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諾的紅色中國理想

【摘要】出生於美國令斯諾對中共產生興趣不應被看作是“理所應當”。拋開斯諾研究中的革命化視角，斯諾在1936年的蘇區之行應當自有其因果邏輯，斯諾對中共的興趣是果，而其個人的性格和文化背景、物質的刺激、來華后的採訪經歷、與左翼人士的接觸等便是因。從斯諾的成長和來華后的經歷切入，檢視其對中共的興趣，將有助於我們從新聞活動自身規律的路徑梳理出這種興趣的因果聯系。

【關鍵詞】斯諾﹔紅色中國﹔動因

作為第一個採訪蘇區的西方記者，近代新聞史研究對於埃德加·斯諾的觀照多在“革命史范式”裡著力。然而，這種充滿了“革命話語”的研究無法解釋以下問題：斯諾作為土生土長的美國人，若從本身的文化和意識形態與好惡來看，對一個陌生的共產主義政權產生興趣應無可能。這種不可能在斯諾來到中國的十幾年間如何變為可能？這應當是一個饒有趣味的問題。解決這一問題需要我們擺脫傳統的“革命話語”，從斯諾的成長和來華后的個人經歷切入，以觀察其個人的生活體驗累積與精神思想的演進的方法還原斯諾對中共產生興趣的歷史細節。斯諾為什麼會來到遙遠的中國？為什麼會留下？面對當時力量尚屬弱小的邊區紅色政權，斯諾的興趣因何而生？又為何願意冒險親身探訪？這些問題需要我們換一個視角重新展開思考。

一、蘇區之行的冒險情結刺激與經濟誘因

1936年對中共控制下的蘇維埃邊區的採訪，至少在出發之前，在斯諾看來充滿了危險：“多年來關於共產黨暴行的恐怖故事層出不窮地充斥於中國那些領津貼的本國報紙和外國報紙中，在這種情況下，我在旅途中很少有什麼東西可以叫我放心的……這（去延安）要經過怎樣的冒險呢？我不知道。”﹝1﹞縱使蘇區之行看起來充滿了危險，斯諾為什麼還要堅持？相當程度上這要歸因於他個人冒險主義情結的刺激，同時還有物質方面的原因。

斯諾天性中的冒險基因首先來自家族的遺傳。斯諾的祖父霍勒斯•帕克斯•斯諾將家族的農場從肯塔基州不斷向西擴展，並在堪薩斯州溫菲爾德的主要街道上建了一家百貨商店，生活的足跡從美國中東部向西部挺進。斯諾將這段家族西進的歷史同自己年輕時對探索未知世界的渴望聯系在了一起，堪薩斯州以外的世界對於年輕的斯諾而言，意味著無限的可能和無以名狀的自由，恰如西進運動中美國人對於開拓西部邊境的想象一樣。﹝2﹞17

同時，冒險的情結又幾乎是那個時代年輕人共同擁有的一個文化烙印。斯諾出生在一個馬克•吐溫和他充滿冒險主義的故事風靡的時代裡。無論是湯姆·索亞，還是哈克貝裡·費恩，馬克·吐溫小說裡充滿傳奇意味的主人公們讓每一個男孩都做起了“馬克·吐溫夢”。斯諾正是在這樣一個充滿對冒險的想象的時代中成長起來的，有朋友甚至開玩笑說斯諾是“一邊讀著馬克·吐溫的書一邊被生下來的”﹝3﹞13。

1925年秋天，斯諾進入了密蘇裡新聞學院學習，成為“密蘇裡新聞幫”的一員。這種身份不單單代表一種新聞教育背景，還蘊含了精神與文化的傳統。這種“密蘇裡精神”首先是一種對冒險的想象和渴望。這種冒險的情結來自馬克·吐溫和他的小說的影響。幾乎所有的“密蘇裡新聞幫”分子都提到過《湯姆·索亞歷險記》對自己的影響。﹝4﹞冒險主義情結也被認為是“密蘇裡新聞幫”性格特質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物質因素的刺激是許多國內研究者往往忽視的關於斯諾冒險進入蘇區採訪的另一個潛在動機。事實上，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西方人在中國相比留在本國更加優越的生活狀態是當時相當一部分西方記者選擇來到中國的重要原因。1935年作為《紐約客》雜志中國海岸通信記者來到上海的美國女作家項美麗（Emily•Hahn）在回憶上海的生活時曾說：“在戰后的年代裡，要是我跟人說起上海的物價之便宜，他們准會說我胡說八道……1935年上海的米價在我們西方人看起來便宜得簡直好像不要錢……便宜的人力就意味著便宜的商品，諸如家具、佣工、衣料、蔬菜等等。我不再負債，相反，我在經濟上應付裕如，一大堆佣工任我挑選。”﹝5﹞

初到上海的斯諾無疑也發現了中國的這種吸引力。在上海，盡管斯諾的收入並不算太高，但卻足以“保持白人的尊嚴”，因為用很少的錢就可以享受相當舒適的生活。斯諾個人傳記的作者托馬斯·伯納德認同斯諾留在中國，很大程度上可能與物質的因素有關：“與經濟有關的因素對斯諾留在中國的確起了很大的作用，即他和妻子用不多而且不固定的收入就可以在中國過得很舒適，甚至奢華。”﹝2﹞48斯諾的第一任妻子海倫·福斯特在《我的中國歲月》中也坦率地承認經濟因素對於他們選擇留在中國的重要性：“（如果留在上海）我們的生活水平將提高許多倍……我們同上海的3808名美國人，一起在世界各地方正被‘釘在黃金的十字架’上的時候，過著王子般的生活。”﹝6﹞在中國當記者，不但可以過上舒適的生活，還能為斯諾帶來不小的財富。在1940年到1950年期間，斯諾僅從《星期六晚郵報》獲取的稿費就達到25萬美元﹝7﹞，這在當時顯然不是一筆小數目。

事實上，在中國期間，斯諾夫婦在生活上一直保持著相當高的水准，因而斯諾在金錢上也就有著比較高的要求。然而，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蕭條直接影響了斯諾當時供職的新聞聯社（Consolidated Press）的財政收入，因而從1933年開始，新聞聯社就逐漸減少了斯諾的薪水，在1933年底更是直接辭退了他。而斯諾向《紐約先驅論壇報》《芝加哥日報》等美國報紙的求職也未獲成功。因此，為了維持自己的生活，斯諾必須找到新的工作來取得收入。

1933年，出版商哈裡遜·史密斯為斯諾提供了一個賺錢的機會。他給斯諾寫信：“中國題材在這裡似乎隻有小說才有銷路，但我相信，一旦有作者寫出一部引人入勝的非小說（為何不該是你），那奇怪的禁區就會被打破。”不久，史密斯和哈斯公司（Smith ＆ Haas）就預付給斯諾750美元，約他在1934年年底寫出一本關於紅色中國或者其他主題的書。斯諾立即“很高興地收下來”，並保証年底完成初稿。﹝2﹞112斯諾個人傳記的作者托馬斯·伯納德認為：“從更世俗的意義來看，斯諾是個必須以工作謀生的記者，他確實一直在忙於財務上的安排。按照合同，他仍需完成一本書，而《紅星照耀中國》，除了其他屬性外還應是一本旅游書，一本不落俗套的旅游書，是他一直想寫的那種書。”﹝2﹞111

二、無力的社會現實：對國民黨美好期待的顛覆

斯諾並非帶著先天的成見來到中國。他來到中國之后供職的第一份報紙《密勒氏評論報》的主編本杰明•鮑威爾在政治立場上傾向於蔣和國民黨，並且鮑威爾的這種政治立場在剛開始的歲月裡影響到了斯諾對中國的看法。《密勒氏評論報》的編輯方針是堅決反共，同時堅決反帝。鮑威爾和他的報紙支持中國國民黨人提出的關於廢除不平等條約，和平歸還公共租界和其他外國租界，以及廢除治外法權的條約。同時，鮑威爾是蔣介石的熱心崇拜者並始終支持蔣，把他看作是反對舊北京政府的國民革命領袖。《斯諾傳》的作者漢密爾頓認為，在1929年前后，斯諾也和鮑威爾一樣相信，中國的美好未來掌握在國民黨人手中。那麼，這種由鮑威爾帶給斯諾的更加傾向於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政治觀點為何會在以后的歲月中發生動搖乃至被徹底顛覆？有兩點是至為重要的：一是中國“驚心動魄”的人道主義狀況，二是國民黨政府令人失望的民主表現。

斯諾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態度在他來到中國的大概五六年時間裡發生了一次顛覆性的轉變，這種態度轉變的起點，是1928-1929年斯諾沿中國8000英裡長的鐵路線進行的一次旅行報道。當火車開出北京以西的張家口，並一路向西走到了內蒙古的薩拉齊時，斯諾見到了他一生中“最驚心動魄”的一幕：“在我們訪問過的兩個城鎮裡，一年之內死掉的人約佔全部人口的一半。死人如此之多，隻能在城牆外挖一條橫溝掩埋了事，即使這樣，要找到有力氣挖溝的人也很困難。往往尸首還來不及掩埋就不翼而飛了。有的村子裡，在公開賣人肉。”國民黨政府的救災工作不但低效，蔣介石甚至還利用飢荒來達到他制衡地方實力派的目的：“中國西北地區面積比美國得克薩斯州還大。在那飢荒的歲月裡，這個地區的政權，在實際上或理論上都掌握在所謂‘模范長官’閻錫山的手中。……他有一個同盟者叫馮玉祥，也是個老軍閥，人稱‘基督徒將軍’，他在1927年的反革命事件中曾幫助過蔣介石。但是，蔣委員長這時對他們兩個人都不信任，把飢荒看作是迫使他們就范的有效武器。南京沒有給飢餓的人們送去糧食。華仲義賑會用私人捐款購得少許糧食，但政府甚至不給車皮，在運輸方面制造巨大障礙。”﹝8﹞6

斯諾被綏遠飢荒所帶來的人道主義困厄所震驚，但真正令斯諾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產生反感情緒的應該是國民黨政府在這場人道主義危機中所表現出來的不作為態度。根據美國學者肯尼斯•休梅克的研究，這種由於政府對普通人生活困境的麻木和無視而引起的對國民黨的反感情緒在大部分外國駐華記者中普遍存在，說明這並非是斯諾個人得出的結論：“使外國記者反對國民黨的，不是千千萬萬中國人在絕境中苟延殘喘，凍綏待斃這一事實……像布魯克斯·阿特金森所指出的，真正使他們不安的是國民黨政府對國民生活的‘無動於衷’、麻木不仁。”﹝9﹞

國民黨政府在推進民主與政府廉潔方面的表現，是令斯諾產生失望情緒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可援為証的是中國當時腐敗的征稅制度。廣州是國民革命的起點，但在斯諾眼裡，這座城市卻無法被稱作“國民黨民主的櫥窗”，因為這裡存在著層層盤剝的畸形征稅制度：“這裡收稅員的職務都被私人集團接過去了。……費館稅的征收特許權是以每年60萬美元包出去的，但是餐館的老板們抗議說，私人集團獲取的利潤是這個數字的200%。”一位名叫G·曼德華·萊昂的美國年輕律師告訴斯諾：“私人集團要取得某項征稅特許權就要參加投標，但是，光靠競爭還不行。他們得先向官員和軍人行賄，才能有得標的把握。自然，取得征稅壟斷權的人會千方百計把行賄的費用從納稅人身上榨取回來。”﹝8﹞43

在中國各地的實地採訪讓斯諾目睹了蔣介石及其領導下的國民黨政府在改善國民生活和民主建設上的糟糕表現，這一經歷在斯諾的思想層面產生的觸動是讓斯諾漸漸拋棄了將中國的希望寄托在蔣介石和國民黨身上的想法。斯諾認為蔣是一個能力平庸的獨裁者，“國民黨要真正使中國得以改變，還有很多路要走。蔣介石似乎不能迅速地改變中國的一切，他在制止西北地區軍閥的長年混戰方面束手無策，卻‘在破壞鐵路，在使北方的山西和吉林陷於貧困方面獲得成功，以致這些救濟的通道被關閉’”﹝3﹞15。

對蔣介石和國民黨失去信心的斯諾轉而去尋找可能的新的希望。斯諾是一個有比較強烈的救世主情懷的人，他希望在中國可以出現一個林肯式的人物。而毛澤東恰是斯諾眼中中國革命可能的“救世主”：“國民黨政府不可能實現這一任務。……當年太平軍信仰的是耶穌基督的兄弟、與耶穌地位相當的人所宣揚的信條，而他們的子孫所需要的是一個能創立一種東方派的新信仰的人。當我后來與這位新救世主——他的名字叫毛澤東——結識之后，我的命運便與這一事實聯結在了一起。”﹝8﹞25

三、從魯迅到宋慶齡：斯諾思想中的左翼傾向從何而來

斯諾對中共興趣的思想基礎是復雜的，其中既有人道主義的刺激和對國民黨政府在施政能力方面的失望，也有反殖民主義的民族解放與左翼思想的影響。對殖民主義的厭惡感和民族解放的思想，源自斯諾對越南、緬甸和印度等亞洲殖民地國家的訪問，而左翼思想也在這一時期開始對斯諾產生影響。並且隨著斯諾同宋慶齡和魯迅的接觸交流，其在思想上的“左傾”變得日益明顯。

在印度，斯諾見到了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精神領袖甘地，同時，正是在印度期間，斯諾與馬克思主義發生了第一次親身接觸。除了民族獨立和自由方面的信仰，甘地對斯諾的影響其實並不大，他不相信甘地“用手搖紡車取代機器是可能的”這一信念，並且擔心甘地的主張會為日本人開辟印度的布匹市場提供機會。

真正對斯諾產生影響的是他在印度看到的底層人的生活現狀和馬克思主義思想之間產生的碰撞。斯諾接觸馬克思主義思想是通過一個叫蘇哈西尼的印度女共產黨員。蘇哈西尼帶斯諾喬裝混入孟買的工廠區，在那裡，斯諾發現印度普通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十分惡劣：“孟買有成千上萬的工人居住在通風不良、窄小的房子裡。露天的溝形廁所貫穿陰暗的通道，赤身裸體的孩子們就在通道裡玩耍。工人們工資微薄，難得一飽，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得肺結核和其他疾病的甚多。”﹝8﹞92

印度勞工階層惡劣的生活現狀有助於斯諾理解馬克思在《資本論》裡關於早期機器“文明”剝削理論的依據。馬克思主義對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商業剝削本質的解釋，為斯諾提供了關於反殖民主義和民族解放方面的新詞匯。通過印度，斯諾發現了一個反抗中的亞洲的全貌，這將大大有助於他對中國的了解。從民族解放和獨立的角度，斯諾發現了中國和印度在某些方面的共同點：“使這兩個國家具有共同之處的，也就是在歷史上使他們對西方連續不斷的統治構成最強有力挑戰的倒並不是共產主義或其他任何意識形態或宗教，而是佔這兩個國家人口大多數的飢餓的沒有文化的農民、落后貪婪的地主階級和自尊心受了傷害的知識分子。他們是歷史悠久文明的繼承者，卻又有自卑感，因為在科學技術、農業和工業經濟現代化方面，他們整整落后了一個世紀，他們為彌補這一驚人差距的捷徑所做的努力，以及全民族的巨大決心：把歐洲帝國主義永遠從他們的家園中驅逐出去。”﹝8﹞83

對左翼思想更進一步的接觸發生在他與魯迅和宋慶齡的交往過程中。斯諾說魯迅是教他“懂得中國的一把鑰匙”。兩人的交往主要是因為《活的中國》的編輯工作。《活的中國》是斯諾和第一任妻子海倫·福斯特翻譯的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集，包括魯迅和其他左翼作家，比如柔石、茅盾、丁玲、巴金和郭沫若等人的作品。由於入選的作品通常都是一些“揭露性的、譴責性的、描述中國社會現實的作品”，斯諾很快發現，研究中國人為自己寫的作品是了解中國社會的一條捷徑。通過《活的中國》，斯諾發現了“中國文學中現代反抗精神和同情心的最初証據，也是要求最廣泛的社會公平的証據，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確認‘平民百姓’的重要性”﹝8﹞159。

相比魯迅，斯諾與宋慶齡的交往，時間更長，更為深入，也更加重要，因為其直接促成了斯諾之后對紅色蘇區的訪問。撇開宋慶齡在斯諾赴蘇區訪問這件事中究竟扮演了怎樣關鍵的角色不論，宋慶齡對斯諾在精神層面和對中國的看法問題上的影響極大，以至於斯諾認為，與宋慶齡的私人交往甚至比報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一槍”之類的事來得更為重要。

斯諾對宋慶齡非常信任，宋慶齡的個人魅力和孫中山遺孀的身份無疑是重要原因，“我從未遇到一位像孫夫人那樣能使人鼓舞並迅速讓人信任和感動的人了”﹝3﹞33，認為她是“尚未完成的革命”的良知和恆久的良心。斯諾並不是宋慶齡所在的左翼圈子裡的一分子，但斯諾接受了宋慶齡對於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的很多看法，比如宋慶齡曾把蔣介石看作是“民族的災星”，她告訴斯諾：“在國民黨統治下，稅收已經變成了一種掠奪。學校數量在減少，文盲實際上增多了。‘帝制’建立以來，教育已經下降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了。飢荒遍布，重建國家的工作簡直沒有開始。”﹝3﹞32相比於已經奄奄一息並且最終無可避免地走向消亡的國民黨政權，中共則是“中國唯一一個繼承了孫中山未竟革命事業的革命力量，並將最終統一中國”﹝2﹞48。

然而，當時斯諾面臨的事實是，中共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受到了國民黨政府嚴密的信息封鎖，關於這個宋慶齡口中“唯一一個繼承了孫中山未竟革命事業的革命力量，並將最終統一中國”的中國革命新的希望，斯諾能夠從當時公開出版的報紙上得到的信息看上去全是消極負面的，多有令人匪夷所思之描繪，比如張季鸞先生在《西北紀聞》中所載：“共黨以人血涂馬首，而塞杜馬鼻，馬呼吸困難，張口狂奔，當者披靡，一時雖有馬吃人之謠。”中共黨人究竟是怎樣的一群人？是否真如國民黨所宣傳的那般只是“土匪流寇”，並且在國民黨追剿之下已氣數將近？斯諾從公開的渠道所得到的關於中共的信息與他從宋慶齡等左翼人士那裡聽到的對中共的褒揚反差實在太大。對於一個信奉“眼見為實”的密蘇裡人而言，如果不冒險進入蘇區一探中共的實情，那麼輕易相信對中共的兩種截然不同描繪中的任何一種，都是不能允許和接受的。