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時代對我們意味什麼 人被綁架到無隱私世界

　　“一個富於創造力卻又充斥著巨大破壞力的大數據時代已經來臨。”7月19日，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劉長樂在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上如是說。

　　早在年初就有媒體預測，2013年是世界的大數據元年。全球每秒鐘發送290萬封電子郵件，每天Twitter上發布5000萬條消息，Youtube上傳視頻2.88萬小時。目前大數據仍在以每18個月全球信息總量翻一番的速度膨脹。

　　據預測，今年互聯網流通的數據若刻成光盤連成一線，長度是地球到月亮距離的5倍，如果印刷成書鋪在地面，大小足足可以鋪滿52個美國。

　　人類正在被綁架到一個無隱私的真空世界

　　“從本質上說，大數據是互聯網開放共贏、互聯互動精神在新層次上的深化。”在這場名為“大數據時代的媒介文明與社會責任”的分論壇中，廣電總局廣播影視發展研究中心新媒體研究所所長呂岩梅認為，大數據時代的基礎是龐大的網民數量。數據顯示，1995年，全球網民數量僅為1600萬人，到去年年底已達25億人，預計到2025年，這一數字將被刷新為50億人以上。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國新辦原副主任王國慶認為，移動互聯網帶來了網絡信息傳播形態的深刻變化，它簡化了上網方式、降低了上網門檻，讓互聯網的受益群體不斷擴大。“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因收入差異、城鄉差異、年齡差異而形成的數字鴻溝。”

　　大數據被一些人定義為“21世紀的新石油”，看似樂觀的發展中，劉長樂有幾分擔心。“大數據時代，人類正在被綁架到一個無隱私的真空世界。”劉長樂認為，大數據時代中有可能爆發數據壟斷的危機，並將催生出形形色色的數據弱勢群體。

　　以Facebook為例，全球10億人在同一個社交網絡留下活動信息和線索，而這全部被一家公司所掌握，在劉長樂看來，這就好比把全世界的雞蛋放到一個並不結實的籃子裡，一旦籃子毀了，海量數據帶來的風險和次生災害難以預料。

　　大數據操作者認為，大數據對於不同的受眾群體不會厚此薄彼。“也許這只是一廂情願。”劉長樂說，數據在生成或採集過程中，不可能實現絕對的平等。一些信息記錄通過博客、微博等自媒體及社交網絡傳遍全世界的同時，各種個人信息被當做商品待售甚至已經出售，“網上人肉”、各種艷照視頻事件是典型依靠海量數據對弱勢群體產生的摧毀性打擊。

　　新聞集團全球資深副總裁高群耀博士也覺得自己成了實實在在的透明人。他笑道，社交網把人際關系數據化，微博把情緒數據化，職業設計網把過去經歷數據化。“簡而言之，微信知道你在干啥，百度知道你在想啥。”

　　劉長樂援引斯諾登的爆料說，美國國家安全部門以30天為周期，從全球網絡系統中接收970億條訊息，再通過比對信用卡或通訊記錄等方式，能幾近真實地還原個人的實時狀況。

　　“大數據像一輛巨大的推土機，瓦解著國家、社會和個人的信息保護。”劉長樂說。

　　傳媒被賦予前所未有的期待和重任

　　中國傳媒大學副校長胡正榮認為，生態文明不僅僅局限於人和自然的和諧，還包括人與人的和諧，面對大數據帶來人與人不和諧的潛在風險，傳媒應該成為文明社會最重要的環節。

　　“這個時代，傳媒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期待和重任。”劉長樂引用舍恩伯格在《大數據時代》裡的話說道，“不同於印刷革命，大數據時代我們沒有幾個世紀的時間去適應，也許隻有幾年的時間。”

　　7年前加盟新聞集團時，高群耀被問及“前微軟中國區總裁做傳媒，你怎麼改行了？”他笑道：“不是改行了，是行改了。”高群耀發現，隨著互聯網技術快速發展，軟硬件供應商和大眾傳媒融合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傳統以文字為主的信息傳播向音頻、視頻、圖片和多媒體方向發展，傳媒的服務由提供信息服務向提供平台服務延伸，傳播手段也在向移動互聯網延伸。

　　“人的注意力已經被電視、電腦和移動設備3個熒光屏所牽動。”高群耀說，這帶來了IT、互聯網、電信和傳媒4個原本獨立產業奇跡般地融合。

　　海量的數據帶動整個IT產業向移動客戶端延伸，賦予碎片化時間利用價值。高群耀說，人們使用手機已經多於牙刷，在一定程度上手機已經成為人的“數字器官”。美國網絡雜志《60秒營銷者》一項調研數據顯示，65%的人寧可分享牙刷也不願分享手機，每部手機上至少有50個應用程序，其中36%用於游戲，25%用於社交。

　　“我們都是數據的參與者，傳統主流媒體已經不再是主流。” 高群耀認為，“一對多”的大廣播模式已經由“多對多”的自傳播模式取代。

　　呂岩梅認為，大數據預示著智慧產業化和產業智慧化時代的到來，“大數據時代的視聽服務會更加凸顯對人本身價值的契合和追求”。劉長樂認為，大數據使人類越來越接近智慧本身，“傳媒要做大數據的智慧駕馭者”。

　　“人人都燒飯，廚師還是個行當！”

　　“現在人人都是傳媒了。”高群耀笑道，“人人都燒飯，但廚師還是個行當！”高群耀借此比喻能提供優質內容產品的媒體，會有更好的市場。

　　新華網研究室主任孟慶梅在對大數據時代的媒介生態的分析中認為，網絡信息的爆發式增長，對媒體的信息加工處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誰更有能力消化大數據時代的信息資源，誰就將在媒體格局中佔據主導地位。

　　“傳統主流媒體在信息的質量上依舊是主流。”胡正榮說。他和高群耀有同樣的判斷：紙質媒體的前景不樂觀在於生產方式落后，而在快餐新聞中，內容本身依舊前景廣闊。

　　“定制化、個性化信息服務成為主流。”孟慶梅說，“中國的個性化信息服務尚處於粗淺階段。”

　　王國慶認為，大數據的戰略意義，在於掌握龐大數據信息的同時，提高數據的加工能力，實現數據的增值，“數據被賦予了背景就是信息，能提煉出規律就成為知識，借助於各種工具在分析的基礎上提供正確的決策就成了資源。”

　　呂岩梅提醒說，傳媒和互聯網企業在提高競爭力的過程中，一定要處理好數據開發與維護信息安全、保護個人隱私的關系，建立公認、公平、共治的行業規則，有效減弱甚至抵消隱私數據的採集造成的影響。

　　“數據既是資源也是工具，它意在促進理解，但很可能導致誤解。”劉長樂說，如果大數據是一匹野馬，今天已經到了將其繩之以“法”的時候。有人提出要將大數據關進制度和法律的籠子。他認為，技術不斷沖擊並突破原有底線，而法律總是在滯后中追趕技術。

　　“未來不僅需要技術的攔截，還必須建立起一套對大數據的合理搜集和使用法則。”在劉長樂看來，作為第四種力量的傳媒，也將是拴住大數據這匹“野馬”的關鍵，傳媒應該起到監督數據合理挖掘與使用的作用，同時推進立法進程，以彌補現有空白。“大數據沒有溫度，但是傳媒有能力賦予其溫度。”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