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子論文]《人民日報》地震評論的話語變化與分析【3】

（四）描述：從“民族共同體”到“問題責任方”

在兩次地震評論中，《人民日報》的評論視角較為不同。汶川地震中既包含有“我們”在內的第一人稱的視角，也有包括“他們”在內的第三人稱的視角﹔但在蘆山地震中，評論視角多集中於第一人稱的“我們”。

具體看來，汶川地震評論中的“我們”，即第一人稱主要指代的是“共產黨員”、“各級政府”、“各類救援者”、“媒體”以及包括災區人民在內的“民族共同體”，第三人稱的“他們”主要指代的是“災民”和“各類救援者”。而且從數量上來看，第一人稱的描述視角篇章數要遠遠多於第三人稱視角的篇章數。在汶川地震的評論中，以“我們”來指代包括災區人民在內的“民族共同體”的例子最多，這也是明顯不同於蘆山地震評論的一個特點。例如，在《凝聚起民族復興的力量——論偉大的抗震救災精神》中有這樣的語句：“8 級地震的生死考驗，幾十天救援的舉國動員，展現了一個國家歷經劫難而不屈的堅強意志，拓展了我們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疆界。” 就是用“我們”來指代民族共同體。《災難中, 我們並肩而立》一文也在強調這民族共同體的內涵：“災難固然讓我們傷痛，但也讓我們空前團結。災難中，每一位受災群眾都不孤單，因為我們是血脈相連的大家庭，我們在一起，心心相連，手手相扣，並肩而立。”

蘆山地震的評論中，《人民日報》多將描述的視角放在第一人稱，即“我們”方面，並多指代“共產黨員”、“媒體”、“政府”以及“各類機構”。可以發現，這裡的第一人稱視角並不包含“各級救援者”和包括災區人民在內的“民族共同體”。以這樣的描述視角展開的評論，立足於救災本身，直接指出政府機構以及黨員干部中出現的問題，並提出解決辦法，不單純以鼓舞人心為主，更關注於實際問題的解決。

三、結論

雖然蘆山地震后《人民日報》的評論數量要遠遠少於汶川地震后的評論數量，但通過分析，我們發現：蘆山地震后的評論在敘述方式上，雖然仍存在“領導人指示與政策出台例子”充斥評論等問題，但在隱喻、例子、短句以及描述方面有了明顯進步。

政府和各類救援者從被仰視的地位走下，親和力明顯增強，體現出對生命消逝的悲憫以及人文關懷。災民也從悲苦受難者的形象轉變為充滿了力量與理性的不屈者，這與以往的形象塑造方式大不相同。雖然在評論的論據方面，領導人指示與政策出台的例子仍佔最大比重，但總體上來看，蘆山地震評論中的泛化煽情式的內容減少，而對個體事跡的關注有待提高。

地震評論不同於其他時政內容的評論，除了要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外，還要從感情上起到一種鼓舞人心的作用，但也正是因為這種特殊的使命，使得地震評論的標題經常籠罩著“宏大敘事”的色彩。隨著媒體認知的改變，這種情況在蘆山地震后得以改變，《人民日報》地震評論的標題開始走向“具體而微”的方向，著眼具體問題，而非空發議論、泛濫抒情。不僅如此，與這種標題思路的轉向配套的是，評論本身的行文視角也發生了改變，從汶川地震時的民族共同體思維走向了以問題責任方為基礎的問責。

《人民日報》地震評論的變化既是輿論引導思路改變的結果，反過來又對輿論本身產生影響，本文隻對評論及其變化本身了作出分析，而沒有對其與輿論的細密關系深入探討，是為本文的一大缺憾。

 （作者系：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參考文獻】

1、 潘忠黨：《架構分析：一個亟需理論澄清的領域》[J]，《傳播與社會學刊》，2006（01）。

2、 孫彩芹：《框架理論發展35年文獻綜述》[J]，《國際新聞界》，2010（09）。

3、 馮劍俠：《框架理論在傳播學研究中的運用及其發展》[J]，《新聞傳播》，2011（09）。

4、 韓素梅：《國家、民族空間與認同建構：<人民日報>玉樹地震傳播分析》[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1（01）。

5、 葉柳，楊擊：《“胡潤百富榜”媒體報道話語分析》[J]，《新聞記者》，20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