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社會化媒體傳播學研究之現狀

摘 要：本文以2013年以前國際傳播學界關於社會化媒體的研究為研究對象，著重回顧了不同類型的社會化媒體的研究重點，認為社會化媒體已經成為傳播學領域備受關注的熱點話題，跨學科研究構成當前研究的主流。隨著社會化媒體的蓬勃發展，未來的研究應在深度和廣度上加以拓展。值得注意的是，在國際社會化媒體傳播學研究中，來自中國大陸的研究論文極少，中國大陸的研究機構亟待提高在國際社會化媒體傳播研究中的話語權。

關鍵詞：社會化媒體﹔跨學科﹔現狀

社會化媒體（social media）一詞是由Antony Mayfield在2007年首先提出的。他認為社會化媒體是一種給予用戶極大參與空間的新型在線媒體，具有參與、公開、交流、對話、社區化、連通性等六大特征，基本形式包括博客、維基、播客、論壇、社交網絡和內容社區。2008年，他在社會化媒體的基本形式中增加了微博。作為一種新興的媒體群，社會化媒體已受到研究者的極大關注，但對社會化媒體傳播學研究現狀的總結分析較少。本研究以Web of Science下的SCI-EXPANDED、SSCI、A&HCI數據庫為來源，時間跨度為1997年（這一年出現博客和社交網站）到2012年，共檢索到社會化媒體傳播學研究論文783篇。

表1 文獻的年代分布

一、蓬勃向上的研究勢頭

某一領域每年發表文章的數量變化能直觀地反映出該領域受研究者關注的情況。從表1可以看出，社會化媒體研究可分為三個階段：

2000年至2004年為第一階段，互聯網行業從泡沫中走出，社會化媒體處於緩慢發展期，發表的論文數量較少，主題相對分散，研究者重點探討了在線論壇在社會支持、公共空間和學習等領域發揮的作用。從2004年開始，博客一直是社會化媒體研究的重點，相關論文也成為博客研究中引用最多的文獻。

2005年至2009年為第二階段，社會化媒體研究初具規模，重點的研究對象為博客、優兔和社交網絡。博客成為關注重點，相關研究關鍵詞[1]包括公共輿論、危機傳播、公共關系、社區、協同行動、公民新聞、政治、可信度和話語等。優兔和社交網絡的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相對邊緣，與優兔有關的研究關鍵詞包括新媒體和民主，與社交網絡有關的研究關鍵詞包括特定網絡（ad hoc networks）和網絡2.0。其他重要的研究關鍵詞還包括信息、新聞、性別、自我、參與和競選。自2008年起，社會化媒體的概念被研究者採用。

2010年至2012年為第三階段，社會化媒體研究蓬勃發展，廣受研究者關注。博客依然是最受關注的研究對象，相關研究關鍵詞包括新聞、權力和新媒體。臉書和推特是新興的研究熱點，與臉書相關的研究關鍵詞包括青少年、朋友、社交網站，與推特相關的研究關鍵詞包括公共關系、社會網絡、生活（life）。優兔也是研究熱點，研究關鍵詞包括政治和用戶生產內容。其他重要的研究關鍵詞包括信息、新聞、參與、身份、性別、民主、公共領域、舉止。2012年新出現的熱點關鍵詞包括用戶生產內容、信息通信技術（ICTs）、動員、數字媒體和數字鴻溝。

二、跨學科研究成為主流

圖1 文獻研究方向分布

社會化媒體研究不僅受到傳播學界的關注，也成為其他學科的研究對象。檢索文獻過程中，為保証文獻全部與傳播學相關，本文設定文獻的研究方向為Communication（傳播）。由於Web of Science為文獻標記的研究方向不止一個，可以根據這些研究方向判定當前社會化媒體研究主要涉及哪些學科。通過對原始文獻研究方向的統計，得出具有多個標簽的文獻數量分布如圖1所示。這些文獻共有481篇，佔總文獻數量的61.4%，跨學科研究是當前社會化媒體研究的主流。圖中前五位分別是商業經濟學、圖書館情報學、社會學、心理學和廣播電視學，這些學科對社會化媒體的關注程度較高。其中，商業經濟學的研究重點討論社會化媒體在公共關系、廣告和管理上的運用﹔圖書館情報學的研究主要分析社會化媒體上信息的呈現、可信度等。

三、相對集中的研究主題

關鍵詞是論文主題最凝練的表述，高頻次的關鍵詞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當前研究的熱點。對原始數據中的關鍵詞進行整理和分析，得到出現次數大於25次的關鍵詞（已剔除檢索主題詞social media）。這些詞描述了社會化媒體的具體表現形式（博客、臉書、推特、優兔）、特點（因特網、傳播、媒體、在線、計算機媒介傳播、網絡、網絡2.0）及影響領域（信息、身份、新聞、參與、社區、性別、公共領域、民主、政治、舉止、認知）。

博客研究重點討論了博客作為一種新興媒介對新聞業的影響。Thurman認為博客新聞與維基新聞促使傳統媒體對其作出回應，改變了傳統媒體與新聞消費者關系[2]。Messner等人通過對《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的2059篇報道以及120個博客的內容分析，發現博客越來越成為傳統媒體報道的合法來源且比例不斷增長。同時，博客在信息來源上也嚴重依賴傳統媒體。Messner等人認為在傳統媒體和博客之間存在新聞源循環，信息在媒體間來回穿梭，相互影響議程設置[3]。Carpenter比較美國博客新聞與當地傳統媒體網絡版后發現，博客在主題、外部信息源、多媒體與互動性呈現的多樣性更加明顯，為受眾提供了更加多元的選擇[4]。

社交網站研究的重點是社會資本。Donath和boyd認為社交網站能促進弱聯系的形成與保持，因為技術使得維持這種聯系變得更簡單而又便宜[5]。Ellison等人驗証了這一假說，並提出“維持社會資本（maintained social capital）”概念，認為在線網絡工具可以在物理隔絕的情況下維持原先獲得的社會資本[6]。Chu等人對中美大學生社交網站使用的研究發現，美國大學生的連接性社會資本高於中國大學生，但在黏合性社會資本上無明顯差異[7]。Choi等人發現美韓兩國大學生的社交網站使用情況體現出文化差異。美國大學生擁有更大更鬆散的社會網絡，其中大部分屬於連接性社會資本﹔韓國大學生擁有更小更緊密的社會網絡，連接性社會資本與黏合性社會資本大致相當[8]。

推特研究的重點為公共關系。Kent等人認為，組織可以利用網絡與利益相關者進行對話溝通，並為此確立了五條原則，即界面易用、留住訪客、吸引訪客回流、提供有效的訊息和維持對話回路[9]。Rybalko認為推特上的對話溝通隻包含后四條原則，他們通過對93個世界500強企業的推特進行內容分析，發現推特上對話溝通最大的特點是對話回路，其溝通對象主要是一般聽眾。他們還根據回復次數將企業分為對話導向型與非對話導向型，研究發現對話導向型企業更常使用“留住訪客”原則，而非對話導向型企業則更常使用“吸引訪客回流”原則[10]。Lovejoy等人分析美國100家非營利組織的推特使用后發現，推特的功能主要體現在更新信息、建立社區和行動三方面[11]。Linvill等人發現，大學將推特當成面向學生的機構新聞信息源，沒有發揮其對話功能[12]。

優兔研究集中在公共領域。Antony和Thomas考察人們對奧斯卡•格蘭特被槍擊視頻的評論后，認為人們對事件各個方面的討論符合公共領域的定義。同時，人們對事件的反應和討論主題的多樣性挑戰了充滿著理想主義和理性色彩的公共領域的定義。Antony等人認為，考慮到新媒體條件下參與網絡對話的便利性，公共領域需要理性而系統的再定義（reconceptualization）[13]。Chu認為不應當混淆公共領域與公共空間（public space）這兩個概念，后者並不必然促進民主討論，並通過分析優兔上“公交叔叔”系列視頻及評論驗証了這一點[14]。

四、中國大陸的研究成果

超過一半的論文來自美國，美國在社會化媒體研究領域處於絕對領先地位。其次為英國、澳大利亞、荷蘭、中國和加拿大，所發表的論文數量均多於20篇。除荷蘭、中國外，其余國家均為英語國家。

雖然有24篇文獻的作者來自中國，但絕大多數來自香港、台灣和澳門地區，來自中國大陸研究機構的隻有3篇。

1篇發表在《新媒體與文化》，作者周翔通過內容分析法分析陳良宇被免職一事在網易博客上的呈現，發現博主們並不被動接受信息，相反他們迅速撰寫博客回應，積極參與事件的討論，對事件及政府發表不同的觀點[15]。

1篇發表於《中華傳播學刊（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作者為陳先紅和丁桂蘭，文章名為《新媒體即關系》，屬於特別評論。作者認為新媒體傳播屬於關系傳播范疇，具有電子對話（telelog，即the electronic dialogue）的特點，新媒體傳播的本質不是技術信息傳播而是對話關系傳播，對新媒體的研究須從消息傳播轉向關系傳播、從以網站為中心轉為以人為中心[16]。

1篇發表於《公眾（JAVNOST-THE PUBLIC）》，作者吳暢暢，文章由加拿大學者趙月枝改寫自中文。文章從微博文本出發，分析7•23事故發生后，以記者、律師和知識分子為主體的中產階級如何構建與塑造階級意識與主體性。作者認為，在微博上佔據主導地位的幼稚的自由主義與反中央集權口號最終遮蔽和阻礙了中產階級討論、推動中國國有體制和政治民主化具體進程的可能性[17]。

五、結論及討論

1.研究主題有很強的現實關照。研究主題來源於現實情境，對現實進行解釋和思考，用理論關照現實。以博客為例，民眾對傳統媒體既不信任又不喜歡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新聞博客的興盛。特別是在9•11事件后，保守主義者認為傳統媒體報道過於同情阿拉伯國家，於是一大批新聞博客在網絡上出現。針對此種現象，學者們開始研究新聞博客的特點、新聞博客對新聞業務的影響、新聞博客與傳統媒體的關系以及新聞博客能否成為傳統媒體的重要補充並提供不同於傳統媒體的報道，進而討論博客對民主社會的作用。

2.研究內容更趨具體、細致。研究者們開始就研究對象的具體特征進行研究，而不是籠絡地進行研究。以社交網站研究為例，研究者開始選用社交網站的某一特性進行研究，社交網站的賬號申請、用戶頭像、用戶檔案、隱私設置、留言牆、群組功能等特性都進入了研究者的視野。社交網站使用被限定為社交網站某一功能的使用，在此基礎上得出結論。具體的、針對性強的研究能使研究者避免得出大而失當的結論，增強研究結論的可信度。

3.研究方法呈現多元化特點，包括問卷調查、內容分析、訪談、實驗、個案研究、話語分析、社會網絡分析和人種志研究等方法。其中，問卷調查、內容分析、訪談、實驗和個案研究是最為常用的研究方法，部分研究者使用了多種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具體使用上，不少學者借鑒了已有的、較為成熟的研究成果，特別是來自心理學的各類量表（如生活滿意度量表、信賴他人量表、自尊量表），在此基礎上設計問卷並獲得數據。然而，多數學者研究數據的獲取方式為單次獲得，得出的結論能說明相關性，但不能說明因果關系。歷時性（longitudinal）的研究還比較少，在探討社會化媒體使用的影響上仍存在缺陷。

4.國際社會化媒體傳播研究中，來自中國大陸研究機構的論文極少，這與中國大陸社會化媒體的發展狀況和研究實力並不相稱。在783篇文章中，隻有3篇來自中國大陸的研究機構，除特別評論及由他人翻譯的文章，屬於研究性質的英文文章隻有1篇。然而，在這783篇文章中，摘要中含中國或中國人的文章卻有30篇。這一反差說明，中國大陸的研究機構需要大力提高在國際社會化媒體傳播研究中的話語權。

5.未來的社會化媒體傳播研究應在深度和廣度上進行拓展。一方面，社會化媒體的使用心理、使用習慣、影響有待更加深入的研究，社會化媒體與其他領域的結合帶來的影響尤其值得研究，如社會化媒體與健康領域、知識管理等。另一方面，新的社會化媒體形式層出不窮，社會化媒體研究須緊跟社會化媒體的發展步伐。

（作者系：南京政治學院 新聞系）

參考文獻：

[1] 本研究選擇的關鍵詞對應Web of Science的DE(Author Keywords,作者關鍵詞)和ID(Keywords Plus,關鍵詞擴展).需要說明的是,一些論文並沒有提供關鍵詞.

[2] Thurman, N. J. (2008). Forums for citizen journalists? Adoption of user generated content initiatives by online news media. New Media & Society,10(1).

[3] Messner, M., & Distaso, M. W. (2008). The source cycle. Journalism Studies,9(3).

[4] Carpenter, S. (2010). A study of content diversity in online citizen journalism and online newspaper articles. New Media & Society, 12(7).

[5] Donath, J., & boyd, d. (2004). Public displays of connection. BT Technology Journal , 22 (4).

[6] Ellison, N. B., Steinfield, C., & Lampe, C. (2007). The benefits of Facebook “friends:” Social capital and college students’ use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 site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2(4).

[7] Chu, S. C., & Choi, S. M. (2010). Social capital and self-presentation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young generations.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4).

[8] Choi, S. M., Kim, Y., Sung, Y., & Sohn, D. (2011). Bridging or Bonding?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4(1).

[9] Kent, M. L., & Taylor, M. (1998). Building dialogic relationships through the World Wide Web.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4(3).

[10] Rybalko, S., & Seltzer, T. (2010). Dialogic communication in 140 characters or less: How Fortune 500 companies engage stakeholders using Twitter.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6(4).

[11] Lovejoy, K., & Saxton, G. D. (2012). Information, Community, and Action: How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Use Social Media.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7(3), 337-353.

[12] Linvill, D. L., McGee, S. E., & Hicks, L. K. (2012).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se of Twitter: A content analysis.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8(4).

[13] Antony, M. G., & Thomas, R. J. (2010). ‘This is citizen journalism at its finest’: YouTube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Oscar Grant shooting incident. New Media & Society, 12(8).

[14] Chu, Donna (2009). Collective behavior in YouTube: a case study of ‘Bus Uncle’online videos,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3).

[15] Zhou, X. (2009). The political blogosphere in China: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blogs regarding the dismissal of Shanghai leader Chen Liangyu. New Media & Society, 11(6).

[16] Chen, X., & Ding, G. (2009). New media as relations.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3).

[17] Wu, C. (2012). Micro-blog and the Speech Act of China’s Middle Class: The 7.23 Train Accident Case. Javnost-The Public, 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