一度叫做“隱私”。

“最初的故事，是在街上堵來的”

18年前，離婚是一件非常私密、幾乎見不得人的事，而“隱私”這個詞在大家的意識裡，更容易和很多不干淨的東西聯系在一起。所以我的第一本“口述實錄”《絕對隱私》最初的故事，是在街上“堵”來的。

1997年6月23日，我一大早跑到北京建國門外街道辦事處大門口等著——這是第三天了。我想採訪別人的情感經歷，可是沒有人願意對一個陌生人傾訴，何況面對記者。我不知道合適的採訪對象應該是什麼樣，但這一天恰好是辦理離婚手續的日子，我想，應該是這個人群中的一分子吧，雖然，那時候離婚率遠不如今天這麼高。

我詢問了很多對夫妻。從這個門裡走出去，他們就不再是夫妻了，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之前有怎樣的恩愛生活，之后又將各自去往何處？他們都不想說，連此刻的心情也不想說。直到我看到那個站路邊抽煙的小伙子。他穿藍T恤，表情平靜，眼光溫和。我就問他是不是在等人。他用排斥的目光看我。我遞給他一張名片，說我是記者，今天不是好日子，你願意聊聊嗎。他點頭，說是來離婚的。我們就這麼聊上了，他告訴我，他在機關裡當公務員，老婆在外企，倆人是大學同學，畢業就結婚。女方掙錢比他多，感情慢慢有了變化。他買不起貴重的禮物，她就給自己買了個鑽戒，天天在家戴著，在他眼前晃來晃去。老婆嫌你窩囊，掙不來錢，哪個男的受得了這個啊？於是他主動提出離婚，她表示無所謂，就搬回娘家去住了。今天，兩人打電話約好時間，來這裡辦手續。談話就到這裡，因為她來了。“我們的照片都撕了，就剩一張兩寸免冠照，留著貼離婚証的。”小伙子說完就走了，我連他姓名都不知道。

18年之后的今天，人們對“隱私”的認識，已經非常健康。那些沒有說出來的心事，不想讓人知道的秘密，也許就是平和的隱私吧。就像英語裡隱私只是個平平常常的中性詞一樣，無關罪惡。

18年走過來，我有時候想，這真是一個缺少奇情的時代，奇情往往動人，可這18年來我採訪過的那些人的情感故事中包含的人性本質，竟然沒有改變，隻不過因為物質的更加豐富和社會的發展而變換了背景連帶著變換了某些細節和道具，僅此而已。

這麼多年過去，我常常會在某個場合因為某個契機突然想起當年採訪過的某人，這些年他或者她過得好不好呢？

“都是巧合”

我成為記者，以及后來做情感口述實錄，出版《絕對隱私》，都是巧合。

大學裡我學審計專業，畢業后在國家機關、廣告公司、會計師事務所這些地方輾轉。26歲時決定改行。當時算是懷抱理想主義吧，覺得記者這個職業充滿誘惑和冒險的樂趣。

1995年《北京青年報》招聘，我考得很好。但是錄取的人中並沒有我，也許大家看我不像能做記者的人吧。

轉機來自我實習期間寫的一篇文章，發在每周五《青年周末》頭版，叫做《籠子裡的金絲雀》。這篇寫了四個全職太太的生活，用的方式就是口述實錄。我的主題是想展現這一特殊群體的時尚生活，而這種時尚生活未必是大多數年輕女性願意選擇的。

看到這篇文章，報社的副總編何平平給我打電話，說非常抱歉沒有錄用你，很可惜，你回來吧。在北青報開始寫專欄，做情感問題的調查，也是偶然的靈感。當時有兩本書啟發了我，一本是美國前總統羅斯福的夫人寫的《我的日記》，是她在美國報紙上的專欄合集，非常個人化的口述史。另一本就是獲得普利策獎的斯特茲·特克爾的《美國夢》，國內翻譯叫《美國夢尋》，記錄了100個美國普通人的真實生活和夢想，也是口述體。

當年，我被深深打動。這樣的口述實錄，呈現了生活的原始狀態，如果持續地做下去，積累多年以后，就是記錄社會變化最珍貴的第一手素材。我想做這方面的嘗試，機緣巧合，我有了一個課題叫“當代中國人情感狀態個案調查”。這個課題做到今天，我樂此不疲。

“採訪15個人，才會寫出一個故事”

感謝我的工作，讓形形色色的人對我敞開心扉，也讓我走進他們的生活。

很多採訪對象后來成了我的朋友，這種關系很微妙。曾經有個悲痛的女人來找我，我們談得很深入，她趴在我懷裡哭，聊完之后擁抱告別。我答應她不公開這個故事。

后來過了七八年，我們再次見面，她已經嫁給了一位法國人，有了可愛的女兒，過得很幸福。她介紹我認識她丈夫，我們三個一起吃飯，飯桌上我和她經常相視而笑。要知道此時此刻，這張桌子上有兩個人共有一個秘密，而第三個人不知道。吃完飯她又過來擁抱我，她丈夫說，你看她已經習慣我們法國人的禮節。當時我心想，你不知道，多年以前我們就抱過了，我是她生命中隱藏的朋友。看著曾經那麼悲傷的一個人，慢慢站起來，穿上漂亮衣服脫胎換骨，這種成就感巨大無比。人生真的很美好，可以用漫長的時間去檢驗一份友誼，一個承諾。

這就涉及記者職業道德的問題。我的職業是寫下我的見聞，發稿是我的謀生方式，可是一個陌生人經過很長時間猶豫終於下定決心，千方百計找到我的聯系方式，坐在我面前講出他的故事，最后希望我不要寫，不要公開發表，他只是想說說。這種情況怎麼辦？這種時刻總是特別考驗人的定力和功利心。有些故事，即便當作小說的素材，也會石破天驚，何況一切都是真實的，就更加石破天驚。但是我必須放棄。每次去採訪前我都問自己，能不能做到隻聽不寫，純粹和對方聊天，聊完之后把一切掩埋在心裡，像什麼都沒有發生一樣回家？如果不能抵抗這個誘惑，就不要去聽。我平均要採訪15個人，才會寫出一個故事，另外14個會淘汰掉。這樣的訪談做了十幾年，我一直遵守承諾。

其實我是這份工作中最大的受益者，每一次採訪，都讓我重新做一次人。如果說上帝隻給每個人一種生活，我就是被上帝厚愛的那個人，可以經歷成千上萬種生活。這份工作做到今天，我增加了很多閱歷，獲得了很多認同，也在其中成長、成熟，這都要拜我的採訪對象們所賜，他們塑造了我。(作者是《北京青年報》“口述實錄”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