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二代”犯罪新聞中支使者角色的功能轉向

摘 要：本文通過對鳳凰網就李某某事件報道文本的考察發現，“X二代”犯罪新聞中，媒體大量聚焦“X二代”所指涉的家庭背景，試圖在事件主角家境與事件的發生、發展之間建構出某些聯系。隨著文本敘事的深入與展開，行使支使者角色的家庭背景出現功能轉向，成為抽象化的“主角”，導致了敘事誤區的出現。

關鍵詞：X二代﹔犯罪新聞﹔支使者﹔功能轉向

任何事件都離不開行動者，即角色，角色一定與作品中的功能性事件有關。格雷瑪斯對敘事作品中存在的六種角色進行了區分，其中支使者是指主角追求目標時引發他行動或為他提供目標與對象的力量，支使者往往是一種抽象的力量，如社會、命運、時代、智慧等[1]。杭州胡斌開車撞人案、“我爸是李剛”案、藥家鑫事件、合肥少女毀容案，“官二代”“富二代”犯罪新聞已成為媒介敘事中的常客，“X二代”這類高度概括的短語表明家庭背景指向個人命運，與敘事中的功能性事件有著密切的聯系，承擔支使者功能。在媒介敘事者的敘事實踐中，家庭背景所指代的角色功能不僅僅如此，會出現功能的轉向，向“主角”靠攏。

本文將以鳳凰網對李某某涉嫌輪奸的報道為例對此問題進行闡述與分析。李某某是著名歌唱家李雙江的兒子，曾因打人而被勞動教養，2013年2月22日，又因涉嫌強奸罪被刑事拘留，鳳凰網主要在資訊頻道轉載了各大媒體對此事件的報道與評論。

一、支使者角色功能轉向的條件

（一）敘事時序的必然

在展開敘事的過程中，“X二代”犯罪新聞文本對敘事時間的處理通常根據客觀的故事時間順序而展開，即推動、引導文本敘事的是故事情節的展開過程。因為“X二代”犯罪事件是動態、持續性的過程，包含了“發生——發展——結束”的階段。具體而言，“發生”的環節主要指原初新聞事件的形成，相應的結果已產生且不可挽回，如李某某涉嫌輪奸的前端故事情節已成立﹔發展主要是指事件進入后續處理階段，因其犯罪事件的特性而存在著歸責、賠償、處置等環節。這些環節，支使者角色有可能產生直接的作用﹔結束指事件的終結，即后續處理完成，各種紛爭結束。

諸如李某某事件等首先會因其本身的顯著性、重要性、沖突性而被納入新聞敘事的范疇中，相關敘事的開端即以故事的發生為起點。隨后，文本敘事通過議題設置開始不斷縱深，進入到對事件發展階段的敘事。文本敘事隨文本外故事本身的演進而推進，從已生成的敘事自然過渡到對正在發生情節的追蹤與跟進，這一演進為支使者角色轉向提供了可能與條件。

2013年2月22日李某某涉嫌輪奸刑事拘留的消息披露，鳳凰網隨后跟進，大量集結發布、轉載相關報道與評論，2月23日上線的報道《換個馬甲再坑爹》不僅披露了此事件還提到了改裝寶馬車、“銀槍小霸王”等信息，勾勒出了當事人優越的成長環境與家庭背景。事件迅速進入后續處理階段，同時，網站中關注刑拘時長、是否會被批捕、如何定刑等問題的敘事文本開始顯著增多，這是敘事時序的要求使然。

（二）敘事焦點出現轉移

敘事焦點是文本敘事的關鍵所在，通常事情爭論的集中點或人們的關注集中點會成為敘事焦點。簡單來說，敘事焦點指涉了敘事文本關注的主要內容與側重點，具體到“X二代”犯罪新聞中，敘事焦點的轉移是促使支使者角色功能轉向的關鍵環節。隨著敘事時間的推進與敘事層次的深入，焦點的轉移主要表現為從事件本身轉向到事件的的歸因、解決等后續問題上。

敘事焦點的轉移帶動支使者角色在敘事文本中所受關注比重地不斷提高，前期敘事議題的形成、敘事框架的大致確定，使“X二代”犯罪新聞中支使者角色的功能定位有了一個較為清晰的再現。首先，敘事文本在試圖還原事實真相時，通過對主角某些行為的凸顯來暗示支使者角色是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上文提到的《換個馬甲再坑爹》在主線介紹外對其優渥成長環境的提點就是在試圖強調支使者角色潛在的作用力﹔其次，通過對某些細節放大處理的敘事手法，營造敘事氛圍，或要指出事件的發生有其必然，或指出支使者角色對於事件最終走向作用明顯。在李某某犯新罪的文本中“打人事件后，李雙江會面傷者，雙方達成和解”被拿出來強調，其中的邏輯便是：“家庭背景強大直接促使事情解決”，后來傳“李某某輪奸案撤訴”的消息而引起的輿論憤懣正是從反面印証了敘事焦點的轉移。伴隨敘事重點的轉移，支使者角色在文本敘事中將被輔以更多的關注，而這樣的關注是促成角色功能轉向的重要因素。

（三）潛在敘事邏輯的作用力

每一個新聞文本的敘事過程中，都存在內在的邏輯結構，即敘事邏輯。所謂敘事邏輯，指的是組合敘事要素的方式和規律。在敘事文本中，它主要通過敘事結構或敘事方式體現出來。不同的敘事結構和敘事方式可以形成不同的敘事效果，起到深化或拓展敘事內容的作用。敘事邏輯的具象表現形式為文本材料的組織，文本呈現的風格，關注和強調的重點。新聞文本正是遵循一定的邏輯而展開並安排敘事，文本最終的呈現直接反應出對其背后的邏輯。

敘事的展開需要邏輯的支撐，邏輯指導著文本該凸顯哪些要素，該強化哪些對立與沖突。二元對立是新聞文本敘事中慣用的邏輯，在“X二代”犯罪新聞的呈現中也不例外，這裡“X”指代富與官，即通俗意義上的有權有勢，這兩個鮮明的字眼先在地引出了以下二元對立，即窮與富的對立，平民與官員/富裕階層的對立，概括而言就是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的對立。此對立關系生成文本的敘事邏輯：因為一方是“富二代”/“官二代”，處於強勢地位，最后的處置極有可能會有失公正。這樣就將兩類群體的對立文本化並且強化對立的趨勢明顯，這一點在藥家鑫案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更進一步地，兩者形成了一種循環往復的關系，因為支使者的存在，如此邏輯鏈似乎具有了現實存在的依據與可能，矛盾強化的可能得以實現﹔又因為該邏輯鏈的作用，支使者的角色得到了進一步的彰顯，並且最終隨著文本敘事的深入而能夠實現角色功能的轉向。

二、轉向的手段

（一）象征符號化

當下，大眾傳播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呈現出了新的傳播特征。網絡時代特別是微博時代的傳播特征可以概括為：越符合當下社會情緒，傳播越火熱﹔事件越符號化與象征化，傳播越火熱[2]。為迎合微博時代事件傳播的需要，追求與凸顯符號化、概念化、象征化、沖突化、片斷化成為新聞文本的敘事取向，在“X二代”犯罪文本敘事中也不例外。

伴隨之前“X二代”犯罪新聞文本的累積，涉事“二代”“狂妄、冷漠”的標簽已基本形成，該群體的符號化與類型化初步完成。李某某再犯事后，媒體不免對其再度“起底”：鳳凰網2013年2月23日的報道《李雙江涉嫌輪奸的兒子李某某是如何長大的？》對李某某成長中的幾個重要節點進行了回顧和介紹：“很有個性的小留學生”“從小教兒子開車”“中國最小申奧大使”﹔2月25日的報道《李雙江氣病住院 李某某同學：他從小愛惹事，有背景總能擱平》，標題即點出他“驕橫頑劣”“靠關系行事”的特點﹔3月3日的報道《追蹤李某某墮落軌跡》中，輔以了更多的細節：“王波稱，經常犯錯的‘小石頭’，小學期間卻很少受懲罰，‘這才猜測他家裡很有背景’”，“母親送給當時年僅14歲的‘小石頭’的是她原來開的一輛寶馬”“寶馬車的聲音特別響，半夜進院還按喇叭，鄰居們不堪其擾”“3年前，‘小石頭’就開始開寶馬出入夜店”。這些都指向當事人的飛揚跋扈、從小的養尊處優，這樣的背景展示越多越深入就越在暗示家庭背景與事件發生存在的聯系，本扮演支使者角色的家境在其中的“戲份”越來越重要。

（二）大膽定性

定性也是一種慣用手段，鳳凰網除了集納了大量的資訊動態外，評論也是其內容發布的重要一環，選擇什麼樣的評論發布、怎樣發布無一例外都和媒介敘事的批判立場與視角有著直接的關聯，可以說這些評論是媒介敘事策略的外在表現形式。

鳳凰網的評論多數也是轉載，但並非是機械的復制，而是會通過重新編輯的手段暗中凸顯其傳播目的。如《孫麗英：李某某案件家庭確實有很大的責任》原文刊載於《揚子晚報》，原標題為《應從李某某案中反省青少年成長環境》，改后的標題將成長環境直接縮小定位為“家庭”，用意明顯，並假借原作者之口直陳立場：家庭環境責任重大﹔而《金鐵霖談李某某事件：小時候不行大了也就不成》原文發布於中國新聞網，原標題《金鐵霖談李某某事件：要從小抓緊對孩子的教育》，重新編輯后李某某事件被定性為“不行”，而不行的原因是家庭環境太好忽視了教育。這些定性化的敘事，“支使者”的角色功能被夸大與強化，向“主角”的轉換又近了一步。

（三）創設情境

一般的敘事文本中，家境通常作為補充性、背景性的資料，指向性較弱。但“X二代”犯罪新聞的文本敘事中，“支使者”角色的“X二代”的家庭背景會從后台走到被聚焦的前台，並且隨著敘事的推進，被聚焦的程度呈現逐漸縱深化的趨勢，最后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過度，如合肥少女毀容案中，當事人父母只是普通公務員卻被塑造成“權傾一世”的形象。

文本還會通過過度渲染，不斷夸大這一角色功能的影響與作用，擴展了角色功能的外延——為新聞事件創設出了相關的情境，這樣的情境直接指向事情與其家庭背景存在緊密聯系。鳳凰網2013年2月26日以《李某某看守所中多次提父親》為題的報道，標題將李某某與其名滿天下的父親發生勾連，以此為題不禁讓人浮想聯翩。但正文中，呼應標題的隻有一處，“李某某在配合調查中，時不時還提及父親”，至於為何提及、提及目的等都語焉不詳。全文的主題也是對事件的追蹤報道，與該標題關聯度並不大。3月6日的報道《李某某覺得錢和關系能平事》則援引一位知情人的話，“李某某認為很多事情用錢可以擺平，認為用家中的關系可以擺平”。錢和關系的力量呼之欲出，言下之意正是支持者角色有足夠大的力量能來左右事情的走向。

對新聞情境有意建構對於支使者角色的轉向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情境的設立直接推動了功能轉向，使“指使者”角色“主角化”趨勢明顯，甚至直接成為被質詢的緣由。

三、轉向完成

經過上述若干手段，“支使者”角色的功能最終發生了轉向——變為抽象意義上的“主角”。這主要是指：原先的主角已演變成一個虛無的符號，真正產生影響力，對事件有決定性影響的是之前的“支使者”，即其家庭背景獨立成為一個角色產生作用。李某某事件后，“上聯：老子英雄兒好漢。下聯：兒子肇事爹道歉。橫批：姓李真好”，“小孩子都是有樣學樣的，父母經常用錢和關系為自己開路，所以小孩也肆無忌憚。”……這樣的評論體現的正是支使者力量被轉換的事實。

“X二代”成為媒介敘事的一大主題，並在敘事中倚重支使者角色功能逐漸成為這一類報道顯著的敘事特色，這樣敘事模式的敘事機制與思維模式中先在地受到了意識形態功能的內化影響，因為傳遞什麼樣的敘事聲音，凸顯什麼樣的敘事內容都離不開意識形態的建構與社會客觀情勢的關照。長期以來，權貴階級在社會圖譜中被認為等同於特權階級，權勢與金錢是能使法律作用消遁的隱性力量，“有錢能使鬼推磨”的負面形象長期使社會大眾陷於恐慌與不安全感中，這樣普遍的社會情緒渲染下，家庭背景的優越成為了歸因、歸責時不可或缺的一大元素。如此的社會情勢投射到了敘事心理層面：當像杭州胡斌開車撞人案、我爸是李剛案、李某某案等事件發生后，胡斌、李啟銘、李某某率先被貼上了“富二代”“官二代”的標簽，標榜客觀、公正的社會媒體作為敘事者開始緊盯支使者角色，試圖通過“第四權力”的行使來進行個案的追問以還原真相、規避社會不公。可以說，支使者轉向的出現是媒體在文本敘事層面上對社會現實進行的呼應。

支使者角色就這樣順勢進入了敘事視線，敘事者通過調度和支配敘事情節漸進地將家庭背景與核心事件形成勾連並不斷強化其影響力，並最終如上文所論証的那樣出現了角色功能的轉向。原本聚焦支使者角色在於對公平正義的訴求，但由於對社會整體安全感缺失過度關照，過分地聚焦與強調背離了敘事的初衷，導致了敘事誤區的出現，形成了一種新的隱喻：富二代與官二代出現問題是因為家庭背景過於富足與優越，家境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一種“原罪”。如此的敘事定調不但可能會尖銳化社會仇官仇富的矛盾，而且顯然是在將復雜事情簡單化，是對社會結構性問題“投機取巧”式的追蹤與考察，可見，如果媒體固守這樣的敘事模式將會弱化其話語的權威與嚴肅性，是對“第四權力”的消解。

（作者系：蘇州大學 鳳凰傳媒學院） 

參考文獻：

[1] 羅剛.敘事學導論[M].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

[2] 傅劍鋒.“我爸是李剛”報道的群體症候[L].南方傳媒研究,2011-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